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芳

《今日心理学》杂志最近做了一次“美国人的希望与恐惧”的调查，这是他们继1964年和1974年两次调查后进行的一次跟踪调查。

就恐惧来说，情况已有很大的变化。1964年我们最害怕的战争，1981年我们主要害怕的是“生活水平的下降”，战争已退居第三。

1964年调查时，美国人第二项最为害怕的是“家人生病”。1981年，可能是由于“自我”的一代的影响，答卷所说的第二项最为害怕的已是“自己生病”。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夹着《今日心理学》杂志来到一个大型集会场所，想调查一下华盛顿的人究竟怕什么。

下面是几则较引人注目的回答。

一位律师告诉我:“我害怕在哪次宴会上坐在桑德拉·奥康纳身边，我会问她:‘你丈夫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最大的恐惧是，”我的一位朋友说，“怕我被邀请去白宫赴宴，而不慎打破了南希·里根的价值千元的名贵菜盘。”

一位政府助理说:“不公开吗?我怕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应允私人企业露天开采白宫的玫瑰园。”

一位众议员说:“我个人最害怕的是有人要向我捐赠5万美元的竞选经费，我将拒绝，因为我怕是联邦调查局设下的阿拉伯式圈套，可后来我又发现是合法捐赠。”

一位女士告诉我:“我常被这样一个恶梦所缠扰，即在一次葬礼上我将坐在副总统身边，并问他:“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说:“我怕得要命的是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国务卿的电话，他要我设法证明我们要拯救萨尔瓦多的唯一办法是援助他们一个预警飞机编队。”

“我的恐惧是，”一位民主党参议员说，“我们要赢回参议院的多数席位，但而后到底该干些什么我们却不知道。”

“我害怕，”一位劳工部的朋友说，“随着新的预算削减，全国各地的失业办公室都会被改用为民用公寓。”

一位经纪人说:“我担心道·琼股票降到平均500点后，总统会砸毁华尔街的所有建筑物，在这里部署MX导弹系统。

一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我最怕的是我写一系列关于反对堕胎争取胎儿生存权利运动的文章，之后他们就要杀死我。”

有人问我最怕的是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我与反对女权主义派的女领袖菲利丝·施拉夫利一起困在一个电梯里达四个小时，而只有我们中的一个能够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