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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底下’的法兰西

1991-01-01

青年文摘·上半月 1991年12期
关键词:法郎桌子巴黎

段 潮

走在巴黎街头,每天都能听到新的丑闻爆出:有些党派为了广开财源而开设专门搞诈骗的皮包公司、不少议会当选者从非法获取的黑钱里大发横财,球星与商人们不顾公德营私舞弊……奇怪的是,舆论界对此并没有表示出强烈的愤慨,反而摆出司空见惯的态度。这种被称之为“轻度的腐败现象”,目前正越来越广泛地向社会各个角落渗透蔓延。由于人们在“桌子底下”不是“付出”即是“索取”,所以小费与贿赂之间似乎已不存在本质的区别了。

《观点》杂志在把每日“桌子底下”内幕曝光的同时,专门找了几个部门作了专题调查。尽管涉及范围远远不够全面,但管中窥豹,终究能看出法兰西大千世界中令人遗憾的侧面。

政府官员四处伸手的游侠骑士

无论是税务检查员还是机场贵宾室的海关工作人员,外表都显得仪表堂堂、正气凛然。不过,走私作弊者的供词却道出了他们见不得人的隐私。

巴黎14区的首席税务员皮埃尔·科斯塔于1990年夏天受到审判,罪名是执行公务时做手脚。有个名叫让·蒂克西耶的公司代理被查出欠缴26万法郎的税款,在税务局办公室,表情神秘的科斯塔悄悄地告诉他,按规定处置的25%罚金可通融到10%,条件是拿出5000法郎现金打点一下关节,谁知老谋深算的蒂克西耶竟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税务员的话录了音。10天后他准时赴约,将装有5000法郎现金的信封递了过去。转瞬之间,警察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科斯塔口袋里的脏款尚未捂热就被连锅端走。

事实上,对于收入不丰的公职人员来讲,关键的工作岗位很容易引起他们以权谋私的欲望。一位经常在戴高乐机场海关办理货物过境的代理商说:“如果哪一次不让分管货物检查的海关人员雁过拔毛的话,以后他非找茬把你的商品扣下来不可。”

1987年,官方公开宣布的违纪事件有5855起,其中152名国家公职人员被撤职,95人受到6个月至2年的察看处分。另外,每年有百起左右案件送交司法机关处理。很多法国人爱在“桌子底下”玩鬼名堂,尤其是在地方分权旗帜庇护下的外省公职人员,他们自恃天高皇帝远,没少让人往口袋里塞“小意思”。其中,审批“建筑许可证”就是个财源滚滚的肥缺。当办事员的嘴里轻飘飘地冒出一句“你的问题好解决”,那则意味着“送一个装有500至1000法郎的信封来”。这种寓意双关的话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解释,若非轻车驾熟,一般还猜不出其真正的内涵。

房地产业备受青睐的风水宝地

业主、公证人、事务所、房客、看门人、市政府……每个环节都存在着索取黑钱和投机取巧的问题,这种现象已制度化了。

“开始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没想到……”达尼埃尔在办公室里长吁短叹地述说着。他已经为购买一套新住房签了字,15万法郎在公证人的眼皮底下从买主手里转到卖主手里,这本是“桌子底下”房地产交易中的传统作法。买主可以少交登记注册费,卖主也能减少增值税和继承税的支出,不过一个意料不到的插曲改变了故事的情节。公证人借口“文件中有一定的复杂性”,突然提出酬金增加1万法郎现款的要求。很明显,他想在“桌子底下”的交易中提高个人分成的比例。达尼埃尔生怕秘密泄露出去影响声誉,只好吃哑巴亏让人家宰一刀。类似他这样想占便宜反遭算计的例子不仅在巴黎,就是在里昂、斯特拉斯堡也屡见不鲜。

由于大城市里的住房日趋紧张,倘若不向公寓看门人塞个红包,不越过租房办事处和众多竞争对象直接找到房东,那么一套条件不错的4居室住房很有可能会失之交臂。有的房东觉得只提高房租仍不过瘾,还想方设法地巧立名目诱骗新房客多交钱。妇女公民社会联合会最近披露了巴黎16区某房东头一个月就多收新房客6万法郎的消息。住房总联合会的官员曾表示过:“从表面上看总是没有什么问题,以致我们很少能听到表示不满的申诉之词。”面一位巴黎市民却说:“有人暗示我,如能拿出1.2万法郎,我梦寐以求的那套3居室住房便会毫无问题地非本人莫属,倘若以支票结算也行,但是金额须翻一倍。”

医疗卫生手术台前的巧取豪夺

既然医生和患者都明白,金银财宝买不来健康的身体,那么在开刀之前适当增加一笔额外开支也被视作天经地义。

“说到底,亲爱的先生,千金易得而眼疾难医啊。”这是巴黎第15区眼科医院大夫在手术前向63岁的莫里斯索取9000法郎的附加费时说出的话。患者本不愿在经济上再挨一刀,但是经不住丈夫的反复动员,只好接受了“桌子底下”的交易。这位“救死扶伤”的大夫做生意根本不用担风险。因为处在弱者地位的患者是很难讨价还价的。以莫里斯先生为例,他可不想得罪医生使手术出现什么差错,更何况3个月之后,他的另一只眼睛还要在该医院治疗呢!

想要打碎这堵恐惧与缄默的高墙殊属困难。在南锡市,医院工会与消费者联合会汇集了30多例申诉材料,才于去年6月20日将莱尔米特指控为犯了敲诈勒索罪。这位南锡医疗中心沁尿科医生经常对求医心切的患者说:“你的病需要手术,但是我非常忙,预约的队伍早已排到6个月以后去了,要是想不耽误你的病,恐怕得多少增加一点额外开支。”还有一位1988年接受这个医生治疗的患者多付了5000法郎,事后他回忆道:“莱尔米特教授明确表示,如果让他某一位助手主刀的话,不用交任何附加费,但丑话在先,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

对此现象,医生也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昂热的一个麻醉师说:“一部分医生额外乱收费影响不好,追本求源根子在于腐败的体制。很多医院有规定,外科医生受聘时须答应一项先决条件:将诊费的收入上交30%,再加上税务机关也把眼睛瞪得大大地盯住医院不放,这就难怪医生们一切向钱看。”另一个里昂的外科大夫说:“早在几年前,我们和门诊大夫之间就有过君子协定,他们那儿只要有开刀的病人就推荐到我这里来。到了年底,我从患者送来的好处费里提取一部分送给他们作回报。倘若我不遵守规则、无疑自断财路,他们不会再送人过来的。”

法国最高法院的亨利·吉罗博士坚信,只要从体制上设立专门受理对医生腐败行为提出诉讼的预审法官,社会保险的巨额赤字就会大大减少。南锡市目前的情况证实了他的判断。不过,问题是当局真能在各行各业都安插上法官们明察秋毫的眼睛吗?

(钟文摘自《世界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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