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中原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提出一个很有份量的报告：《生存与发展》，现在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正如周光召院长在书前所说的，“这篇报告读来也许很不轻松，给人一种忧患和危机的感觉”，但是“报告的用意并不是消极的，而是引导人们用更加科学的、理性的眼光去看待国情，看待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事业，看待中国未来的发展，并唤起民众的危机感和责任感，为振兴中华长期艰苦奋斗。”

因此，这是一本值得每个关心国事的人一读之书。

书中首先展示了摆在我们和子孙后代面前的四大困境：

困境之一：人口增长三大高峰相继来临、彼此叠加，就业、福利、教育负担空前沉重。

人口膨胀早已困扰着中国。解放以来我国人口已由五点四亿(一九四九年)上升到十一亿(一九八八年)，目前正处于我国有史以来基数最大、增幅最高的人口剧增特大台阶的中点，即使从现在起就严格控制，总人口在二OOO年也将突破十三亿。若考虑人口老化，问题就更为严重。到下世纪二十——四十年代，我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人口三大高峰：总人口在二O二O——二O三O年将达到十五亿，劳动年龄人口在二O二O年达到十亿，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口在二O四O年将高达三亿以上。这种局面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历史上也属罕见。

人口三大增长高峰的交织，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压力极其广泛而深远。首先是就业压力和提高效率形成尖锐矛盾。大量的“在职失业”尚待解决，新增劳动人口又会形成潜在失业大军。农村非农产业和城市产业吸纳剩余农村劳力的能力若不提高，改革和发展势将面临失业激增的威胁。其次，老龄化社会面临着社会福利开支的不堪重负。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的经济实力之薄弱、老年人口规模之大、老龄化速度之快，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若无一个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经济社会代价将是惨重的。最后，低素质的人口群将使教育负担空前繁重。我国目前总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文盲半文盲却占世界四分之一以上，况且这部分人口还在大量产生。如不及早采取有效的教育措施，在人口激增洪流中膨胀起来的低素质人口群，必将恶化我国的人力资本状况，这对于世纪之交的国际竞争和现代化赶超过程，只会成为拖后腿的因素，对其严重性若到时再意识到，恐怕为时过晚。

困境之二：农业资源日趋紧张，接近承载极限。

在巨大的人口总量面前，中国各种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显得相当微小。我国自然资源总量虽不算少，但人均占有耕地、林地、草地和水资源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未来三四十年间，由于人口将净增四个亿，即使有些自然资源绝对量可望增加，人均占有量仍然是下降趋势。例如天然草地，到二OOO年——二O二O年，总量可由目前的四十三亿亩增加到四十八——五十亿亩，但人均占有量却要从四点一亩降至三点七五——三点九一亩。不用说，那些绝对量会下降的自然资源，其相对量当然更会是下降的命运了，耕地和水资源就是如此。届时，耕地人均占有量将由二亩降至一点四六亩和一点二七亩，水资源人均占有量由二千六百立方米降为二千二百立方米，总缺水量将达四百八十——一千零六十亿立方米。耕地危机和水资源危机构成中国自然资源最突出的两大危机。

人口增多，耕地减少，局部地区和一些城市供水不足，是我国人口与自然资源矛盾的基本格局。除了总人口的增长外，由于经济增长进入高速阶段，对资源的需求量和消费量迅速增大，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日趋尖锐，许多地区仍在超量消耗本已不堪重负的资源，致使有限的资源在相当长时间内超负荷地承载庞大的人口。按照土地资源的潜在自然生产力(包括粮食在内的年生物生产量)和温饱标准计算，其理论上的最大人口承载能力为十五——十六亿人，若严格控制人口，这一极限可能在二O三O年被突破；若目前人口发展势头不减，就要提前十五年突破土地资源的承载极限了。

困境之三：环境污染迅速蔓延，生态平衡日趋恶化。

国情分析小组无意简单重复一般认识水平上的环境污染问题，而是以科学家的敏锐眼光，对危及中华民族未来生存与发展基础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发出警告。他们对我国生态环境现状得出了如下基本判断：先天不足，并非优越；后天失调，人为破坏；退化污染，兼而有之；局部改善，整体恶化；治理赶不上破坏，环境质量每况愈下。我们以中国历史上最严峻的生态环境，负担着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人口和最耗费资源的活动能力，大自然许多生态系统的平衡岌岌可危，已直接威胁着当今和后世的生存条件，并有可能演化成下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最主要危机之一。

困境之四：粮食需求迅速扩张，粮食增产举步维艰。

推动粮食总需求增长的巨大压力，无疑首先来自总人口的持续增长；此外，跨越温饱阶段向小康水平过渡，人均农副产品需求不可抑制地迅速扩张，也是一个强大的刺激因素。据预测，二OOO年人均粮食需求量将达到五百公斤，二O二O年将上升为六百公斤。面对强劲的需求增长势头，粮食增长前景却未可乐观。耕地逐年下降，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度减少；灌溉面积有减无增，供水不足在拖后腿；增施化肥的效果逐年衰减；农村劳动力充裕，但对资源和资本的替代作用越来越小；农民资金积累水平低下，农业投入明显不足，粮食增产后劲乏力。如此这般，从多方面制约着粮食持续增产的可能性。专家们预计，1990年达到粮食增产的第一个台阶——四千五百亿公斤的目标基本落空，二OOO年登上粮食增产的第二个台阶——五千亿公斤的抱负也将困难重重。今后三十——四十年，中国粮食市场将长期困扰于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紧张状态。

以上四方面的困境，从严重程度上看是前所未有的，从复杂程度上看是多重矛盾交织而成的。其中农业自然资源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粮食供求的基本格局和未来增产可能性，是决定未来时期中国人口总规模的最关键的制约因素，也是决定中国现代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最基本的制约因素。无论人们多么不情愿，这些比任何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遇问题都要深刻、复杂而严峻的困境，总是人们继承的历史遗产和自身实践的结果，它们构成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客观约束条件。本书指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起飞时间和资源条件是被严格限定的。在三大人口高峰相继来临之前的三十——四十年，是中华民族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时期；相对贫乏、潜力有限、余地狭小的农业资源是可供至少十五亿人口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历史与未来留给我们及后代的回旋余地是狭小的，调整时间是短暂的，基础条件是苛刻的，发展机会是最后的。这里，重要的是，我们对于中国国情的危机与困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约束条件的认识程度，以往我们对此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因而急性病、速胜论几乎成了总是困扰经济发展过程的最大障碍。《生存与发展》严肃地指出，我们以往的经济发展战略，往往失误于三个过高：过高地估计经济发展的形势和有利条件，过高地提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要求，过高地估计处理困境和危机的能力。在经济发展高指标、高速度、消费增长高期望、急受益、改革带来高机会、低风险的种种错误认识影响下，经济增长过热，投资、消费需求屡屡膨胀，物价上涨急如脱缰野马，更为使人不安的是，享乐主义、安乐感也同时在社会生活中迅速蔓延，腐败现象趁势急剧扩散，结果，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又有相当多的部分被消耗在享乐主义的挥霍中，被侵吞到腐败分子的贪婪胃口里。一方面，我们的教育事业急待发展；我们的基础产业和民族工业急待振兴，紧缺；我们的老、少、边、穷地区急待脱贫致富，数千万人的温饱问题急待解决，另一方面，却是耗费巨额外汇和大量紧缺物资的豪华楼堂馆所拔地而起；花费数倍于国内汽车工业总投资的上百亿美元，使外国汽车尤其是豪华型小汽车铺天盖地涌进国门；把稀缺的铝资源大批地用于生产一次性消费的易拉罐；甚至在某些地方，越是贫困的地区越要用紧缺的资金配备豪华小轿车，越要修建现代设备一应俱全的招待所、办公楼和私人官邸；在国民消费水平和需求层次仍呈现明显低收入特征时，却不惜数十万硬通货举办超豪华的外国时装表演……

我们囊中羞涩，资金紧缺，资源稀少，人口庞大，在当今世界，以我国的社会制度，只有客观地承认自己的现实，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才有助于寻找正确的出路。

国情分析小组在分析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若干制约因素后，提出了我国今后的长期发展模式——非传统的现代化道路。这种非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其主要思想是说，我们今后几十年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应以控制人口、节省资源、适度消费为基点。在很长的时间视野内，非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意味着建立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运行体系；保证社会效益和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适用技术体系；促进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更加开放的贸易与非贸易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并且要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这种发展模式的资源消耗和生活消费特点是，在本世纪内和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均各类主要资源的消费水平大体保持目前的水平或略有提高，并在此数量约束下调整结构，改善质量。在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应保持较高的积累和适度的消费。

用具体的数字表示，今后我国的消费水平将长期处于这样的低水平：一是较低的食物消费水平，人均粮食四百公斤(1986年为396.5公斤)，膳食结构仍以植物型食品为主；二是较低的能源消耗水平，人均耗能一千公斤标准煤，人均每月生活用电二十度；三是较低的住房水平，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十——十五平方米，乡村人均居住面积十五——二十平方米；四是发展以自行车、公共交通为主的居民交通运输体系，而不是普及私人小汽车；五是发展公共娱乐设施，而不是提倡私人别墅和空调等等。

这当然不是理想模式，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已经或大体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是以高度消耗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和高消费来支撑其经济高速增长，靠大量输入外部资源和瓜分世界市场来实现经济起飞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和机会，也没有社会制度上的必然冲动，例如靠血与火的方式积累资本之类，又鉴于我们的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开发利用资源的能力不足，资源和人口的矛盾尖锐，我们既无条件与欧美日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相攀比，也无能力模仿港澳台地区同胞的消费模式，我们只能另寻他途。假如有一天我们有条件、有能力了，是否就不走非传统的现代化道路了？也不尽然。人类要珍惜自己生存的这个星球，沿着节省资源、适度消费的路子才可能越走越宽广，要不然，就该走进死胡同了。值得提一笔的是，我们倒是应该好好学学发达国家在生产上的低能耗本领，且不说达到日本、法国的水平(它们一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所耗能源只及我国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若能达到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我们就能使国民生产总值在现有能源产量基础上翻一番。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是，由于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受到人口、资源、能源、粮食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困境的约束，我们的改革和发展任务还极其艰巨。因此，专家们指出，在今后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基本国策应当是：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较高积累，适度消费；普及教育，发展科技，推尚文明；节省资源，保护环境；改革开放，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长期奋斗。这些基本国策不应受到形势变化、体制变革、战略调整和人事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只要我们继续实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方针；不犯类似于“大跃进”的重大战略失误，不导致大的经济波动；不再重演“文革”那样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能够有效地控制人口总量；不发生特大的全局性的自然灾害；不爆发大规模的外国入侵战争，不卷入他国的军事对抗；那么，中国从现在起，有可能进入现代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由人均GNP三百美元向一千七百美元过渡，这一阶段被认为是一九八O——二O二O年。如果这一阶段过渡得比较成功，报告预测二O二O——二O五O年中国将进入现代经济稳定增长阶段，国民生产总值以百分之四——五的速度稳定增长，到二O五O年国力超过苏联，成为仅排在美、日之后的世界第三位，人均GNP可望达到三千八百美元。不过，与届时下中等收入国家四千三百五十美元的水平相比，中国的成就仍然是不能盲目乐观的。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在报告最后部分，还从自然资源、劳动力、农业投入、农业科技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农村长期发展的潜力，探讨了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资金条件、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并且强调，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又必须率先进行自身的改革，根除腐败，才能有效地领导现代化进程。此外，专家们提醒决策者注意，在迅速扩大农民独立性和自主权的同时，要防止和克服相伴而生的破坏力量。

这份国情研究报告本着告民以实情、晓众以大义的良苦用心，向人们展示了困境与危机，也向人们描绘了谨慎乐观的前景。我想，读完这本小册子之后，人们会同意报告的这一结论：中华民族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出路所在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和加速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比较顺利地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和结构变动，坚持不懈地严格控制总人口规模，尽早尽快地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有效地保持动员、控制、协调全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的能力，创造使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条件，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提供必要的规则、制度和组织保证，有步骤地、大规模地、全方面地卷入国际市场，积极开拓出口创汇和输入资源的各种途径，加强国际竞争能力。

中国现代化的最深厚伟力来源于民众的理解、支持和实践，一旦千千万万人民大众认清了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多重困境，牢固地树立起民族危机意识，振奋起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华民族在下一世纪的复兴是大有希望的。

(《生存与发展》，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胡鞍钢、王毅执笔，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月版，〔平〕3.50元，〔精〕5.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