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韧

最近，看到一条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中华全国总工会对近百万职工作过调查，在职工喜爱阅读的书目中，文学作品占第一位，而其中小说又在文学作品中占第一位。据对北京2400名职工的调查中，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职工喜爱改革题材、表现改革人物的文学作品。我想，作为文学作品读者层中人数最多的、最为活跃的当代青年，对于表现改革人物的小说的喜爱一定不会低于、或者是远远超过百分之七十五这个比例吧。

所以，这篇短文既是对近期改革题材小说较有影响的部分作品加以述评。其目的不在于对这些小说的人物、主题和艺术手法作出细致地剖析，而是让它们作你们的文学向导，给那些忙碌于学习、工作以及家务的青年朋友，提供一个艺术欣赏的线索。

改革文学是以1979年发表的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为发端的。当时，在古老的中国土地上兴起的改革热潮，激发了作家和读者们的热情，改革题材小说很快成为文坛众所瞩目的漩流。可是旋风过去，竟然是一片沉寂，写改革的作品少了，读者对这方面作品由热烈地称赞转而为失望了。其实，一时间的沉寂并不意味着改革题材小说的式微和衰落，在沉静地反思中，文学在不断地深化和螺旋形地发展着。我所说的文学的反思，包含着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对于改革生活的反思；二是文学自身的反思。

文学对现实变革的反思，首要的一个特点是，不再把改革作为生活中单一的、瞬息间的现象，而是将它视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过程，站在今天的时代制高点，从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联结上对它进行反思和观照。譬如何士光的中篇小说《苦寒行》，为什么赢得了广泛的注意和热烈的评价?它为什么能够创造出当代文学画廊罕见的朱老大这个具有相当高的审美典型价值的艺术形象吧?我以为主要在于作家穿透生活的意识，即小说结尾点明的:“他回过头看着自己”。士光引用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萨特的这句名言，绝非是卖弄、炫耀或者是装点自己的作品，它是通过小说中的“我”，对那位由劳改犯而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年轻砖瓦工的评语，透出了作家对朱老大，也是对改革生活交织着冷峻与苦味的反思。朱老大“这一个”，是小农经济土壤上孕育出来的惰性十足的混世者。他当上供销社烟叶收购员时，私分公款，强奸卖烟姑娘，由一个呆滞、木讷的青年农民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不能仅仅看作是他个人的品德问题。朱老大不过是个临时工，可是对待求他办事的庄稼人，为什么摆出大权在握、不可一世的面孔，连跨动脚步的姿态为什么都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色呢?因为，朱老大的“那姿态不仅仅只象当家的朱二爷，更如公社那宋书记一般。”小说并不是平视地写一个改革浪潮中的沉沦者、犯罪者，作者那自省和反思的目光穿越了几千年的悠长历史，探索朱老大的深层心理结构，寻找这种心理结构的家庭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依据。

《苦寒行》所灌注的反思意识标志着一种转折:文学对于改革由顺向的乐观的展现，转为逆向的对历史回视了；不仅将改革的新景观与封闭性的“大锅饭”的过去相比较，而且用反思的目光重新审视正在变动中的现实，因此说《苦寒行》及其相类似的一些作品蕴含有深广的历史内容。历史感这是文学对改革的反思所表现的第一个特点。它的第二个特点是，反思中渗浸着严峻的批判精神。新时期的反思文学潮流出现于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所以它对极左思潮历史的反思与批判是交织的，或者说强烈的批判意识是反思文学的精髓。它不仅仅对于历史的“伤痕”，即使对于现实改革的观照，文学同样需要充盈这一精髓的。现在当作家对于改革浮现的形形色色的人事回过头来反思时，艺术形象潜蕴着深沉的批判意识。因为，从现实生活说，改革与开放使死水一潭的经济搞活了，但商品经济的出现，纵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也无法回避与免除商品流通过程中的投机和欺诈。长期被教条主义所封闭的对金钱、物质的各种各样的情欲，对于徇私、钻营、贪权、枉法的各种弊端，都被商品经济这个风流魔鬼招引到光天化日之下了。从文学的观照意识与审美追求说，人物塑造中的那种不是天使就是魔鬼的单一色彩被现实生活打碎了，改革与保守相冲突的框架也被冲破了。文学的笔触伸展到人物内部的双重或多重的心理结构，原色地端出了人与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当然，对于改革反思中的批判意识，不是一种简单地否定，否定其应该否定的东西，恰是作家胸中有着肯定性的座标。如青年作家刘桓的短篇小说《杀》里所写的王立秋对大保的仇杀。相当深刻地批判一窑不容二主的传统观念，和那种为了生存和金钱而杀人的愚盲的选择。作品是以主人公暴死的悲剧方式作结的，可是它所昭示的不是改革的失败，而是以这种异乎寻常的矛盾激化形式，寓以深刻的批判意识，具有惊世骇俗的意义。当然，对改革的反思与批判意识不是单一的色彩，有悲剧也还有正剧、喜剧和悲喜剧各式各样的写法。铁凝的《闰七月》没有悲凉的辞语，但铁匠孟锅在改革中富了，却失掉了质朴可爱的七月。他根本没有把(她)当做人，在他眼睛里她的有无，不过是多了或少了一张吃饭的嘴罢了，惟有那“沉甸甸的钱包”才是“最实着”的东西。这篇小说里的每个人物，似乎都各得其所而有了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它所揭示的那种物质的满足与情爱的失落，那种“日子就是日子”的严酷性，使我们看到了用微笑与温意看生活的《哦，香雪》的作者铁凝，现在已在暖色层面下潜流着某种严峻与悲惋的东西。作者说她“怀着对人类的一种责任”认为文学应当“唤起人们那么多压抑着、麻木着的意念”。而“唤起”，也许是作家批判意识的真髓。

还有一个特点，即作家在对改革反思中所升华与凝结的哲学意识。这里所指的既不是哲理小说，也不是作品偶而几语的哲学议论，而是探求改革大潮沉浮中的人生本相，在反思的历史制高点上与时代哲学意识汇合了。象《苦寒行》篇首的民歌: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它实际上提出了现代世界哲学思考的命题。这类作品审美追求的目标，不是局限于某一企业家的成败或一个具体部门改革的得失，而是对于“我是谁”，对于人的生存状态，你怎样选择生活，你的命运为什么是这样的，对于这一系列的人生哲学的锲而不舍的上下求索。如李国文正在陆续发表的系列小说《没意思的故事》其实它恰恰是很有意思的、含有哲理意蕴的故事。

改革文学在深化着，但也必须正视它的不足，如在反思中注重了哲学和文化意识，却轻忽了经济意识。改革文学的深化既然取决于对改革认识的深化，既然这是一场经济的大变革(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为了适应经济体制的改革)，那么，对改革的认识与观照怎能离开现代经济意识的自觉与强化呢?名闻世界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过，经济是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操纵着总统的宣不宣战到平民是否婚配。我们都在企望深入开掘变革中人们的复杂灵魂和微妙的心态，但如果脱离了现代经济意识和经济利益的背景，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说，改革文学水平的提高，说到底，它是时代的经济、哲学和审美意识的整体水平的提高。

写于12月15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