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融生

一个国民党的将领，却选择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道路，并为此而英勇献身。

1946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明月斜照，万籁俱寂，我却在床上辗转反侧，久难入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发动内战，各种迹象表明，张家口方面战事在即。地下党组织指示我利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外事处副处长的合法身份，侦探敌方真实的作战情报，而我却因难以接触作战机密，苦无良策。不料，这时突然有一汉子闯进门来，手中的左轮手枪对准我，喝令道，“起来，老实说，你到底是么什人?”这声音好熟，我一阵紧张，头上的血管也膨胀起来，难道我的地下党员身份被发觉了?

我无言以对，只好闭上眼睛，听候对方的发落，或许是无情的处决……。

当持枪人打开电灯，而我的情绪稍定之后，发现这位鲁莽的威逼者原来是朝夕共事的好友谢士炎。

谢士炎，湖南人，时年三十七岁，中等身材，一双目光炯炯的眼睛，透露出他的聪明、果敢和坚强。他早年毕业于国民党军校，后曾进“军辎学校”，继又进过“陆军大学”。军校生活使他养成“忠君爱国”的思想，立志于“报效国家”。抗战初期，他目睹国土沦丧、民众遭受惨杀和蹂躏，悲愤不已，乃尽军人天职，奋力抗击日寇侵略军。他在浙江衢州国民党军中当团长时，在那里率部同日本侵略军展开殊死搏斗，歼灭敌人两千多人，并打死了日寇一个旅团长。

谢士炎的枪口仍在我的胸前紧逼，他作出欲扣动板机的样子说道:“我要送出一份厚礼，如果你拒绝或办不到，我们两人就同归于尽!”我既莫明其妙，又十分紧张，随即厉声喝道:“什么厚礼，我们是多年的好友，你为什么要拿枪逼人，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

“融生兄，老实说，我看你不象个国民党，说确切一点，你是个共产党。现在，我要找党，呈交一份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的详细计划。这件事非同小可。弄不好，你我都要死；如果我把你看错了，我也不想活了。”他很激动地讲着。

“我不是共产党，我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你这样逼人，又让我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在没有完全弄清他的来意之前，我只好敷衍着他。

谢士炎看我仍对他不吐露真情，忙说:“融生兄，你不用怕，只要你帮我寻找共产党，我一定保护你。我们行动时，由我来驾驶汽车!”说着，他从口袋里迅速掏出进攻张家口的详细计划，他坦率诚恳地说:“这份计划稿是我替孙连仲拟订的，已经获准付诸执行，不到十天会有行动。现在我要你将它送到叶剑英将军手里。你不肯干，我们就一起去死!”

我假装为难的样子，叹了一口气说:“唉，那就设法试试看吧。”

我和谢士炎迅速离开了我的住地——北平的中央银行招待所，走进漆黑的夜幕里。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我让谢士炎去开小车来，我打电话给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徐冰同志，用密语约定同他立即见面。待谢士炎开车来时，我立即钻进车内，指示他把车开至北京饭店前。车刚到饭店门前，我迅即下车，谢士炎马上就把车飞快地开走了。我立刻戴好黑眼镜，低着头，一口气快步冲进北京饭店里，在二楼的转角处，找到了徐冰同志的房间。我进去一看，徐冰同志早已等待着我的到来。我迅速呈交谢士炎送来的“作战计划”。徐冰同志接过去略略一看，决定马上去送给叶剑英同志。当他刚出房门后，又立即返回来，情绪紧张地对他的夫人张小梅讲，让她陪着我，呆在房间里，不要离开，因为发现外边已有特务监视上了。过了不一会儿，徐冰同志就匆匆归来，告诉我“计划”已安全送到。这时候，又进来约十位同志。徐冰同志帮助我很快改换了衣服，在他的机智指挥下，由这十位同志将我紧紧围在中间，然后匆匆下楼，一直走出北京饭店。我若无其事地漫步走在街道上，一直走到和谢士炎约定的地点。谢士炎等我钻进汽车，急驶着将车开回自己的宿舍。

当我们刚步入宿舍房门之后，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压低嗓子对他说:“成功了!”顿时，我俩人兴奋得紧紧拥抱起来，腮边挂满激动的泪水。谢士炎立即打开酒瓶，要庆贺我们的胜利。这一夜，我们足足喝了一瓶酒，过了一个幸福的夜晚。

此后，地下党组织决定利用谢士炎的合法身份，在第十一战区官邸开展地下工作和兵运工作。谢士炎为自己能够真正为国为民出力，而深感荣幸，他经常秘密地将战区军事会议等情报向我党如实汇报，为地下党组织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严格考验，组织上认为谢士炎已成为自觉的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的忠诚战士，决定考虑发展谢士炎入党的问题。我找谢士炎作了郑重其事的谈话，他十分感动，恳切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此后，他向我交来自传和入党申请书。

1947年初的一天，我接到地下党组织的通知:今晚陪谢士炎到郊外某空地等待组织谈话。晚上，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提前到预约的地点等候。届时，一辆小汽车朝我们徐徐开来，当靠近我们的时候，车停了。从车上下来的是马次青同志。他不慌不忙地分别打开小车两边的后门，请我们各自从两边上车。当我们刚上车，马次青同志也立即上了车，随着关门声汽车已经向前驶去。

这时，我们才发现，坐在我俩中间的是一位长者。他身穿黑色长袍，头戴黑呢帽，头发和胡须都显得很长，还戴着一副浅色眼镜，脸上显出笑容可掬的样子。我寻思着，这位长者是谁呢?谈话该如何进行呢?不一会儿，这位长者终于开口了，他操着十足的广东客家话慢慢地说:“我是叶剑英。你们两位同志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我和谢士炎都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顿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谈话约进行了半个小时，最后我和谢士炎都表示了自己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坚强决心。叶将军听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这时车子行进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逐渐停下来。我们俩人下了汽车，无限深情地向叶剑英同志举手敬礼，目送着他和车子缓缓离去，直到消失在漆黑的夜幕里。这一晚给我们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

1947年2月4日下午，谢士炎将军的家里，窗帘被紧紧地拉了下来，房间里显得黑洞洞的；屋子的墙上挂着中国共产党党旗；桌子上点燃着一支红色的蜡烛。叶剑英和马次青同志亲自来到现场监督宣誓。谢士炎同志取出早已准备好的誓词稿，举起右手，对着党旗宣誓；然后把誓词呈交叶剑英同志。叶剑英同志接过誓词，然后递给在场的同志传阅。最后，又借着蜡烛的火，把那份誓词烧掉，以示不留痕迹。

1947年9月26日，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共谍”案。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设在东四牌楼的秘密电台被侦破。电台台长李政宣叛变，出卖了原十一战区指挥部内所有的组织。27日，谢士炎等一大批共产党员不幸被捕。

不久以前，他出席了蒋介石召开的涿州军事会议，会后将蒋介石对全国的军事部署情况完整而及时地送到了人民解放军总部……

在北平监狱的头一道铁门前，谢士炎穿着整齐的军服，操着湖南口音高声抗议道:“我是国家的一名将官，我为国家立过战功，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吗?”他对看守兵那种侮辱人格的搜身作法不能容忍。和他同时被捕搜身的余心清先生对他这种临危不惧、自尊好强的精神极为赞佩。

同谢士炎同志一起被捕的还有丁行、石崞、朱建国和赵连璋等人。他们在北平监狱里被关押了两个多月，受到严刑审问、寒冷和饥饿等种种折磨。11月29日，他们被押送到南京，进宁海路十九号国民党政府军法局，然后关进被称为“木笼大厦”的看守所，最后，于次年二月间送进陆军中央监狱。在陆军监狱关了七个月，直至英勇就义。

(摘自《纵横》1985年第5期)

插图:韩勇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