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捷

当今中国，改革已经成为人们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它带给这块古老土地的冲击，使亿万人为之震撼。当这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破土动工之后不久，改革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以其真实的面目迅速地显露出来。

1985年初，本刊表彰了百名全国优秀青年厂长（经理）。一年过去了，这些在改革大幕拉开之际涌现的青年改革者的实际状况究竟如何？今年二、三月份，编辑部在各地团组织的大力协助下，分六路对部分优秀青年厂长（经理）进行追踪调查。与此同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温元凯同志也给百名厂长（经理）发去调查信件。我们的这份报告，综合了两部分调查材料——共计22个省市，77名厂长（经理）。

令人鼓舞的调查结果——改革在前进

1985年有些地方风传改革者倒台。事实上，被调查的77人中，1人辞职，1人中止合同，1人被免职，7人职务提升，8人上学深造，60人在原位任职。在稳定中上升，这是目前他们地位的发展趋势。

1985年下半年，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新旧两种体制呈现出胶着状态；另一方面，国家宏观经济加紧控制，企业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青年企业领导人仍旧大胆探索，积极改革，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经我们调查的企业，1985年有87.8％增长了利润。有的企业被评为全国企业管理优秀企业；有的企业产品荣获国家、部、市颁发的产品奖。众多的企业被评为全国、省、市及同行业的先进集体；众多的青年厂长（经理）被评为全国、省、市的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

上海工艺编织厂厂长霍坚萍，从1985年9月起在企业实行管理体制改革，打破了“厂长——车间——生产组——工人”的传统型“直线职能部”，建立企业一级法人、二级管理的“事业部”，形成若干个以产品专业化为前提的生产利润中心。至12月底，全厂产值、利润分别比1984年同期增长了97.6％和138％，产品正品率达99.7％以上。原商丘市无线电厂厂长雷学斌，自1985年2月出任商丘市副市长后，制订了市工业系统的经济承包方案，试行多种工资制度，推行目标管理。至年底，商丘市建国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国营企业消灭亏损，成为河南省的“无亏损市”。全市年工业总产值和上交税利分别比1984年增长了24.4％和41.3％。

改革在不可逆转地前进着，并且正在取得越来越显著的成就。这就是我们在调查中得到的强烈印象。“我们与企业同在。我们与改革同在。”处在改革前沿的青年企业家们，就是以他们的突出成绩，向社会表明了他们的存在和重要作用。这是在中国改革大趋势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型企业家。他们和他们的企业，作为一支浩荡的改革生力军，为我国这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注入了生机蓬勃的血液，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例证，并且具有方向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中国青年的先进分子。

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改革在深入

1985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其初露端倪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把人们引入对改革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它从具体改革方案的实施深入到了对旧体制的全面冲击，从经济领域引向更复杂、更深刻的历史、社会、民众心理等方面。改革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重要的阶段。改革所承受的反作用力之一：固有模式

新中国成立37年以来，形成了一套固有的经济模式。要从一种封闭状态转向空前的内外开放，从长期的自然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用新体制取代旧体制，就必须打破固有模式。改革的深入，必然和固有模式发生冲突，并由此引起人们的强烈震动。

江苏常州永红塑料编织厂厂长瞿焕林，1985年大刀阔斧地实行三项改革措施：干部聘用制和职工合同制、工资浮动制、企业职工集资入股制。这些措施无疑是对固有模式的一次突破，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调动企业职工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使企业职工真正确立爱厂如家的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思想和责任感。然而，固有模式的突破，也给习惯于固有模式的群众带来震动，全厂因此掀起了一场风波。1,300多职工中有100多人要求退厂，而“人民来信”也直接递到了市长办公室。在瞿焕林和其他领导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后，仍有70多人退厂。然而，改革坚持到年底便出现了成效，工厂利润比1984年增长了36.7％，职工人均收入增长了5％，参加入股的职工全部拿到了分红。1986年职代会决议继续实行改革。群众在改革过程中不断理解改革。看来，打破固有模式是不容易的，新旧体制的胶着状态是改革的一个艰巨阶段。无论新体制的建立和健全，还是群众的适应和理解，都需要有一个过程。改革所承受的反作用力之二：旧的传统观念

不适应改革的某些旧的传统观念严重地阻碍着新观念和新事物的发展。新旧体制并存时期，许多改革者扮演了“过渡人”的角色，人们对改革者在价值系统的认知上是双重的。特别是改革不断深入时，改革者更多地体会到了旧的传统观念的潜在威胁。

原辽宁省灯塔县童装厂厂长洪雅娟，作为承包者与县劳动局订了在利益上3.5对6.5分成的协议合同书，自1983年承包了县童装厂。几年下来，这个小厂成为县工业中首屈一指的盈利企业。1985年该企业的利润和1983年相比翻了一番。然而，洪雅娟冒尖了，因此成为灯塔县的众矢之的，各种荒诞的传闻纷至沓来。例如，传闻说洪偷税漏税107,000元，实际上，原来因其是待业青年企业便可免税，后税务局以待业青年不足60％要税款时，洪已交付。传闻说洪有两幢小洋楼，实际上洪一家现住一个47平方米的单元。传闻说洪“喝了敌敌畏自杀，正在抢救”，结果来了好多亲戚朋友，一看，没事。……洪雅娟终于无法承受这些压力，于1985年10月与县劳动局终止了承包合同。洪雅娟说：“没有改革，我不能一年为国家创几十万的税收。反过来，我个人也不能得这么多的收入。我本人现有20万元左右。有些人认为我得了这么多钱，是新型‘资本家。但我认为我和工人是平等互利的，我得的钱大部分都放在企业里周转了。而我如果赔了，不要说赔20万，连家产都得赔上。”

旧的经济体制使得职工在分配上习惯于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自然经济又使得人们习惯于满足现状，安于平庸。然而改革首先带来的竞争观念，却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这些旧的传统。有的人宁可“要穷一起穷”，也不愿看到一部分人先富，“红眼病”便成为某些地方的流行病。洪雅娟的遭遇，不过是新旧观念冲突波及企业家命运的一个典型事例而已。改革所承受的反作用力之三：习惯势力

中国现存的习惯势力，是人们在长期的自然经济中养成的一种思维、观念、道德、行为规范，它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墨守成规，不思进取。这使得许多人经常不自觉地站在改革的对立面，从而成为改革的阻力。

上海市多灵有限公司经理祝均一，仅1985年一年，就被社会上不明真相的人风传四进四出公安机关，该公司也被传为已经倒闭。我们见到他时，他把“四进四出”当成玩笑告诉了我们。“改革的阻力不是哪几个人，而是一种势力，一种意识。这种势力和意识使得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无知和偏见使一些人对创新看不惯，他们对你为什么出格，你为什么与他们有不同的动机、目标、精神状态感到疑惑。你要改革，就犯了感情得罪——得罪了人们习惯的感情。”祝均一谈及于此，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我最怕的不是我个人会有什么不好的下场，而是担心如果咱们中国人总是抱着尊重落后传统，墨守成规的习惯势力不改，那又怎么使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事情进步呢？”多灵公司并没有停止不前，仅1985年创利一项就比1984年增长了64.95％。

改革与习惯势力的冲突，使许多企业家面临一种十分麻烦的处境。被调查者中相当一部分自评选为“全国优秀青年厂长（经理）”后，立即陷入了匿名信的包围。“八分钱整半年”，“一毛六一辈子臭”。而几乎所有的匿名“人民来信”都指责改革者有严重的经济、生活作风问题。上海工艺编织厂厂长霍坚萍每推行一项改革措施之后，就有人给上级党委写匿名“人民来信”告她。原安徽省合肥无线电器材公司经理赵云鹏上任32个月，因“人民来信”就被查27个月。安徽省合钢三厂厂长张初在两年时间竟被68封“人民来信”所告，后经公安机关介入才查清数十封信竟出自一人之手……不可否认，在我国法制尚不健全，官僚作风尚未杜绝的今天，“人民来信”有其积极作用。但也应注意到一些不负责任的“人民来信”对站在改革前列的企业领导人的肆意攻击，给他们本人，也给改革进程带来的不良影响。当务之急，应尽快健全法制，以保护和促进改革的进行。这种名曰“人民来信”实际上是施行人身攻击的恶劣作法也应该作为改革的对象。

在改革渐进的过程中——迎接挑战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所面临的矛盾和冲突会不断发生，面临的环境会更加复杂。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做好充足的思想及各种对策的准备。

改革者对外部环境的认识

改革者首先要对国家的政治环境有一个清醒、深刻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改革，就是实现“四化”。被调查者之所以能在复杂的因素面前继续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有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一个“中国非改革不可”、“改革一定会成功”的信念。同时，他们大都在自己那个环境土生土长，绝大多数人是共产党员，能在周围复杂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他们搞好改革的先决条件。大凡因经济和生活问题为由被整的改革者，十有八九起因于没有处理好自身与所处环境的关系。

作为当代企业家，对于自己的企业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关系也要有清晰的认识。1985年下半年，被调查者中部分企业因对宏观经济缺乏关注、分析和认识，导致企业产值虽高，但经济效益甚微，还应更经常性关注与本企业直接相关的经济环境。只有这样，才能逐年递增经济效益，保持在本行业的先进性。

改革者面临的最复杂、最广泛同时又最难认识透彻的外部环境，是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中国有长期的重宗族血缘、亲人际关系的历史传统。在当前生产力还不发达，官僚作风尚存在，不正之风时有盛行，法制法规仍不健全的情况下，在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仍有其重要性。改革者对人际关系的认识，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而是为了理顺上、下、左、右等各种关系，更好地推进改革。上——改革者要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下——要团结群众参与改革，使改革具有广泛的基础；左右——改革者必须征得自己的同事，特别是党组织负责人的合作。应充分认识党的一级组织在企业中的地位、影响，最大限度地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改革者必须协调好这些关系，力争在符合大多数人利益、争取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的情况下，打破人际关系中平庸、低俗的网络，建立一种富于竞争、富于生命的新型人际关系。改革者对自身素质的认识

被调查者一致认为，在中国搞企业，不懂得政治，不具备政治素质，就不可能成为中国式的企业家。他们有时不得不被卷入具有或多或少政治色彩的斗争旋涡中。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企业的经济生活，尤其是在“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帜反改革，打着反不正之风的旗帜搞不正之风”（赵云鹏）的时候。因此，改革者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从而做到坚持真理，保护自己，推进改革。

一个企业领导人至关重要的另一个素质是管理素质。被调查者将自身管理素质归为：第一，决策能力。要果敢、迅速。第二，组织能力。要善于协调各种关系，并知人善任。第三，应变能力。要善于调查研究，掌握信息。第四，实际能力。要学识广博，交际广泛。当然，他们首先还必须是本专业的内行。

改革者要让群众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信服，并带领其共同前进，必不可少的是具备一个良好的品德素质，并且符合中国民众传统道德的评判价值。“企业家必须真正公而忘私。”（夏任凡）“厂长素质的第一要求是‘身教甚于言教。”（姜长华）他们必须具备：第一，高尚的人生观、强烈的事业心和自信心。第二，坚强的意志和毅力，特别是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第三，对己谨慎、对人宽厚、团结友爱的为人态度。

改革是项前所未有的事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特别是这样一项浩繁的社会系统工程，苛求其一次成功或短期奏效是不可能的。不能因改革存在某些失误而轻易否定改革。应该允许和保护各种积极的改革措施，而不应在实践尚未彻底证明失败时就作草率处置。

各级组织、领导应该尊重和保护改革者，不能让改革者“被别人打了一个包，还得自己揉”，（陆广森）更“要注意改革进程中的暗流，即借改革名义打击改革”。（苏锦国）应该注重改革者的大节——为社会作出的贡献，而不应纠缠改革者的小节——个人性格或个人生活中的小毛病。应该为改革者提供更好、更广阔的天地，使他们“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不能今天闹地震，明天发大水，后天还得要人家夺丰收”。（韩德仁）

全社会都应该支持、参与改革，使改革真正深入人心，使亿万人都投身到这场伟大、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中。

我们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