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捷克·费恩科

汤尼·尤尔丘满脸通红。老师为什么看着他，而且还不满地噘着嘴?

十岁的汤尼很崇敬韩森太太——她个子细高，脸上经常露着安详的笑意。他还记得所以会对她心怀崇敬的往事:她当着全班抚弄他的头发，对他说他一定知道答案；只要想想就行了。他当时面孔胀得通红，用心思索——终于解答了问题。从此以后，使她高兴就成为了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可是现在有什么不对?难道是犯了过错?

放学后在街上兜售杂志时，他看商店橱窗中自己的映像，探索韩森太太神情不悦的原因。衣衫褴楼，网球鞋破旧——简直不足以御寒——那不能怪他。当时是1932年冬季，住在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利市东北区的波兰和乌克兰移民都很贫苦，只能将就着过活。

他父亲原籍乌克兰，是一家铁厂的夜班工人，大萧条时遭受解雇。在父亲求职期间，母亲替人家糊壁纸，一间房一块钱。他父母带着四个孩子，住在楔形板墙的两层楼破旧公寓里，楼内老鼠横行，咬啮那深色腐朽的墙壁，使汤尼深感恐惧。

韩森太太根本就不知道那些老鼠，可不是吗?汤尼觉得难以理解。他是个好学生，对上学以前本来不会说英语的学生来说，他的成绩要算不错的了。那天晚上他蜷缩在被窝中左思右想，打定主意要问老师究竟错在哪里。一经询问，她就非告诉他不可了。

但是第二天早上，他的决心却象阳光中的冰凌般消融了。中午他穿上大衣，正要回家吃中饭，韩森太太忽然走进衣帽室，来到他身旁。她吩咐道:“跟我来，汤尼。”汤尼吓得半死地跟着她，心想一定是去校长办公室。

韩森太太快步走出校外的路，再转入亨奈品街。她走进明尼亚波利市友好旧货店，他一直跟在后面。“坐下，”她对他说。他听命坐下。

“你们有没有适合这孩子穿的旧鞋?”她问道。店员叫他脱下破烂的运动鞋，量了他双脚的尺码。她很抱歉，这店里没有。“那么就买一双黑长袜吧；”韩森太太说着，打开钱包。他感到失望。有一双没有破洞的暖和厚袜固然不错，但能有一双真正的皮鞋那该多好。

他握着盛袜子的纸袋走出店门，准备返回学校。韩森太太一言不发，又向另一边走去，他只好继续追随。他们走进一家衣物店。这一次店员找到了一双合脚的鞋——漆黑发亮结实的新短筒靴，靴口竖起，不用扣子，而且配有正式的鞋带。韩森太太含笑点头。他看着她付款用的钞票——生平没有见过这么多钱。他们带着鞋盒去到一个小饭馆，韩森太太自己叫了一客夹心面包，给他叫了一碗汤。

坐在柜台前的时候，汤尼想说句表达谢意的话。可是韩森太太在匆匆进食，象是要赶时间，使他觉得不便启齿。“我们该走了，汤尼，”她说。从她的笑容中，他又看到了自己所喜爱的安详风度。

他望着柜台镜子中她的身影，心里默默念道:“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回到学校，他坐在衣帽室的地板上，穿上新鞋袜。他许下心愿:“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其后不久，学校停办，教师和学生星散。汤尼不知道他敬爱的老师去了什么地方，而他也始终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向她道谢。

时光苒荏，他高中毕业，服役于美国步兵部队，参加冲绳岛之役，获得紫心勋章。后来他做了工程师，先后在太平洋铁路公司与布陵顿北线公司任职。他婚后有了四个儿子。又组织捐血运动，还加入苍鹰兄弟会，一连26年经常在学校和医院表演，担任小丑角色。

1970年，他得了一场严重的心脏病。躺在医院病床上时，他想起了多年前的老师。不知道她是否健在，如果得亨遐龄，不知道现在何方。他想到许下的心愿，发觉自己还有事情未曾清了。

1984年8月，汤尼——62岁，已有三个孙儿女——写信给明尼亚波利市教师退休基金会。几天后，收到就住在附近的韩森太太的女儿打来的电话。她的父母15年前退休，已迁居加里福尼亚州南部。她将他们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

“喂?”他听出是以前的老师的清细声音。

“韩森太太，我是汤尼。”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汤尼·尤尔丘。”

汤尼解释了打电话的用意后，韩森太太说。“汤尼，我应该讲老实话。我不记得你是谁了。有那么多饥寒交迫的孩子……”

“没有关系，”他郑重表示，这是实情。他告诉她，他要搭飞机来加州，请他们夫妇吃饭。

“啊，汤尼，”韩森太太说，“那太花费了!”

“不要紧，”汤尼说，“我要这样做。”

她沉默了一下。“你记得的是我从前的样子。现在我老了，一脸皱纹。”

“我也不年轻了，”他说。

“你真是打定主意要这样做?”

“我生平没有比这件事更不犹豫的。”

9月28日，汤尼飞赴加里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他在那里租了一辆汽车，买了一束长茎玫瑰，然后驱车沿海行进，前往艾司康第多镇郊外机动人家停车园韩森夫妇居住的地方。84岁的韩森太太满头华发，新做了卷发，穿着她最好的衣服，两眼闪现光辉，在门口欢迎。他拥抱她，吻她的面颊。“啊，汤尼，”她说，“玫瑰正是我最喜爱的!”

他开车带韩森夫妇去至一家俱乐部餐厅，在那里追忆过去50年的往事。他告诉她，他怎样发起捐血运动，并在学校和医院为孩子们演出娱乐节目。“干这些事情我总是想到你和那双鞋，”他说，“你知道你发挥了多大的影响力吗?”

日落时分，他们沿海岸慢慢驶回家去，韩森太太说:“替你添了这么多麻烦，真是感激不尽。”

“只要想想那双鞋子，我欠了你多少利息。”他捏了一下她的手。

几星期后，汤尼收到韩森太太恭楷书写的短柬。“在我当教员的一生中，也曾有许多从前的学生来函称颂，并表示热忱，”她写道，“但是，你的表现更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快慰。”

(摘自香港版《读者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