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夫

几天以前，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说起当我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曾经两次被不明真相的人说成是耶稣的信徒，而原因是我有一部《资本论》。两位比我小二三十岁的客人听到了，觉得奇怪，急着想了解其中的缘故，一个劲儿地问我，直到我说清了原委，他们才心满意足。我的夫人深悉这部《资本论》的经历，听了我和客人的谈话，情不自禁打开书柜，把那部《资本论》找了出来。

这是一部俄文本的《资本论》，漫长的岁月使它的纸张枯黄了，曲折的经历使它的封面和书脊都碎裂了，频繁的翻动使它的书叶卷折了。总之，可以说它已经是古色古香的了。但我见了它，还觉得象我初次读到它的时候那样亲切，还觉得它饱含着蓬勃的生机。

那是1928年初的事，我到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已近两年半，已能熟练地运用俄语了，正好有新版的俄文本《资本论》发行，我当即到书店去买了一部。那时，我有一个信守不渝的原则，就是用在睡眠上的时间要尽可能少些，用在学习上的时间要尽可能多些。国内的同志正在作出生入死的斗争，我能不珍惜自己学习的时间吗？午夜零点以前，我是不会上床的。到了凌晨三点左右，我就非起床不可。这部《资本论》和其他的教材，在异国他乡的灯下陪伴着我，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送走夕阴，迎来朝晖。我累垮了没有呢？没有。我照样身强力壮，而且是打篮球和排球的积极分子。

从中山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做教学翻译工作，和我共事的有罗世文、高理文等同志。后来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并入中山大学，我也随着回中山大学去，仍做教学翻译工作，与甘泗淇、陈昌浩等同志共事。在我所要翻译的课程中，有一门是政治经济学。为了加深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读《资本论》上了。《资本论》所给予我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道理，更为重要的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

那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内蒙古地区迫切需要共产党人去开辟工作。1929年夏天，我写了一个报告，经第三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兼中山大学校长米夫转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瞿秋白同志，要求到内蒙古去做党的工作。瞿秋白同志和我谈了话，批准了我的申请，派我和几位同志一道回国。从莫斯科到内蒙古，路途遥远，要轻装才方便。凡是累赘的东西，都被我留在莫斯科了。那三厚册《资本论》和其他理论书籍，都是我平素爱不释手的，再重也得随身带着，就都装进了我出国时用的一只柳条箱。我提着这只柳条箱，走上了回国的旅程。

我们先乘火车从莫斯科出发，走了七八天才到布里雅特自治共和国的乌兰乌德。在乌兰乌德停留了两三天，换乘汽车，走了三天多到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我们在乌兰巴托停留了一个来月，商量了回国后如何进行工作。从乌兰巴托再往南走，就得换骑骆驼，而且非化装不可了。我化装成一个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干活的内蒙古工人，于是，西服换成了土布夹袄和土布夹裤，礼帽换成了土布头巾，皮鞋换成了“牛鼻子鞋”，柳条箱换成了前叉（搭裢）。最令人犯难的，是带不带马列主义书籍。带吧，要是被敌人检查出来，可就麻烦了。不带吧，我实在舍不得，干革命工作总得有马列主义指导啊！我把其他书籍放在乌兰巴托，后来被吉雅泰同志留苏时带走了；唯独这部《资本论》装进了前叉，我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它平平安安地带回中国去。

骑上骆驼，我们向南行进。虽说已到秋季，白天的沙漠仍然热得烫人。我们夜行晓宿。每天傍晚，我把装着《资本论》的前叉放到骆驼背上去；每天清晨，又把它从骆驼背上卸下来。就这样，风餐露宿，经过五十来天的跋涉，渡瀚海，越草原，悠扬的驼铃送我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家乡。

归绥城（今呼和浩特市）已经在望。为了避开熟人的耳目，我决定不进城里去，就在城北的村舍里借宿了一夜。次日，酬谢了牵骆驼的蒙古老乡，我徒步上路了。从那里回我家，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马来车往的大路，一条是铁道旁边的小路。走大路虽然舒坦，可是容易碰见熟人，而且要通过哨卡。归绥城西有个叫“兵州亥”的大村，认识我的人很多，还住有民团。假使走大路，兵州亥是必经之地，太不安全了。因此，我选择了人迹罕至的小路。就那么一身化了装的打扮，又把沿途当褥子用的一张黑山羊皮卷起来，用木棍穿着扛在肩上，再把前叉搭在肩上，我在小路上走了一程又一程。半路上，我渴了，向一位扳道工人要凉水喝。我把前叉和黑山羊皮放在地上，边喝凉水，边歇口气。前叉一放到地上，《资本论》就露了出来。那位扳道工人出于好奇心，把书翻开一看，是洋文的，就问：“你信耶稣？”我只好随口说：“是啊。”早在十九世纪末叶，内蒙古就有洋教堂了，当地人所曾见到的洋文书就是洋教士的圣经，所以把我那部俄文的《资本论》也当做圣经了。

到家后，我把这部《资本论》放在柜子里，以便随时取阅，它鼓舞着我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渐渐地，它的书叶有点发黄了，边角有点起毛了，封面和书脊有点磨损了。

1932年的夏历四月间，同村的农民协会会员员外子送他的姐姐到四十里路外的一个村子去，碰巧见到国民党部队在那里抓赵诚同志。他当即骑马跑回来，向我报信。我估计国民党部队也不会放过我，就密切注视着村外的动静。当天中午，我在房顶上望见远处出现了一小队骑兵，有二十多人，穿过树林，正在向我们的村子走来。那个年月，家乡附近有时闹土匪，这些骑兵是不是土匪呢？我看他们队形整齐，不象土匪那样散漫，显然是官兵。我立即下到屋里，拿起一件皮袄，就跑了出去。我们那个村子有一圈土围子，只开了一个门，为了防土匪。我假使从门里出去，就会被敌人发现。因此，我向村后跑去，爬上了土围子。土围子外面是一丈多深的壕沟，连着村后的路。我跳下壕沟，把正在旁边干活的一个同村人吓了一跳。我从壕沟里跑出去，敌人是看不到的。我跑到几十里路外的亲戚家里，躲起来了。

事后，听家里人说，那些骑兵正是来抓我的。他们扑了个空，在我家里搜查，翻箱倒柜，也没找到什么“赤党分子”的把柄。我早有准备，敌人是无法从我家里找到文件、名单之类证据的。那部《资本论》被他们搜查出来了，一看是洋文，他们也把它当做圣经了，嘟嚷着：“云泽这家伙还信耶稣……”边说，边把《资本论》扔到地上。可笑的是，他们反而把我上小学时读的课本拿走，向上司交差去了。

我回到家里，母亲早已把那部《资本论》重新放进柜子里去了。我想到那些骑兵可能会说起我家里有圣经，假使引起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官员的怀疑，派懂得洋文的人来查看，那就坏事了。况且，归绥一带有少量白俄，万一这部《资本论》被他们看到，“圣经”的真相也会暴露的。于是，我把这部《资本论》包好，转移到住在十里坡的姐姐云春桂家里。我对姐姐说：“这书可重要哩，可宝贵哩，请你一定把它收藏好、保护好。”

风云变幻的时代，戎马倥偬的生活，使我和这部《资本论》一别20年。我重新读到它，已是1952年了，姐姐把它带到呼和浩特，亲自交还给我。姐姐说，当年她担心敌人去搜查，就把这书装进瓦罐子，密封起来，埋在地下。直到内蒙古解放，这书才重见天日。

以后，我能读到的书越来越多了，有汉文的，也有俄文的。常读俄文的马列著作，既可以学到理论，又可以温习俄语。直到现在，我的俄语还没有荒疏。俄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我都备齐了。但我觉得特别珍贵的，还是这部《资本论》。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的藏书连同这部《资本论》在内，都被“造反派”抄走。后来，这部《资本论》竟然被扔进垃圾堆里去了。内蒙古博物馆的文浩同志忍着伤痛，冒着风险，把这部《资本论》从垃圾堆里偷了回来，藏了起来，几年以后又交还给我。

它就是此刻摆在桌上的这部《资本论》，俄文平装本，苏联国家出版局1927—1928年莫斯科暨列宁格勒版，三卷分装。它历经磨难，遍体鳞伤，但仍然时时启迪着我的心智，频频牵动着我的回忆。现在的青年，可以自由自在地读马列的著作了，我为他们生逢其时而庆幸。

方才一个劲儿缠着我问的客人，此刻瞅着这部《资本论》，不言不语，若有所思。

1986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