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

新年到了，照例该给朋友们寄去贺卡，每到此时，我总是要经历一番“斗争”。给不给他寄呢？那个满头卷发的伙子？去年到沈阳讲课的时候，返京的火车就要开了，他急匆匆地从窗口递上来一兜鲜桔，还把我丢下去的钱又扔回到车上来……噢，还有他，每次要骑车两个小时来听课的旁听生，第一次下课就和我辩论，我们大声嚷嚷，像是在马路上吵架。课结束后，他又等在吵架的那条路上向我道别。

可是，他们的名字我一个也记不清了，我也许问过，也许根本就没问过。我知道自己不会刻意去问对方的名字，我和他（们）的交情只限于这一刻。

我不公平么？我不敢肯定。心情好的时候，晚间在轻柔的灯下，我总是一遍遍回忆起接受陌生人帮助的细节，它们叫我倍感温暖，不断体味到“爱心”的含义。我喜欢把这些琐事讲给朋友们听，从不掩饰对那些陌生人的好感。只是这些好感从来不会传达到陌生人那里去，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好感，因为他们往往都是男性。

这不是怕他们。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仗着自己高个儿，我还冒充过男孩送女同学夜路回家；上大学的时候，晚上看电影归来，我曾英勇地翻跳过学校的围墙；甚至还有一次在街上遇到几个无事生非的纠缠者，我居然还壮着胆子突然停步，转过身来直盯着他们，吓得那几位张惶而逃……

这也不是烦他们。我不喜欢女性沙文主义者，从不轻视男性，相反，倒对那些为一两次婚恋失败就死死认定天下男人都坏的女人抱有成见。可不是么？运气是个人的，眼力是个人的，不答应的权利也是个人的，没有好好使用它们又能怨谁呢？

这更不是端架子。我相貌平平，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特征，从来与“校花”、“公主”、“天鹅”之类无缘，不好打扮在单位也是出名的，为此还常有同事送来好意的开导。没有端架子的资本还有什么可傲的呢？

可是我分明在回避男人，理由是，一个好女人最重要的行为规范该是正派。可是，正派和爱心是什么关系？正派的限度究竟在哪儿？即使现在明确告诉我为正派划线的主权在我个人，我也没有这个能力。

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起接受“正派”这个观念的，但我知道，这一定很早，早在我能识别正派与不正派之前。上小学时，班上一个小光头写给一个女生的“情书”不知被什么人捡到，这件事立时便成了本学期激动人心的特号新闻，老师批评，同学帮助，可怜那小女孩稀里糊涂就成了众矢之的，罪犯似的被一届届新生指指点点，一直臭到被人们忘却为止。这件事给我上了一堂教育课：女孩子，不正派毋宁死！在那个年龄，我得出了这个结论。

不想，“结论”变成了观念，从此便不肯改变了。升到初中，同桌是一个瘦高的男孩我整日坐得端端，目不斜视，走路低头，从不逾越桌上自划的“三八线”。然而有一天，我的坐位里多了一个纸包，里面一个黄色小瓶里装着油脂一样的东西，纸包上写着：

“同桌：你的手冻得不轻，试试我爸爸发明的

新药，早晚各涂一次”。

你能猜到，这条子带给我的不是温暖而是紧张，我赶快把那小瓶子放回到他位子里去了。第二天，它又出现在我的坐位里，当然我还是放回去，第三天又回来了，再坚决地放回来……几个回合之后，小瓶子不再回来，一直呆在他的位子里，任岁月蒙上尘土。10多年过去了，也许它现在还在母校某一个课桌的深处。

上高中换了学校，同桌的还是男生。一次自习课，我去开会，回来时已经放学，铅笔盒里有张条子：

“数学老师自习课留了作业，书38页1、2、3题

全做，明天上课检查。”

看字迹，是同桌所为。就这样，两年同学，他写了无数张这样的条子放到我的笔盒里，使我从未在检查课上出丑。可是到毕业分手，我没有对他说一个“谢”字，我们仍旧像不认识一样各走各的人生。

放暑假了，我一人回老家去看外婆，下火车没见外公来接，只好向车站求助。一个长满胡子的工人推上自行车，利索地捆好我的行李，回头道：“喂，姑娘，上车吧，我推你走。”我说什么也不肯上车，宁肯远远地跟在后头走，15里山路，两个小时的沉默。到外婆家他放下东西就走，连口水也不喝，我却不懂，是什么伤害了他。

上大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位青年，我们的知识很接近，谈天说地，你争我辩，好不快活。一日，他写信来说要来看看我，见面后没出五句话，我就婉转地告诉他已经有了男朋友，怕他不信，我还拿出了照片。那青年虽极有涵养，可还是用他的不远不近、不冷不热回敬了我对他的不信任（因为他并没有非份之想，只是想聊聊）。从此，我们没有了聊天的经历。

成家了，丈夫人好，只是继续和从前喜欢的一个姑娘通信，偶尔去看看她，仅此而已。可这还是够不上我的正派标准，丈夫虽不能理解，却也不愿看到和美的小日子受烦恼侵害，渐渐地，他对她由回信稀落到有来而无往，最后干脆就成了每年一次贺年卡上的“礼节性互访”，偶尔见面，他们也不再谈天说地，不再相互打趣，连笑容都有了异样。每每此时，我总感到丈夫并不轻松，活像一只寻觅逃跑的猴子，惴惴不安。

是的，我的确维护了一个正派女子的形象，防止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但我却失去了许多，也伤害了许多。

我失去了鲜活的灵性，一切言行首先考虑是否会损害正派的形象，对男性朋友和同事，我不苟言笑，公事公办，说话呆板生硬，拒人于千里之外，叫他们摸不透，猜不着，无法靠近，只得敬而远之；

我失去了表现爱心的勇气，常常用冷漠和不信任伤害别人，而且并不感到内疚。我疏远人们，尤其是疏远男性，看到他们常有困难时绝不出面相助，除非对方是老叟或幼童；

我不相信人间有美好的感情存在，认为女人的爱心是麻烦之首，善良的爱远不及有一个正派的名声更要紧，所以我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严实的心理围墙，把来自男性的友谊拒之门外，我把这类友谊看成是达到什么另外目的的敲门砖，时刻提醒自己提防它们，“识破”它们；

我失去了纯真和善意，经常嘲笑那些轻易上当，或背上不好名声的人，对自己的复杂和理性沾沾自喜，还冠之以“成熟”的美称。我在观念上掩饰、行动上消极，只是口头上希望生活的美好，却从不以行动去创造美好。我只挑选那些不会破坏自己正派形象的对象施以我的善意，我变得功利和自私；

我备受不安的折磨，和男人交往我不安，接受了人家的帮助我不安，向我有所求我也不安，甚至给他们写一封普普通通的信，我也得仔细推敲，认真检查可千万别自找麻烦……

是不是这些提防与疏远确实为我们带来了正派的美德，因此付出这般代价是值得的？是不是人间的爱心已经太多可以随意去无视它们？冷漠，疏远，忘却，不信任和掩饰……所有这些行为是不是意味着女人的正派？我回答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