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明

正视“初级”而又不甘心于“初级”—这才是我们现阶段社会主义“希望做的、应该做的与可能做的”三者之和谐统一。而正视，首先要把握住我们历尽劫难的祖国终究已置身于

对于富有，人类的向往和追逐是亘古不移的，因而也是天然神圣的。然而，我们却有过梦呓般的诅咒。“富则修”的逻辑显然出自贫穷与愚昧的复加；而“苗”与“草”的舍取又不免“狐狸葡萄”之嫌。诅咒带来的恶果在相当程度上对社会主义造成了声誉上的毁害。人们越来越明白：一个诅咒富有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改革与开放的潮流使我们有可能从封闭中解禁回顾，于是，便有了这样惊异的发现：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人类，原来未必生活在同一个世纪！贫与富的悬殊或差异，已经使10亿中国人民面临着一个世界性的发问和考验：社会主义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身所应具有的优越性？

我们不再认为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色了，，然而，我们又必须承认贫困确实是当今中国的严酷现实。生活质量的粗劣，资金短缺所造成的现代化建设的步履艰难，民族文化水平的相对落后……都极大地制约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原本应当对于人类作出的贡献。有人哀怨于此，禁不住生出些思想意识方面的是是非非来。其实，贫穷并不可怕，你把它当作一种国情老老实实地承认就是了。况且，真正影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恐怕不是我们早先对于“一穷二白”的勇敢承认，而是其后恶性膨胀起来的自狂和讳疾忌医。

社会主义当然应该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为强盛的社会生产力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根本体现自然也在于能够实现资本主义所无法比拟的全体公民的共同富裕，并不断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所热情构想和规范的社会主义，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还大体是一种理想形态，而不是实在。或者说，理想的社会还在建设之中而远未建成。关于优越性问题的任何脱离实际的空洞争辩都是无力的，甚至是授人以柄。实实在在地千方百计地加快摆脱贫困的步伐，倒是比什么都重要、都紧迫，都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贫困何足畏？泱泱环宇，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有100多个，其中真正发达、富裕的又有几何？即使是这些发达国家，早先不也有过漫长的发展过程，有过贫困之路上的痛苦辗转吗？因此，从历史的高度看，贫困在任何社会经济中都是无可回避的。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的生命力，它对人心的征服，它的希望和强悍，它在当代中国的毫无愧色的实践，也许正维系于它能否内在地凝聚起前无先例的跃进速度而尽快地摆脱贫困。空言虚语不足凭，无限风光尽在这“摆脱”二字！

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并不是一种自我慰藉，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壮之词，而是基于冷静分析的科学界说。它有助于我们量力而行，从而脚踏实地地从“初级”出发去创造新的文明原点。它也最能激发我们改革、开放的高昂激情。改革是中国振兴的唯一出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加快完成中国现阶段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最根本的历史任务，从而使社会主义真正具有吸引力。承认现阶段的初级性，说到底，是为了改变初级性而走向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这里不存在任何保守意味，恰恰相反，由于它的积极指向是面对未来的，因此，不仅在实践上是充满科学的革命精神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对一切僵化、死板的教条主义陋风旧习的鄙弃和冲击。正视“初级”而又不甘于“初级”—这便是我们今天“希望做的、应该做的与可能做的”三者之和谐统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使长期动荡不宁的民族之舟有了蓬勃强盛的希望。然而，摆脱历史造成的贫困则有待时日。同时，摆脱贫困也决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因此，我们应当有准备为自身在精神、伦理等方面的改造付出代价。但是无论其间有多大的复杂性和艰难性，我们历尽劫难的祖国终究已置身于贫困与富有的转捩点上。只要我们坚定改革开放的宏图大略，我们就能迎滚木礌石，踏高空怒风，逐步辞别贫困而赢得富有；反之，便只能永远在贫困的旋涡里折腾不已，以致最终连“初级”也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