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　君

《中国古代文论类编》可以看作古代文论的一个大工程。从体例看，编者把中国古代文论分为创作论、文源论、因革论、鉴赏论、作家论等六编。其中创作论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这既符合中国古代文论的实际情况，也符合重视文艺内部规律研究的时代潮流。这六编构成了古代文论的基本框架。我以为这种类编的形式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一目了然地把握古代文论的整体格局；二是便于专题研究。特别是古代文论中有民族特色的一些范畴，像意境、趣味、文气、风骨等，把有关的论述汇聚在一起，为深入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

本书基本上是语录体，没有注释，但在每一部分前面都有二、三千字的说明，对该部分的内容作简要的评述，并对一些意义比较模糊的概念如文气、风骨等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追溯其源流，这对于在古文论领域涉足未深的读者是有帮助的。编者的观点集中体现在对古文论的评价上。应当承认，这些评价大都是比较精当的。如在比较“言志说”、“感情说”与“性情说”时指出，“言志说”往往更多地注重思想——儒家思想，对感情的强调没有“感情说”那样强烈，而“感情说”光讲感情忽视思想，又带有片面性。“性情说”在理论上更完善一些。因为“性情”的内涵，不仅包括思想，还包括感情以及气质、禀性等。这种评论对读者是有启发的。又如“创作论”之二的“说明”中，编者论述了有关“文与道”的问题，指出道学家用“道”排斥感情，用“道”否定“文”，是“愚妄和偏见”，“是扼杀文艺的荒谬理论”，而古文家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等等，不仅没有排斥感情，还很重视文辞，则是颇有“可取之处”。这种说明就不只是对资料的简单评价，而是有所分析批判了。又如编者引袁枚“诗者，人之性情也。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后，指出“这种非功利的纯艺术观点，颇有点离经叛道色彩，在当时不啻空谷足音”，“就其冲破儒家的思想标准来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种评价无疑是中肯的。但编者又认为古文家“主张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而又把思想性放在第一位的，人数最多，也最有道理”。这种看法却值得斟酌，当然，编者完全可以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

(《中国古代文论类编》，林英编，海峡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六月第一版，<上>10.50元；<下>8.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