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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爸爸儿女心

1989-01-01赵珈珈

青年文摘·上半月 1989年6期
关键词:钢琴爸爸妈妈

赵珈珈

爸爸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二年了,我至今没能接受这个事实。在我们居住了三十年的小院里,我经常看到他散步的身影,那开怀的笑声仿佛又响在耳边。他的面影常常从断壁残垣间显现,他的双目透过夏夜的星空默默地俯瞰这大地,这故国家园……

在我的心里,爸爸永远是一颗温柔而孤寂的星辰,伴着我蹒跚的步履。

“副家长”——我忠实的观众

爸爸在一九五四年脱下军装,被调往第一机械工业部当部长。此后,这个部几度变动,称二机部、三机部,都由父亲担任部长。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就难得和爸爸欢聚。早晨,我经常看见会议室房子的门窗大开,走进去是浓浓的烟雾,连桌椅都变得模糊了。于是,我知道爸爸又开了一个通宵的会。记不清是在哪一年,爸爸去苏联考察,一去数月,可想坏了我。唯一的办法是趴在爸爸的照片前边哭边叫:“爸爸,你下来吧。”弄得妈妈和家人也哭笑不得。爸爸回来时,给我带来了大包小包的玩具,一辆小马车和一辆自行车至今完好无损。我乐得手舞足蹈,分别的凄楚烟消云散。幼小的我,哪里知道这是爸爸用组织发给的所有零用外汇购买的。

也许,忙于工作的爸爸,在内心深处对于没时间和唯一的女儿共处感到深深的缺憾;

也许,爸爸也有没法实现的梦现,而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

一切都不得而知。

一切我都深深地懂得。

在家里爸爸只管在学期终了的时候查看成绩和操行评语,平时的教与养的重担,全部压在妈妈的身上。所以,爸爸曾一再对妈妈说:“这个家,你是正家长,我是副的。”在我们的心里,却永远对这位不管闲事的“副家长”怀着敬畏的心情。谁要是走斜门歪道,不求进取,在他面前休想过关。而爸爸难得的闲暇之时,就是我们这个家庭的节日。记得那时过除夕,爸爸常和我们一起放鞭炮,甚至一丝不苟地用手绢蒙起眼睛摸“瞎子”。兄弟姐妹们四处藏身,椅子后,桌子下,连滚带爬,不时有胆大的拽拽他的衣襟,或是敲敲他的皮鞋。他总是不紧不慢地摸来摸去,最终会有一个忘乎所以的倒霉蛋给他抓住。

那时候,那时候,欢声笑语使我们忘记了时间,似乎我们都不会长大,似乎他永远不会衰老。

后来,哥哥姐姐们陆续离开学校,走上了工作岗位,家里开始冷清。我和一个表弟上学不久,不甘寂寞,常常学着哥哥姐姐在时的样子搞些活动,爸爸是忠实的参加者。记得有一次,我一个年龄相仿的外甥从外地到北京来,我们三人组织了一场音乐会。会前我们认真地找来红纸,一张张地写好请柬,发给家里所有的工作人员,“正副家长”当然也各收到一份,并且被安排在前排就座。爸爸吃完饭便来到准备演出的屋子,在指定他的座位上坐好,并不时看看表,高声喊着:“到时间了还不开演!退票了。”本来就紧张得要命的我们三个人,闻言更是手忙脚乱,惹得爸爸哈哈大笑。好不容易人都来了,我们拉开了用大窗帘做的幕布。节目一个个地演下去,内容是跟妈妈学的历史歌曲,在学校学的儿童歌曲,独唱、重唱,小合唱,穿插进行。直唱得我们口干舌燥,汗流浃背,直唱得星星在天边闪烁,一弯新月由白变成淡黄。工作人员一个个在偷偷地打哈欠,爸爸却始终津津有味地听着,不时和着我们的歌声打拍子。特别是我们唱《上前线歌》、《十送红军》、《怒吼吧,黄河》这些歌的时候,爸爸的目光似乎越过了我们,凝神地注视着一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我知道爸爸在回忆过去,回忆他亲身经历过的南昌起义,吃草根皮带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回忆在华北敌后和日寇刀对刀枪对枪厮杀的八年抗战……

一九五七年夏天,我的一位哥哥结婚,所有的哥哥姐姐都从学校赶回来参加婚礼,家里还来了不少客人。婚礼前,在小学读书的姐姐跟我说,她班上的一个烈士子弟今天哭了,因为别的同学骂他爸爸“死了活该”。我听了气得要死:“什么?他骂烈士死了活该?!没有烈士牺牲他今天能上学吗?红领巾不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吗?我看他死了才活该呢?”我的这番宏论被正好路过的爸爸听见了,他异常兴奋地把我带到客人们面前,让我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哥哥的婚礼前奏竟是我的演说!

客人们望着小小的我一本正经而且激动不已的脸,一个个忍俊不禁。

爸爸笑得最真诚,最畅快,最甜蜜。

爸爸为我被贴了大字报

熟悉的人都知道我家有一架钢琴。我后来才知道,这琴还有一段不大不小的插曲。我家最初从武汉到北京的时候,住在距现在的北京车站不远的一条小胡同里,是一家有钱人的公馆。这公馆里各种摆设、字画、古玩不计其数,还有两架钢琴。那时候我还一岁多,听大人们说,我家从那里搬走的时候,是爸爸特意叫把这架钢琴带走,给我将来学琴用。不久,在三反运动中,有人贴了爸爸的大字报,说他为自己的女儿谋私,占用了应属于公家的财产。可惜我知道这件事情太晚,只记得在五、六岁的时候,爸爸托一位叔叔替我“走后门”,在音乐学院业余学校找到一个学钢琴的名额。不争气的我,只学了半年,就闹着辍学了,而那架钢琴却至今伴随着我。

只有我最了解爸爸不是一个爱占便宜的人。一九六四年,有的同志在爸爸出差考察三线期间,为我家的房屋重新喷刷。北房的工程行将竣工的时候,爸爸回来了。他对负责修缮的同志说:“你们拿着公家的钱送人情倒很慷慨!这房既不破更不漏,有什么可修的!”最后,自己拿出两千元的存款,付了这次修缮的费用。至于哪些送来试用、试听、试坐的半导体、收音机、空调、“红旗”轿车都象潮水一样涌进我们家,又象流云一样匆匆地飞走了:爸爸不准留下用。他爱荣誉,胜于生命。

那架黑色的钢琴,成为他四十年革命生涯里唯一的一次破例,当我知道了钢琴的故事,不禁又一次扑进八宝山清冷的骨灰堂,面对爸爸的遗像,看着他亲切的目光里流露出的无限爱怜。

记得我刚上小学的时候,爸爸买了刚刚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要我背诵。其中很多字我不认识,爸爸就教我查字典。同时,逼着我练习毛笔字。时逢我的两位伯父从老家来京,兄弟三人经常呈扇面形站在我的身后,轮番地向我讲述书法的要领、要求和各种字体的特点。爸爸让我每天写一篇大字,并且在大字的空隙中添写小字。交代由伯父为我点评。还给我买了一本欧阳洵的字贴,说欧阳询的字很潇洒,适合女孩子临摹学习。当看到我对此道很感兴趣的时候,爸爸高兴得近乎是手舞足蹈。

到了小学五、六年级,我读书的兴趣十分浓厚,在学校参加了语文课外活动小组。每个月把妈妈给的一、两块零花钱攒在一起,去一次新华书店。回来的时候,书包里总是鼓鼓囊囊地装满了书。妈妈象海关检查站似的,总要把我买的书检查一遍,没收那些她认为是我不该看的书。我向爸爸告状,爸爸就笑着对妈妈说:“应该博览群书嘛,不看她怎么知道什么书好,什么书不好呢!”在爸爸的“怂恿”下,我把他的书柜翻了个底朝天。我发现了一套有点残破的《东周列国志》,就找来了笔墨,一点一点地进行修补。爸爸发现了,就让我到他办公室的大条案上去干,因为那里宽敞。就这样,每天做完作业,我就在爸爸的办公室里静静地修补残书,爸爸坐在办公桌后批阅那永远也批不完的文件,妈妈则常常靠在沙发上看书或织毛衣。那时正是冬天,生性怕冷的爸爸总喊暖气不热,妈妈为他生了一只煤球炉子。炉子上的水壶发出“吱吱”的响声,桌子上的一盆花散发着清幽的香味。那温馨,那安逸,尤如梦境。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小事。上五年级的时候,由于发育的原因,我的体重猛增到一百三十二斤。爸爸忧心忡忡地说:“不行啦,要采取点措施啦!”这措施是两条:一是每顿饭只准吃二两粮食;不准喝汤;二是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到院子里跳绳半小时。那段时间,我真是苦不堪言。饭桌上,爸爸严格地执行规定,我多夹一口菜,他都要坚决制止。有时我央求他让我再多吃一点,他从不通融。早上,他比我起得还早,把我叫醒,催着我穿衣起床,待把我哄出屋子,他就站在屋里的窗前,敲着玻璃喊:“快跳呀!不然感冒啦!”那时正是三九天气,借着星光,看着爸爸披着睡衣趴在窗上的样子,听着他的叫喊,我真是哭笑不得。两个月坚持下来,一称体重,掉了十四斤。心里非常感激爸爸。

爸爸的预言

当我出生的时候,爸爸已经四十五岁。膝前无儿,对我的娇惯和疼爱可想而知。看看今天年轻的父母怎样把自己的独苗奉若“皇帝”,我的爸爸对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经常在爸爸下班的时候守候在门口,为他打开车门,接过他手里的公文包,象个勤务兵似的挺着胸脯,跟在爸爸身后进屋。此后便向爸爸提出了我的要求:“爸爸,我要骑马。”未及喘息的爸爸立即趴在地毯上,驮着我一圈又一圈地爬。待我尽兴,我还会有新的要求提出:“爸爸,你学一个大象走。”“爸爸,我要看青蛙跳。”年过五旬的爸爸,屈下高兴的身躯,一一满足我的要求。在我的记忆里,还清晰地记得那块绿色的旧地毯,身穿浅灰色中山装的爸爸在学大象走,我仿佛还依稀记得心满意足的任性孩子,怎样用手绢擦去他额上的汗珠,还能隐约听到爸爸问:“女儿,行了吧?爸爸累了,啊?”

在父亲生前,我没能很好地领悟他的至爱,这是我永无弥补的憾事。在我该上小学的那一年,爸爸郑重地对我说:“你不要去上八一学校,到那里和别的人比爸爸官大小。你就去街道小学,和老百姓的孩子一起,了解一点他们的生活,免得身在福中不知福。”街道小学,有什么可怕的!去就去。这一去非同小可:以前最爱穿新衣服,尤其喜欢在夏天穿有点欧式的露脖子的连衣裙,上学以后,不敢穿了;初上学和班里几个条件好的同学高谈阔论前一天晚上的电视节目,看到大多数同学的目光后,再也不谈了;原来不是谁家都有电视!

遥想当年,面对心中一片混沌的我。爸爸该是怎样焦虑呢?我没挨过爸爸打,一次为了和几个工作人员玩扑克,我把扑克摔了一地,妈妈气急了,给了我两巴掌,爸爸生了妈妈好几天气。

然而,爸爸对我发过一次脾气,使我一生不能忘怀。那是困难时期,餐桌上的肉食几乎见不到,我们常吃的是砂锅炖白菜和萝卜。我不喜欢吃萝卜,尤其不喜欢没有一点肉味和油香的萝卜。一天午饭,看到又是这菜,我把筷子扔在桌上,“又是炖萝卜片,我不吃。”爸爸重重地把筷子拍在桌上,定定地看着我,“这个不好吃,什么好吃?你到乡下去看一看,我们顿顿吃的是农民的年饭。”我呆呆地望着爸爸,被他的怒火吓坏了。爸爸稍平静了一下,又指着我的鼻子,“你已经长大了,不是不知道我们国家正在困难的时候。连毛主席、总理家里每天都吃一顿粗粮。象你这样只知道自己享受,又这么任性,不好好改造,哭鼻子的日子在后头呢!”那顿饭我们全家不欢而散。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爸爸的话却永远留在我心里。后来,当我在生活中遇到挫折而流泪的时候,甚至当我每次吃到那萝卜菜的时候,就想起了爸爸当时的话。

(王京摘自《自学》)

(插图:刘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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