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子

一场规模巨大的“甲肝”狂潮于1988年之初卷过黄浦滩头，数十万人赤黄着眼白，浑身无力地进入了隔离病区，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密切关注，于是人们的话题中便出现了一个新的热门：上海黄变。

时至今日，“黄变”已进入尾声，作为酿成原因的毛蚶也早早地被钉上了我们饮食史上的耻辱柱。相信至少七八年内素为江浙民众所喜爱的毛蚶将不会再在上海畅销。但是，如何以一场灾变来观照一个城市的生活乃至一个民族精神上的某些缺陷，也许还需要更多一些的时间。

至少有200篇文章对这场因食用不洁毛蚶引起的“甲肝”大流行作了多方面的报道，笔者作为这场灾变的见证人，只是在这里记下自己的一些所见所闻，以备后人考察这段历史时能有些拾遗补缺的材料。

一

春节前夕的一个下午，某报一位记者在一家个体饭食店里用餐，对面坐着一个脸色憔悴的青年顾客，两菜一汤，独自斟酌。记者出于好心，冒昧开口：“同志，你眼白黄得严重，应该去验一下血才是。”对方回答得干脆：“谢谢侬，早就验过了，GPT600，黄胆……反正医院住不进，我就到处跑，到处吃，让大家都搭搭肝炎的味道。”记者愕然！

开始闻此事，笔者甚为吃惊，总以为这样的害群之马是极个别。可随着肝炎的肆虐，类似的社会报复者竟然越来越多，有的人因一时住不进医院就往医生身上吐唾沫，扔果皮，有的竟强行抱住护士，面对面呵气，说要“同归于尽”。而且有此壮举者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这确实使笔者对上海人的文明素养产生怀疑。

在这个世界闻名的口岸城市，爱国卫生运动可谓历史悠久，“文明礼貌”也搞过多年。至今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从来就没有闲过。但即使当一场传染病已经流行时，照样有人随地吐痰，擤鼻涕，泼污水，在公共场所倒垃圾，很少有所节制。

据说，西方人与日本人在过马路时有遵守红绿灯信号和走横道线的习惯。可在我们大上海，不论是热闹的南京路还是繁华的淮海路，只要没有警察，没有带袖章的纠察队，极少有人会去理会任何交通标志。

至于那种“同归于尽”式的壮举，大概还不是缺乏公德可以概括的，其意识深处是那种“要好一起好，要坏一起坏”“我出不了头，让你也倒霉”的“铲平主义”。上海人觉得这几年活得有点窝囊，乡镇企业搞不过苏南，第二职业活不起来，100多家民间科技实业公司的营业总额抵不上北京四通公司一家，诸如此类的情况除了众所周知的客观原因外，此次肝炎大流行中暴露出的人的心理，或许也能使我们以小见大，受些启发吧。

二

“能怪老百姓吗？GPT2600都没有床位，那些当官的干什么的？”“上海造了那么多高级宾馆，为什么就不能多造几所医院？”“毛蚶怎么会有肝炎菌的？卫生局，防疫站吃干饭的！”那几天，医院门口老百姓的怨愤可想而知，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政府自然有政府推卸不了的责任，可百姓也应有百姓的“自省”精神，要是出了什么事都一古脑儿往政府身上推，就像孩子出了事总是找父母一样，是一种心理未成熟的表现。

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张小云对上海“甲肝”的一点反思，很值得味嚼：

“漫步上海街头，不难看到马路两边大刷马桶的景观，更有甚者刷完马桶的水就直接泼倒在马路旁，尽管旁边就是大饼油条摊，也从不顾忌；进入公共厕所也不乏见到大粪四溢，小便横流的情景。如果倚在苏州河边的栏杆上，很快就会发现一船船不加盖的运粪船正把那些未经处理的有机肥料运向乡间，完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不久后同样这些运粪船未经任何消毒处理就运回一船船青菜、各种农产品，当然也有毛蚶，然后卖到各家各户的饭桌上。这些没有任何消毒的运粪船加上当地同样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粪便管理，又污染着沿海滩涂，包括毛蚶生长地。”

显然，不能把这一切都往政府身上推。马桶不是私人的吗？运粪船不是有专人管吗？在大小便问题上，政府能派人站在每一人的背后监督你“文明解手”吗？

就在张教授抨击中国人“重口腔轻肛门”的传统习惯时，某区肝炎临时病房的一群“甲肝”患者仍然大踏步地走出隔离区，来到附近的公共厕所解手。当医务人员责问他们为什么不到指定的厕所大小便，他们理直气壮地问：“那里是人呆的地方吗？”确实，那里不是人呆的地方—满地粪便，污水四溢，剩菜剩饭倒得天女撒花般，脚尖都无法踏进去。然而，这一景观不也是人创造的吗？不是由这一隔离区的病人们自己创造的吗？人创造了不是人呆的地方，这也算是一种“异化”吧。

东欧某国领导人表述过这样一个观点：“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可以有两件事。其一是看马路上发生意外事故，围观的人多不多。管闲事的人越多，越说明这个国家讲效率的人少。其二就是看公共厕所是否干净，这是一个国家公民公德的标志。”

不幸得很，这两件事在我们大上海，表现都不能令人满意。不管哪条马路上发生什么屁大的事，总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围观，起哄，看热闹，有时候人越围越多，挤在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但还是像孩子一样充满好奇，激动，亢奋，久久不愿离去。反正回家也没什么事。至于公共厕所，除了大宾馆，合资企业，少数市级机关外，大多数不如个人卫生间来得干净。当然，两家合用的卫生间比独门独户的又要差几个等级了。

海外有位同胞在剖析国人排泄之不文明时，曾怪罪于孩提阶段没有训练好的结果，“与西方人比较起来，中国父母对孩童之排泄训练很随便。在传统时代（在今日的农村中可能仍然如此）一般让孩子常穿开裆裤，可以随时随地大小便。西方人却训练小孩由自己控制，按时按地大小便。”他还进一步认为，“国人除了造成小孩一人缺乏自制自律习惯之外，还往往又加了一个由二人去从事的他制他律措施，那就是由一位阿妈用嘘声催促孩童大小便。这显然是不按个人内在需要，不由个人决定的排泄。这种措施，除了养成他制他律的人格之外，还会造成长大后公私不分的概念—自己最私的事也必须由别人去管，同时个人份内应做的事也靠别人、靠集体、靠群众或靠组织。”

这位同胞的分析未免刻薄，但我们也真的该问问自己：我们到底能不能管好自己每日难免的排泄之事？

三

数十万黄皮肤、黄眼睛的患者百无聊赖地度过了整个龙年春节，终于又变得潇洒起来了。

“侬啥辰光生毛病的？”

“我？第一批。依呢？”

“一样。黄浦一期！”

言谈中颇有种历史参与者的自豪。

人是容易健忘的。

电视台不是开始播放《龙江颂》选段了么？“脚跟站田头，心向红太阳。”那个男人唱得声情并茂。

同样，“黄变”风潮刚刚过去，一度收敛的大小宴会又开始接二连三了。当然以花公款为主。否则不会有这许多人来“交叉感染”。

一些家庭坚持了一段时间的公筷公勺分餐制也因过于麻烦而取消了。而且解禁之时，充满了自己解放自己的欢快。

民以食为天么，在食的享受上我们从不拘谨。敢于吃半生不熟的毛蚶也算证明。

也有人反驳：外国人不也吃生蜗牛吗？生蜗牛人家吃得，生毛蚶为什么我们吃不得？言辞中大有国格人格受到损害的愤慨。更有人干脆把毛蚶冠以“中国蜗牛”，扬言要打到世界市场去，与外国蜗牛决一雌雄。

气不能说不粗，理不能说不壮，但若真要完成这个“外向型转变”恐怕先得下功夫把外国人如何检验食品，如何管理排泄物的方法学一学。否则，“中国蜗牛”打死也爬不进世界市场。

当然，我们更注意的是伦理，所以在甲肝流行之际才有怀着身孕的媳妇奋力排队为公婆抢购大蒜，亲朋好友之间殷勤互赠白酒，精神病院发扬风格放出病人以接纳肝炎患者的可歌可泣之举发生。而一位母亲因身患“甲肝”一时住不进医院又怕传染给自己的两位亲生儿子便毅然投身黄浦江的新闻终于把我们的伦理道德推至登峰造极！

死者无法复生，生者却不应健忘。作为母亲她诚然伟大，只是这种伟大却由愚昧构成。

我们不需要愚昧的伟大，我们需要科学的平凡与宁静。

笔者最后郑重声明，本文所涉及的人和事在这场“甲肝”大流行中，仍属少数。

还要声明，笔者也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上海人身上所具有的丑陋性，笔者也在所难免，如此极而言之，无非是笔者对故乡一往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