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季松

数以百计的朋友、同学、同事以及素不相识而萍水相逢的人都问我:“你走了二十几个国家，国外到底怎么样?”其实，当一个访问过中国的外国人回到他的祖国时，他的同胞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中国到底怎么样?”这里没有“崇洋”或“拜土”的问题，人总是需要互相了解的。以下仅是我个人的一些观感。

自力更生的洋学生

在法国时，晚上我给我的同事打电话，听筒里传来的经常是一个温柔而又不无凄凉的声音:“××先生和太太出去玩了，大约要两点钟回来。”那是个女大学生。紧接着听筒里又传来一声尖叫:“小姐，我要撒尿了!”这位大学生是在做六小时的保姆。

我在摩纳哥火车站，曾经碰到几个旅游的德国学生。当时天色已晚，他们铺开自己的行李，准备睡车站了。他们用自带的煤油炉熬粥喝，往粥里加些肉罐头，吃得津津有味。然后大家把钱拿出来数，盘算着还够走多远，路上是否需要再挣点。我不禁想起一个上海女学生来北京旅游，由父母介绍，死乞白赖地住到北京一个素不来往的朋友家里，还不时挑挑拣拣，出去就大吃大喝。两相对照，他们从旅游中得到的和失去的东西是多么不同啊!

“崇洋媚外”的洋青年

法国的中小学生很天真，但也很有些“崇洋媚内”，不少人都背美国书包，买不到美国书包就在自己的书包上写上“U·S·A”三个大字。老年人看了直摇头:“这一代!”有趣的是，我在纽约街上见到的第一次排队抢购。是买便宜的法国香水。当时，一个衣冠楚楚的男子汉和我开玩笑说:“女人都应该嫁到巴黎去。”可是，不止一个巴黎土生土长的女大学生却对我说:“我毕了业就去纽约，干什么都行，巴黎太不自由了，长舌妇和大嘴汉窥视人们私生活太多了。”更出人意外的是，中国的懒汉鞋居然在巴黎时髦一时(当然终因质地粗劣而县花一现)，以汉字为坠子的项链在美国也十分流行。

究竟谁“崇拜”谁，哪一国“崇拜”哪一国呢?年轻人的好奇心和改变生活的愿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开始时不无偏颇，正如淘金要先拉来一车砂子一样，但只要社会在前进，高质的产品与时髦的次货，真正的艺术与粗俗的娱乐，伟大的理想与对刺激的追求，是会泾渭分明的。

“日耳曼精神”

联邦德国，是我从小就觉得有些神秘的国家。为什么她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为什么她又能在两次大战后奇迹般地复苏、发展?为什么“德国人”在西欧成了遵守纪律、勤劳苦干的代名词?为什么“德国货”成了质地优良、坚固耐用的代名词?

在慕尼黑的街上走，对联邦德国的“秘密”也略有察觉。十字路口红灯一亮，不管有没有车通过，男女老少一律停住，连油头粉面的小阿飞也不敢造次。在地铁和公共汽车上。几乎没有人斜靠而坐、哈欠连天，个个端坐笔挺，这大概就是日耳曼精神吧!这情景在我二十四国环球游历中实属仅见，连日本也无此景象。

德国产品的质量是世界闻名的，大到本茨汽车，小到家用的门扣，小旅馆的窗钩，都做得精致得象献给皇帝的贡品。的确，只有这样干，社会财富才能真正积累起来；只有这样干，优良的民族传统才能保持和发扬光大。

基督教青年的“共产主义”

我在丹麦哥本哈根时，看到了一个使我永难忘记的景象。在一个基督教青年公寓，住着一个奇异的青年集体，他们有不同的职业:工人、秘书、护士、大学生，但是他们志同道合、信奉上帝、离开家庭、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每天下班轮流做饭，轮流打扫卫生，每次都把公用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们不跳舞、不打扮、不听迪斯科、不吵不闹，甚至不看电视。只是谈谈天、玩玩乐器、看看《圣经》，到节假日还为孤寡老人做好事。他们也没有头头，轮流“执政”，一个公用帐簿放在客厅里，谁值日谁记，到月终等分摊钱。他们的居住条件相当差，六平方米的小屋里连水龙头都没有，厕所浴室都是公用的，每个人都不锁房门，大家可以自由出入拿东西。他们人人温文尔雅，和善可亲。据说，在哥本哈根这个繁华的都市里，他们竟几年如一日地这样生活着。这不但需要毅力，也需要勇气。他们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生活方式?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聚集?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明白。

在意大利罗马近郊弗拉斯卡蒂的小山上，也有来自欧洲各地以至美国的青年，他们建立所谓的“共产主义营”，想逃离尘世过一过没有贫富差别的平等生活。这不是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问题吗?

整整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在哥本哈根，好象再也找不到安徒生告诉我们的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了。那个悲惨的故事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了，然而我心里仍是沉甸甸的，不知在为什么担忧。是的，物质上的穷困会使人冻死、饿死，而精神上的贫乏却会叫人疯狂、沉沦，其命运是同样的悲惨。

瑞典的“洋大锅饭”

瑞典的累进税收极重，贫富差别较小。瑞典人的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相差不过两倍多一点，而在法国、奥地利，相差则达四倍，英国、意大利更多。若以工程师以上的高薪者与法国相比，收入大约只是法国高薪阶层的二分之一，而低薪者收入则比法国高。可以说，瑞典把高薪者的部分收入通过税收的方式给了低薪者。瑞典还规定，资本家必须把利润的大部分放在国家银行里，或投资于再生产。

瑞典孩子入托，收入越高入托费交得越多，而收入低的可以免费。瑞典人看病全部公费医疗，包括住院期间的伙食。

然而，由于采取了相对的平均主义，也确实引起了不少社会问题。瑞典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现在考虑的不是怎么多干活，而是怎么减税。”这种“洋大锅饭”，使瑞典的年轻一代越来越不刻苦了。对科教人员的低薪，还造成大量人才外流。大学教授流入私人公司，致使大学质量降低。不少优秀的高级人才流到国外，很多人让自己的黄金时代在国外度过，挣一笔钱，到老了，名利双收再回来。

瑞典的“洋大锅饭”不但使教授和工程师外流，就是一些有能力的普通青年也纷纷离开原有岗位，或者留下来怠工。我们秘书处的秘书P先生的夫人，是个干练的护理人员，任敬老院的护理组长，责任是别人的一倍，然而薪金只多百分之十，于是她离开自己的专业去航空公司挣高薪去了。她的弟弟干脆不要职业，一边领失业救济金，一边干“黑”活。这样，收入比有个好工作的人还好得多。

毫无疑问，瑞典还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大资本家还是富得可以拥有私人公园，而穷人只住在两室一厅的单元里。不过，一个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瑞典在这种平均主义的管理方法下仍能维持高生产率呢?瑞典从三十年代欧洲的贫穷国家，在短短的四十多年中一跃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靠的是什么呢?是和平吗?有些欧洲国家在这段时间内也有和平。是资源?瑞典在这段时间并没有发现多少新的矿藏。那是什么呢?是政局稳定，是传统观念的改变，是民族自信心的建立。人们认识到，致富之路不只是靠往美国跑，主要的是靠自己的双手把瑞典建设好。

(吴方泽摘编自《一个中国人看世界》)

图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