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达成

在国门大开的今天，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出国热。

上海医药公司一家仓库的搬运工——24岁多一点儿的黄一勤就是一个。他跃跃欲试，打定主意出洋闯荡。

17岁中学毕业后，黄一勤分到医药公司徐家汇区仓库当装卸工。他想改邪归正了，“通报”过去的小兄弟，今后不要再找他。

他每月可怜巴巴的41块钱，给在安徽插队的姐姐15块，给在江西插队的二哥以及补贴负债累累的家庭，自己只剩6块钱，没法过日子。他尽量低消费，自己卷烟抽，一个月4包大众牌烟丝两块钱；每天晚上喝一两酒，9分钱的乙曲或是1毛钱的土烧。他还帮人家去刷墙壁、装玻璃窗，弄点钱补贴补贴。

他在单位里也感到压抑。在领导眼里他出身不好，思想落后，没有出头日子。

两个娘娘从日本来得正是时候。象是知道黄一勤拆东墙补西墙，背了一身债。也象是知道他想换个工作环境，改变生活道路。他终于拿到了很难拿到的探亲护照。当然，这顺当跟他新添的一笔债务有关——又欠了800元!

黄一勤第一次去日本，两手空空，连换洗衣服也没带，就带着满腔希望。神户娘娘关照说:国内衣裳带来也不能穿，我在日本替你买。

想得很美，但很快就在娘娘家碰了一鼻子灰。

虽说姑父是一家蛋糕工场的工场长，收入不错。但无意让这位中国亲戚白吃饭。中国亲戚却也自觉，每天惨淡经营，帮一家皮鞋店扎鞋底，一个钟头只有200日元。最受折磨的是他的手，戴着皮套子拉腊线，一拉十几个钟头，又肿又痛，晚上睡时难受得没处放，恨不得斩掉拉倒。

黄一勤作客40天，有20多天是这么熬过来的:咬紧牙关，忍气吞声。但他终于被逐出家门。

肚子里窝着火，却又无处发作。千方百计、兴师动众出来，这样灰溜溜回去还有什么面子?黄一勤说:我决不回去，但我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到东京去闯一闯吧。

娘娘给了他1万多日元，这是他扎鞋底扎出来的血汗钱。

真是世态炎凉。才探了个把月亲，就变得举目无亲了。他感到失望、渺茫、恐慌。东京一个人也不认识，黄一勤心里一点也没底。

东京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很有魅力，让人充分感受到现代化的滋味。作为一个寒酸的流浪者，他跟这个繁华的花花世界形成巨大的反差。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被安排在一家俄国人开的餐厅里洗碗，住在宿舍里。工作时间是晚上5点到10点，5个钟点2500块。

头一天到饭店厨房间打工，提心吊胆，慌手慌脚，耳朵成了摆设没用了，日本话一句也不懂。厨房间里大师傅脾气暴躁，叫他拿东西他不知所措，只见对方嘴巴动，却不知他要什么。日本人不讲做思想工作，讲动手打的，勺子往你头上敲，盆子朝你身上摔。

虽说生性倔强，但自知理亏，也无话可讲。好容易找到的工作，黄一勤不想丢掉。

从星期一起，开始每天赶三个场次，打工19个小时。他的生活节奏，日复一日，象时钟那样枯燥、匆忙、紧张。

上午10点，他在一个姓张的上海老板开的京王店切菜。他一刻也不歇手地切上5个小时，直到下午3点为止。3点出来，走到俄国餐厅不过20分钟，他气喘喘地奔去，到门口歇一歇，差不多3点25分了。“啪”一只卡打进去，恰到好处。

争分夺秒地赶来，一忙忙上6个半小时，已是力不自胜。有时，老板娘让他坐下来把餐巾纸折成三角。他一坐定眼睛就想合上，只好在边上放杯冷水，不时用手蘸些在眼皮上，作为清醒剂。

晚上10点下班，半小时后，他又出现在一家烤鸭、烤肉的日本大众小酒店里。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5点。

没有人比他对精疲力竭的含义理解更深。倒在榻榻米上，转眼就呼呼入睡了。但他无福享受8小时睡眠，充其量只能享受短短的3个小时。

虽说黄一勤是条年轻汉子，也经受不住这太重的负荷、太快的节奏。几个月下来，黄一勤身体开始垮下来了。好端端的胃也已不堪忍受，那疼痛由针刺而火燎，愈演愈烈。他熬住了，在日本不能泡病假，难得一次还可以。他也不能让老板知道他累病了，做不动了；更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一天要打三份工。

倒是俄国餐厅的老板娘不放心地催促道:“小黄，你到医院去检查呀!”x光片一拍，胃镜一照，不得了!胃溃疡很严重，有三个地方已经烂了。而所谓“背脊痛”，查下来则是因劳累过度引起的慢性胰腺炎。

再不能这样跟生命开玩笑了。再不能一天只睡两三个钟点了。他心里相当明白。

这个年轻人前程并不灿烂。身体已经是个问题。能否掌握日本语这个攸关能否生存下去的工具，又是个问题。

黄一勤上一次到日本半年，挣了点钱，却没机会进语言学校，一句日语都不会。

说来不可思议，此番他来东京之后，日语竟是突飞猛进。

有奥秘吗?有!黄一勤虽说很少去学校，但有位老师跟他须臾难分——衣兜里，始终放着一本比香烟盒稍大的袖珍日语字典。

从口袋里这么掏进掏出，频率太高了，字典的边边角角都给翻得卷起来了。

口袋里的日语字典，一年已经换过3本。而他衣服里面贴满的橡皮膏，不知换过多少次。每条橡皮膏上都写着日语单词。他一有空就看就读，等到弄懂了记住了，又换上一批新的橡皮膏。

在日本NHK电视台举办的轰轰烈烈的日语比赛中，这位身穿白底蓝条T恤衬登上演讲台的年轻人，更是出尽风头。居然在参赛的两万多名外国学生中，杀出重围，拔得头筹。

不过，黄一勤最感到满意和欣慰的，是他同时报考早稻田、法政大学等日本四所名牌大学，竟都被录取。

他选择了法政大学。

又是考了第一名。

他又新起灶，找了份基本不影响上课的工作——帮“丸之内送报组”送报。每天送两次，早上5点到7点半，下午2点半到4点半，一共近5个小时。

平时还好，可以骑车送。但一碰上个雪压冰封的天气，就麻烦无穷。车子没法骑，也没法推，但报纸非得在7点半之前准时送到，不然客户会有意见。他只好早早赶去，将报纸分扎成几大捆，一次次背，多跑几个来回。直到他重任在肩、匆匆出动，头班电车还不见影踪，似乎仍在睡梦之中。

几个月之后，连俄国餐厅这个铁饭碗他也不想捧下去了。他希望能更广泛地接触社会，通过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去实际了解。好在自己日语已经讲得不错了，也认识了一些人。他把想法跟老板和老板娘说了，他们表示理解，完全支持他去闯荡事业。

他有时到医院去洗死人。洗一次死人2万日元。这个挣钱活儿，是一位相识的医生帮忙介绍的。晚上打工到11点半之后，赶到阴森森的停尸房，一套清洗工具已经准备停当。一个死人要洗二三个钟头，很麻烦。但这收入好，相当于他在饭店里洗30个小时碗。

他还顶替一位上海朋友到“男子俱乐部”去当“男陪酒”——男妓。

到这个地方来的，无非两种女人，一种是有钞票人家跑来消遣，还有一种本身就是妓女。这种人整天在酒吧里陪男人喝酒，脸上强作笑颜，内心却是相当压抑、厌烦，也要调节和平衡一下，让男人来侍候她。

“男陪酒”，报酬特别高，6个钟头竟有2万元。如果让一个有钱的女人看中了，更是得益匪浅。

他还做工过多少地方呢?多得简直数不清。

他成了一个特殊的“游击队员”。

虽然，他黄一勤日语已经说得相当漂亮，虽然他已经进了堂堂的法政大学，还是无法改变自己眼下的社会地位，不得不继续出卖廉价劳动力。

在一次酒会上，一个翻译没空，跟黄一勤商量说:“小黄，帮个忙!明天酒会缺一个翻译，你在边上帮他们传传话。”

虽是初出茅庐，却受到了《朝日新闻》社社会部部长的夸奖。

过了些天，部长又打电话叫他到《朝日新闻》社去一次。“我们现在要搞战争遗孤的事情，这次想请你做翻译。下个星期就来，行吗?”

黄一勤喜出望外，一口答应。

他很卖力气。跟记者相处得也很好。本来说好请他干两个星期，给30万元。这个数目已经够刺激，够心满意足了。但一接待完，他拿到薪水就愣了，竟付给他80万。这是对他高效率工作的高奖励。

好象知道他干这一行还没干够，第二次接待工作刚结束，部长就正式挽留他这个临时工，说:“小黄，你不要走了!在这里当记者，我一天给你3万，一个月30万。”

这个几乎不接纳任何外国人进入编辑部的日本大报，居然破例让他当了嘱托(特约)记者。给他的薪水，也出乎意料的多，一个月1000万日元!他一下子象从地狱走进了天堂。报社也很得意，在日本3家大报中，《朝日新闻》关于战争孤儿的报道——一直占有优势。还专门出了一本书，《我是中国人》，里面有好几篇是黄一勤的手笔。

他艰难而又幸运地闯进了东京的上层社会。作为专门负责中国方面的“担当”，他越来越多地接触到那些跟中国有关系的国会议员，有的还成了私交甚笃的好朋友。《朝日新闻》社一些扶掖后生的名记者和老前辈，也有意地关照他、提携他，将他引见给一些社会名流。而他那位大名鼎鼎的保证人中下先生，更是尽心尽力，着眼于未来，让他结识了一批商界人士。黄一勤尤是感激，但起初并未充分意识到此举的深远意义。

在一再受到关于商品经济的启蒙和启示之后，这个聪明人终于豁然开朗，知道了怎么利用手头用不完的钱。他已经通过几家贸易公司，跟南朝鲜、新加坡商人做生意。但这还是间接的，他在幕后，不在前台。后来，接任社会部部长的铃木孝雄提出来:“小黄，你也去弄个饭店嘛。我们新闻界好酒的人相当多，却没个清静所在，可以一边开怀喝酒，一边尽兴聊天。”

黄一勤一拍即合，1986年8月，在“杉井区”这个地方，他的小饭店“小乐惠”开张了。规模不大，但生意不坏，层次也高，很受新闻记者、国会议员青睐。包括竹下登首相也到“小乐惠”享受个中雅趣。

社会地位巩固了，经济实力加强了，一年以后，他成立了黄楼集团。下面设有黄楼广告艺术株式会社，有黄楼商事株式会社——包括商场、卡拉OK夜总会和小乐惠饭店。还有黄楼书院。

他从一个搬运工变成小有财源的黄老板。第一次听到人家这么称呼，他感到陌生、新鲜、不大习惯。回想往事，不禁感慨万千。闯荡日本3年半，从打苦工到当老板，这条路曲曲弯弯，坑坑洼洼，何其艰难，又何其遥远。

(摘自《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