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葆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学术著作的遭遇，大致如王勃《滕王阁序》中所说：“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与以酥胸大腿为重点，以侦探杀手为中坚的所谓“大众文学精品”，完全不配相提并论。即使有幸挤进书市，也不免遭人白眼。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在混乱里面还有例外，仍然有人在庄严地工作。那种执着追求学术的精神，区别读者层次的认识，令人肃然起敬。吕思勉史学著作的整理出版，就是一项值得注意的学术文化活动，在近年金钱的激浪中未遭灭顶之灾。试向社会学家们效颦，我想称之为“吕思勉现象”。

吕思勉(一八八四——一九五七年)，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辛亥革命后曾任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编辑。一九二○年后，执教于沈阳、苏州和上海等地。从一九二六年起，长期担任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教授。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回常州故里，在附近游击区中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仍回上海光华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解放后院系调整，到华东师范大学任一级教授。

据了解，吕先生从二十三岁起决心献身于学术事业，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五十年间反复阅读三遍，着重综合研究，讲究融会贯通。他又爱好广泛阅读报纸杂志，十分注意当时从国外不断引进的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五十年中，先后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史和其他多种史学著作。毕生专心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作出了贡献。如早年所著简短的《先秦学术概论》，言及兵家之书称：“《六韬》及《尉缭子》，皆多存古制，必非后人所能伪为。惟言用兵之理者较少耳。”在他谢世十五年后，一九七二年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四千九百多枚竹简中，《六韬》、《尉缭子》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共在，长期以来关于这几部书的一些悬案得以澄清，不仅对于吕先生个人，而且是我国学术研究上的一件大事。

吕氏所著两部中国通史，即《白话本国史》，一九二三年商务版；《吕著中国通史》，开明书店一九四○年出版上册，一九四五年出版下册。后者写成于抗日战争期间，最后一章为《革命途中的中国》，他用“大器晚成”一语预祝祖国前途光明，其后云：“悲观主义者流，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他借用英国诗人拜伦诗句作为全书的总结：“如此好山河，也应有自由回照。……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这是对于当时践踏着几乎半个中国的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的抗议。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意到吕思勉的强烈爱国主义倾向，胡绳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与出版》杂志的文化评论中曾加赞赏；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他所写《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一文，又指出吕氏《历史研究法》(一九四五年永祥版)小册子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表示了赞成的态度，同时也指出未能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这篇论文后于一九六二年还收在论文集《枣下论丛》中。

这里回到“吕思勉现象”的话题上来。吕氏的高弟杨宽在《吕思勉史学论著前言》中说：“在现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他是读书广博而重视融会贯通的一位，又是著作丰富而讲究实事求是的一位。”毋庸空言泛论，且看近年重印出版情况：

先秦史一九四一年开明版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版15.75印张

吕思勉读史札记新编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版41.605印张

秦汉史一九四七年开明版一九八三年上海古籍版27印张

两晋南北朝史一九四八年开明版一九八三年上海古籍版48.875印张

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年中华版一九八四年上海古籍版45·25印张

中国制度史一九二九年中山版一九八五年上海教育版26.5印张

文字学四种一九二六年商务版一九八五年上海教育版10.625印张

先秦学术概论一九三三年世界版一九八五年大百科版5.125印张

中国民族史一九三四年世界版一九八七年大百科版7.875印张

论学集林新编一九八七年上海教育版10.625印张

史学四种一九三四、四五年上海人民版8印张

商务、永祥版

理学纲要一九三一年商务版一九八八年上海书店版7.1／8印张

从一九八二年至今，可见已陆续出版了七百万字左右。吕氏著述，远不止此，但就近年学术著作的命运而言，这却是个很了不起的数字！我所指的“吕思勉现象”的形成，首先应该感谢上海出版界几个单位的鼎力支持，没有他们的赤诚相助，就不可能有上述十二种学术著作面世。我不能了解他们因此而盈亏的数字，这里用得着说一句豪言壮语：不算经济账！另一面还有吕氏史学论著编辑组的辛勤努力，杨宽先生主持其事。吕氏女公子、费定《早年的欢乐》译者吕翼仁(笔名左海)，在其间奔走联系，更为一个促进因素。这也符合我国自来的编辑传统，先秦诸子的著作皆是门人弟子或子孙、宾客参与撰定的。

近几年来，颇有一些出版者(包括其支持者)，热中于反复穿行在刀剑、裤裆之下，乐此不疲。“吕思勉现象”的出现，我不免想起鲁迅在《八月的乡村》序言中所引爱伦堡的两句话：“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我依然是个乐观者。上海编辑出版界鲜为人注目的“吕思勉现象”，使我深信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正在创造中的现代化文化，肯定是会得到继续发扬的！只有学术著作、严肃文化(包含“吕思勉现象”)在出版物的总体中稳固地占有一定的比重，才能反映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知识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