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圣诞节还远，我却收到了一张来自英国的圣诞贺卡。与其说那是一张“贺卡”，不如说象一封“唁函”。贺卡正面那穿红衣红帽身背礼袋的圣诞老人，被改画成戴着老花镜、挂着助听器、牵着一条狗的孤苦老头。里页的贺词也被发信人的一首小诗所替代：

无须多一间房，

无须多一张床。

无须多喂一张口，

无须多为一个人愁。

无须怨“天河”远隔万里，

无须，再也无须离开我亲爱的安妮。

“贺卡”背面还写着：

你大概不会想到，我竟收到了她这样一封信，也是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她说她不能再等了，现在不得不痛苦而歉疚地希望我从此永远忘了她。为生活所迫，她这位已近三十的老姑娘只好最后屈从父命，将于今年圣诞节跟一位丧妻的富商结婚。

这是我一直担心却希望避免的结局，是我早就预料但并非期待的结果。我想哭吗？不，我想笑。我感到了彻底的轻松，感到了真正的解脱。

艾文思

这里，先作一个小小的注释：“她”，是位日本姑娘；“安妮”，是一条狗的名字。

艾文思是一位酷爱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英国青年，数年前曾在北京语言学院和辽宁大学学过中文。几年后，当我在英格兰中部小城乔登汉再见到他时，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不过三十出头的他竟象半百老头：半歇顶，微驼背，说话不时气喘咳嗽，似乎耳朵还有点背，看东西也颇费劲。

“唉，偏在这时病又犯了，”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他从中国回英后，始终找不到固定工作，虽然他的中文学得相当不错。此时，他好不容易临时受雇于英国道梯公司当翻译。现在他跟我旧友重逢，似乎要一吐心头的郁结为快：“中国有句话叫‘屋漏偏逢连阴雨，我回国后工作找不到，病魔却寻来了。先是得了哮喘病，后又在一次高烧后发现耳朵已近失聪，视力也衰退。看来这哮喘是难以断根了……”疾病和失业使他的身心倍受痛苦和摧残。

艾文思的“家”离我的住地很近，他邀我去他的陋室小坐。那真是一间斗室，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桌、一个书架和一个小柜几乎把空间都占满了。我一进屋，从书桌底下窜出一条大黄狗，它欢蹦乱跳地向主人表示亲热。艾文思一边爱抚地摸着狗的脑袋，一边对我说：“别怕，安妮从不咬人，它可好了，我回国后一直跟它相依为命呢。”

“你的‘樱花怎么样了？”进屋后，我就注意到了小镜框里那张美丽端庄的东方姑娘的玉照，她就是艾文思的日本女朋友“樱花”，他俩是在中国留学时认识相爱的。我知道他们回国后书信往来不断，只恨“天河”太宽，两人的经济能力都不够渡那“鹊桥”之费，致使这对异国恋人一别数年，相会无期。

“她的日子也不好过，一个小图书管理员的微薄收入，还要赡养年迈多病的双亲和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弟弟。她希望我去日本，在那儿找工作，然后成家。可我现在这样的身体……”

“你为什么不配眼镜和助听器呢？”

“我都有，但心里窝火不想戴。”说着，他打开抽屉找出来一个小本子，那是他的“诗集”。上面有这样四句：

这世道有多少值得听闻的事情？

助听器也许真不该发明；

与其戴上眼镜，

还不如看不清为净。

我离开英国的前一天，艾文思带病陪我游览了伦敦。当我们最后分手时，我心里感到难言的苦涩。不禁又回味起他那几句令人心酸的“牢骚诗”。他该怎么办呢？他和他的“樱花”能终成眷属吗？

我回国后，弄到了一些根据清宫名医施今墨的秘方配制的专治哮喘的中药给艾文思捎了去，并在信中就他那首“牢骚诗”和了四句：

啊，耳聋竟是一种“幸福”的病，

使你摈弃了尘世间种种噪音；

模糊的视觉如果能给你朦胧的美景，

难道这世界就成了仙境？

此后，我俩信函不断。他在一封信中说，吃了我捎去的中药后，哮喘大有好转，连听觉和视力也有所增强，使他能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他正在拼命攒钱，计划明年圣诞节去日本跟他的“樱花”成婚，并定居日本，准备专事他所喜爱的中国诗歌的研究，并争取再访中国。他颇有感概地写道：“西方有高楼大厦、高速公路、高级享受，但这一切都跟我无缘。我觉得还是东方好，东方给了我知识，给了我健康，给了我爱情。我的事业，我的幸福，我的寄托在东方。”

正当我为艾文思庆幸祝福时，却在今年圣诞节前收到了他如此一张早产的“贺卡”。我木然地盯着那张“贺卡”，那孤苦伶仃的圣诞老人渐渐变成了戴着花镜和助听器的艾文思……

张德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