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巨成　姜桂侬

在天安门广场南侧，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碑文是由毛主席草拟、周总理题写的。可以说，这个纪念碑是他们合作共事的一个象征。

早在20年代中叶，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发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广州便有了来往。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改组党的领导机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主张取消秦邦宪(又名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又名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对军事上的失利负有部分责任(不是主要责任)的周恩来同意王稼祥的意见，用他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支持毛泽东。从此，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高于毛泽东，在社会上也是一位更有名气的共产党人。但是，在同蒋介石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保卫根据地、反“围剿”战役中，周恩来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办法。周恩来对毛主席的杰出才干深信不疑，服从他的领导，自己甘愿做他的帮手。从1935年开始，由于周恩来的强有力的拥护，加上无数久经考验的同志全心全意的努力，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是南方人，但是他们的出身很不同。周恩来的父亲是旧官吏。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周恩来先后到过日本、法国和德国学习，在欧州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周恩来早年就受到外国的影响。

毛泽东出生于一个中等水平的农民家庭。他很熟悉农村，深知土地的价值。毛泽东酷爱读书，但受到正规教育的时间较短。他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的，是通过阅读书报和杂志获得的。这一点与在国外有亲身经历和感受的周恩来大不相同。

他们在青年时代都有从事新闻写作的经历，而且都能写一手好文章。

在世界上共同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们中间，恐怕很少有象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性情上那样截然不同。他们属于同一代人，但是不同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养成了不同的气质。毛泽东为人果断、有魄力，周恩来文雅而机敏。毛泽东幽默风趣，常用谈笑话的方式说明问题，周恩来则更喜欢摆事实讲道理，以阐明自己的见解。

他们两个人都相信群众并实行群众路线，不赞成“一言堂”，反对一个人说了算。但是，后来毛主席随着他的威望的提高，渐渐忽视了群众路线。他晚年一再陷入“一言堂”。“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是“一言堂”的产物。这就是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出现的许多灾难的根源之一。

周恩来是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同各行各业、各种年龄的人都有交往。他乐于同文艺界和体育界人士交朋友，也喜欢聆听各方面有专长的人士的谠言高论。

毛主席有一次浮想联翩，对自己作了直率的剖析。他说自己兼有“虎气”和“猴气”两种性格——“虎气”为主，“猴气”为次。这是个有趣的论断。据中国民间传说，老虎天性勇猛，无所畏惧、敢冲敢闯，而猴子天性顽皮、聪明伶俐、机敏灵活。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绍兴是个酒乡，以它醇香宜人的绍兴黄酒闻名。这种酒与另一种名酒“茅台”截然不同。和绍兴酒一样，周恩来生性温和文雅、谦恭有礼，善于和别人商量问题。然而，他也是一个意志坚如钢铁的革命家。在他那复杂、具有魅力的性格中，兼有绍兴酒和茅台酒的特征，但以“绍兴酒”为主。

建国以后，周恩来曾两次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一次是在“大跃进”期间和“大跃进”之后，另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他不得不设法收拾错误政策带来的一团糟的局面。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由于实行极左政策，粮食歉收，加上苏联停止援助和撤走专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幸而在熟谙业务的几位副总理协助下，周总理扭转局面使国家渡过了难关。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周总理晚年所做的大量工作中(包括中美建交这样微妙的外交行动在内)，最重要的莫过于他保存下来成千上万的好干部这件事。总理这一丰功伟绩将流芳百世，他的政治家的韬略和他在极其复杂、似乎无望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高超的斗争艺术，将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处境十分艰难。因为他不得不应付一大批人，那些人既不能轻易说是敌人，也不能认为是真正的同志。1971年，林彪完蛋了，“红卫兵”也收敛一些了，斗争情况有了变化。他处理林彪出逃事件很利落，有章法，赢得了毛主席的信任。林彪事件震动了毛主席，他没有料到自己亲手挑选的接班人会反对他，甚至发展到要谋害他的地步。因此，毛主席不得不再次把总理当作他必须倚重的同志和同事。

1975年冬，随着毛主席的病情日益恶化，江青集团想出了一个控制毛主席的诡计。由于江青不能同毛主席直接接触，她把主席的侄子毛远新从沈阳调到北京，把他安插在中南海，担任毛主席的联络员——按照党的原则来说，这种安排是很不正常的。她设法使毛主席办公室往来的文件、指示，统统经过这个听命于她的年轻人之手。这样一来，谁也不知道用毛主席名义批发下来的指示和命令是否经过纂改或是否是伪造的。

“文化大革命”以前，周恩来从未遇到过这样严重而复杂的问题。为了保护正直和富有经验的干部不被毁掉，他必须同党内一个强大的宗派势力进行斗争。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倒了，许许多多好同志就会同他一起倒下去。敌人不仅是想捞取几个部长职位，而且要夺取党和政府的一切权力。果真如此，那将是中国人民的一场大灾难。

1974年12月23日，周总理飞往长沙。这一天，周恩来同毛泽东进行了密谈。毛主席认为，尽管周恩来身体虚弱，还是应该由他继续当总理，并由他决定副总理和部长人选。

在长沙作出的决定，极其重要。次年1月提交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务院人选不可避免地包括一些极左分子，因为机敏的周恩来认为不得不向他们作点让步。但是实际上一些重要部门仍然由信得过的、能为国家利益工作的干部担任。尽管邓小平最后被江青一伙赶下了台，但是，周总理临终前建立起的政府机构大体上保存了下来。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确实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在关键的时刻支持周恩来，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1975年至1976年，曾经被诬陷、撤职，甚至被投入监狱的许多党的老干部得到平反，又出来工作了。这个事实说明，形势已转变。江青一伙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另一个迹象是，他们的“批孔”(实际上是批周恩来)运动搞不下去了。他们的恐怖统治不久就要寿终正寝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才的损失是巨大的。从上到下无数的人遭到陷害，在私设的公堂上遭到严刑拷打并被投入监狱。有的人生了病，由于故意不给及时的医疗而死去。还有的人饮恨自杀了。

有人问，对于这些事情的发生，周恩来当时采取了什么行动呢?他不能更坚决地反对这些疯狂的行为吗?他不能为保护和拯救这些人做出更多的努力吗?

这些问题必须联系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来回答。他们两个人都是思想家和实行家，但是毛泽东主要是个思想家，而周恩来主要是个实行家。当然，周恩来本人也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且留下了以文件，讲话和报告形式出现的许多著作。

周恩来之所以遵循毛主席的意见，因为他认为毛泽东是党的无可争辩的领袖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家。他接受毛主席关于必须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断，虽然他后来对毛主席为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采取的步骤与措施产生了怀疑。

既然毛主席以前作过许许多多正确的决定，那末如果他断定“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有好处——能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和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危险——周恩来也就深信不疑，跟着他走。周恩来向来是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的模范，何况当时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都支持毛主席。

这就是他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至少在初期是这样。林彪既然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恐怕他总是能代表主席的意见。总理尽管有所保留，也在行动上服从。

周恩来从来就是极其谦虚的。他认为，既使基本上是好的干部也大有可以改进之处。他自己也讨厌官僚主义作风并与之进行斗争。那么，他现在能站出来反对审查他的部下吗?在运动初期，他没有先见之明，没能看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灾难。后来，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周围越来越多的干部受到迫害，总理开始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不分敌友，一味摧毁老一代革命者，问题实在太严重了。与此同时，他也一定已经认识到林彪和江青一类人是包藏祸心的。

周恩来一向具有敏锐的判断力，竟然看不出“文化大革命”需要改弦易辙，也没有鼓起勇气向毛主席当面指出他把党和国家引入歧途。这可能是由于他党性强和对毛主席十分崇敬的缘故。不过，他一定想过:在那个关键时刻如果公开站出来反对，未必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他相信，从全局考虑，与其逆流而进，不如委屈求全。只要他还是总理，日常的政府工作和经济管理就能比较正常地进行。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受迫害的各级干部，并且还能减轻全国无数人的痛苦。还有，从长远的观点看，他对极左分子坚持斗争，使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野心无法得逞，从而使国家不致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这大概是摆在周总理面前唯一明智的方针，因为如果他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势必会使已经展开的“全面内战”激化起来。

周恩来谨言慎行并非由于怕担风险。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一向临危不惧，不怕牺牲，意志坚强，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他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正如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一样，在这个时期如果没有周恩来运筹帷幄，政府机构就不能运转。当时，正是周恩来在不断地亲自过问被罢官、批斗、投入监狱或送到边远地区去的那些人的命运。在中央领导人中，他在这方面所做的事情比任何人都要多。只要有可能他就过问，使受迫害干部的日子好过一些，或者一有机会就设法使他们得到解放。如果损失不能防止，他就尽量把损失缩减到最小的范围。

林彪死后，周总理不辞辛苦，为解放那些受迫害的干部而操劳。他常常利用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同主席商量某某人是否可以解放，重新出来工作。后来，他多次提出很长的干部名单——有些人还关在监狱里，有些人被软禁，有些人闲着无事可做——亲自和毛主席研究，争取主席的同意，释放或重新任命他们。但是，江青、康生一伙施展种种拖延手段，因此，有时已经得到平反的人并不一定立即得到自由。许多人为获释等待了几年。他们晚年的一件最大的憾事是，在他们的救命恩人周恩来逝世时，没有能亲自去表示哀悼。

多年来，周恩来一直受到毛泽东的信任，虽然这种信任是有限度的。毛主席由于被一些喜欢阿谀奉承的小人包围着，加上有病，他同政治局的同志越来越疏远，越来越脱离实际——在这种情况下，错误和过火行为最容易滋生发展。甚至在林彪死后他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没有否定以他的名义采取的或由江青实行的那些极左措施。

如果说有谁本来可以提醒主席，使他认识到自己的“一言堂”已使国家陷入悲惨的境地，使他有必要恢复党内民主，这个人就是周恩来。遗憾的是，当时总理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尽管他经验丰富，又智慧过人，但是不可能让一个病魔缠身的人去担负需要高明的手段、完美的策略、无限的耐心才能完成的重任。

周恩来和毛泽东亲密共事达40年之久，他谦和有余，直言敢谏、坚持原则稍嫌不足。他对毛泽东过多地考虑方式方法，而缺乏有时看来十分必要的正面交锋。他太轻易地向毛泽东做出让步，有时明知毛泽东对某些事情措置失当，也违心地屈从了。尽管这样，由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尽全力维护国家使之免遭覆灭，由于他不遗余力地保护受“四人帮”迫害的人们或设法减轻他们的痛苦，由于他牵制“四人帮”，使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企图未能得逞——而且这些斗争大半是他最后两年在病床上进行的——由于这一切，中国人民今天都愿意原谅他的失误和缺点。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时谈了他对周恩来的看法。他亲热地称周总理是他的“兄长”，说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还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倒下去是件极大的幸事。邓小平也指出:当时，“他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邓小平在回答法拉奇提出的问题时说，虽然毛泽东应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负主要责任，但是其他老同志也有责任。正如邓小平强调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详细阐述的那样，这些错误不能仅仅归咎于某一个人，而应看到制度上的原因。

(摘自人民出版社《周恩来传略》一书)

(题图:刘江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