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庆

“在列宁格勒大学校门对面的路边等候汽车的大学生看上去和英国的大学生没有多大区别，男学生穿着牛仔裤，手提破烂的书包；女学生则脚踏漂亮的皮鞋，身穿松领的毛衣，许多人喜欢穿裙子，但也有穿牛仔裤的。女学生们总是三三俩俩簇拥在一起，互相挽着手臂，谈论服装、电影、考试，或者议论最近听说的一段恋爱悲剧，感叹男人的不可信赖和自私”。这是英国《卫报》记者描述的当代苏联大学生的形象。确实，八十年代的苏联大学生已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大学生。他们是在和平的环境中长大的，没有象自己的父辈那样经受过生活的磨难和战争的洗礼。可是，他们也不象他们父辈那样闭目塞听，循规蹈矩。他们了解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了解世界科技发展的动向，了解西方文化，对西方流行音乐、舞蹈、服装款式也很熟悉。他们对事物敏感、好奇，不断地追逐这些时髦。他们时而提出一些使父辈们意想不到的问题，而且对很多事情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这一代大学生的表现是好是坏，他们够不够一个大学生的标准，在一些人中存在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老一代和新一代人之间。在鄂木斯克工作的一位大学教师马雷辛便是对这一代大学生持批评态度的一个代表。

马雷辛在《大学生天地》杂志1984年第一期上发表了题为《昔日的荣誉，还是今天的事实》的文章，列举了学生们不好好学习，经常参加婚礼，很多时间不用在学习上，因此他抱怨今天苏联大学生不刻苦，“不再为科学鞠躬尽瘁。”同时，他还举出一些令他不快的现象:每当休息时间阳台上烟雾弥漫。学生们谈论的不再是音乐、诗歌、书籍，男学生们经常谈论的是女人、酗酒、服装，而女学生则是:服装、男人、消遣。很多人不热爱自己的专业，为捞外快，不惜影响自己的学业。马雷辛对此十分不悦，他感慨万分地写道，“大学生的名称在大程度上已成为昔日的荣誊了。”

他的文章登出后，在大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绝大多数大学生都不同意他的看法。一个学生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显然，教师认为埋头读书、旁事不问的人就是大学生，我根本就不同意这种观点，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专业工作，而是为了将来的生活和教育下一代。那些拿了红证书而不会用锤子的人有何益处?我从事摄影、收集音乐磁带、弹吉他、做飞机模型、写诗、装收音机，这有什么不好?大部分学生在业余时间干自己爱干的事，而有些教师却说这是无所事事。”另一个学生也对所谓“学习成绩下降”，“常常出现二分”不以为然。她认为，分数并不能真正代表一个人的本领。常常有这种情况:“试卷上的五分，头脑中的二分”。在大学生中流行一句口头禅:“不拿个二分，大学生就不是大学生”。她对用分数衡量大学生的作法甚表怀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一位名叫谢奇科娃的学生甚至主张改变苏联现行考试办法。她认为，目前考试方法不能教会学生独立思考，学生太受拘束。罗斯托夫建工学院学生安德烈·基谢列夫认为，理想的大学生是善于坚持自己的看法和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有创造精神的人，他的想法往往独出心裁，这种人能为自己选择生活道路，而且他也非常清楚他应该做什么。另外，理想的大学生应该靠自己去创造，而不应该依赖父母和亲人。顿涅茨克一位女大学生则对谈论服装有自己的看法，她说:“我想了解更多时髦服装的款式以及协调的发展，通过外表服装可揭示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对于相当数量大学生，包括越来越多的女学生抽烟这一情况，很多大学生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有人说，反正他们知道抽烟有害，抽够了就不抽了。一位抽烟的师范学院女大学生甚至把自己抽烟看作是与男大学生平等的标志。她还振振有词地说，抽烟的女学生连找朋友都容易些。她大声疾呼:“爱我们吧，连同我们的缺点。”

看来，在评价大学生的标准上，苏联也存在老一代人与青年一代之间的“代沟”，也有老一代与年轻一代对话问题。

总的来说，苏联大学生绝大多数人热爱自己的祖国，相信政府所从事的事业，虽然也会对一些政策表示不满。他们一般都很重视掌握一门专业知识，希望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当然也有人目光短浅，把有一个理想工作、得到一套房子和买一辆轿车作为自己奋斗目标，视为最大的幸福。对这种“幸福观”很多人并不同意。罗斯托夫建工学院一位学生谈到自己对幸福的理解时认为，一个人能感到自己对别人有用和别人需要自己，这才是幸福，而没有白白活在人世上。这种希望“能做一个对人们有用的人”，“做一个有价值的人”的看法，在苏联大学生中还是颇有代表性的。

苏联政府很重视对大学生们进行政治理论教育。学生在校期间有四门课是必修的，这就是:苏共历史和国际共运史、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课时很多。同时还引导学生们参加各种社会工作，如辅导中小学生、参加义务劳动等等。这些对提高大学生们的理论修养和共产主义道德起了一定作用。

苏联大学生中也有追求物资享受、仿效西方生活方式、沉缅于流行音乐、酗酒、对性生活不严肃等情况。读书不认真，考试作弊者大有人在。有人曾对列宁格勒四所高校进行调查，有百分之四十六的人承认考试时有作弊行为。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愿参加社会工作。列宁格勒学者对苏联十八所高校的四千零六十五名学生进行调查，证实有百分之二十四点六的人不参加社会工作。问他们为什么不参加?一半以上的人认为这是“形式主义”。一位学生在写给《大学生天地》编辑部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有哪一位学生会欣然去幼儿园、学校当辅导员，或者自愿擦洗学校的门窗?……这些都是在训斥、取消助学金和宿舍的情况下不得不去做。现在有关教育问题谈得很多，只是不要使它流于形式。”面对这些情况，苏联有关方面也正在探索做学生工作的新形式和新方法。

(根据苏联《大学生天地》杂志等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