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干　费振钟

现时的文坛，文学期刊不下数百种，但批评家们往往更多地注意作家和作品，而忽视聚集作家和作品的阵地——文学期刊，这可能与我们缺乏研究文学期刊的传统有关，究其实，则反映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批评对象比较单一。

A：是呀，我们面对如此众多的文学期刊，再无动于衷，就显得多少有些迟钝了。

B：别林斯基认为：“杂志评论在文学界起着重要作用”，他从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七年的历年文学概评都曾非常生动地评价过俄国当时众多的期刊杂志，在评论《祖国纪事》时，这位目光锐利气度非凡的评论巨子甚至这样说：“俄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就是《祖国纪事》的历史。”尽管时隔百年之久，这类评论文字今天读来仍然对我们富有深刻的启迪。

A：不过，别林斯基对那种浮泛的不得要领的陈词滥调向来是深恶痛绝的，他认为概评应抓住所评对象的本质特性。

B：一点不错！我觉得，现在我们对文学期刊进行概评，要以美学的眼光和时代意识的穿透力探寻和发掘文学期刊的个性特征、文学观念和审美理想，从而考察它在整个文学活动中所具有的作用、地位。

A：那么照这样说来，是否要对所有期刊进行研究？

B：似乎无此必要，实际上也不可能。只有本身具备特异风采的刊物，在文学活动中具有创新意识的文学期刊，才有对它进行概评的价值。

A：看来，选择一九八五年的《人民文学》当是出于上述考虑，而并非仅仅因为它是“老牌名刊”吧？

B：你说对了……虽然选择的是一家刊物，但应该“一滴水见太阳”，把它放在这一年的文学活动的大背景中，俯视文学发展一年来的行程，即宏观地考察刊物的活动，向读者提供动态性的文学景象。当然，微观考察也非常重要……

A：“出乎其外”首先必须“入乎其内”嘛！

B：深入到文学期刊内部，看它这一年里，在拓展文学观念、开辟新的艺术世界、培养文学力量诸方面的行动，宏观与微观结合应该是我们的立足点。

文学期刊的个性决不意味着它的外表装饰着某种固定不变的色调，而在于以怎样的态度，怎样的性格、精神，进行文学活动，显示自己独特的生命力。无疑，每一种刊物都有自已的办刊宗旨，对各种不同色彩的文学或欢迎、接纳或冷漠、排斥，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取舍。《人民文学》鉴于自己的特性，无疑应该采取一种积极、宽容、开放的态度，吸收各种风格的作品，为不同作家大展身手描写不同生活提供条件。就目前的状况看来，编者确实也有志于突破长期以来无形中形成的套子，兼容并蓄，向读者展示丰富多彩内涵深蕴的艺术世界。似乎可以说，这种大度精神以及“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文学格局，便是一九八五年《人民文学》的个性特征。

B：面对数百篇作品，好象感到思维进入了一种无序状态，对一九八五年《人民文学》发表的全部创作，究竟说什么才好呢？

A：你的这种感觉恰恰是置身于丰富的艺术世界才能产生。“如果眼前总有色彩的流动！那就不能热衷于事物的一统。”(刘湛秋《如果耳边常听如歌的旋律》)试图用简单的概括法，一句话就说清楚，那就太不聪明了。不妨采用直感式、印象式的批评，即便或有遗漏，也不必顾忌。

B：好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种文学势态：文学发展到了一九八五年，创作上多元化的选择趋势已鲜明地呈现出来，每一种文学样式都在自己的土壤上生长着，或趋于繁荣，或稳步进展，或寻求突破，彼此之间既有融合，也有分化。在这里，文学自身开始了“自由竞争”。正象一个作家，他在创作上丰富多样的艺术追求，显露了他个性的成熟和鲜明一样，《人民文学》对于多元化文学的接纳也正体现了它的美学视野的开阔、艺术能量的深厚，从而呈现它涵盖万端的生命气象。如果说一九八五年的《人民文学》摄取了这一年度的文学全景，而成为缩微了的文学“大观园”似乎并不算太夸张。这块园地里，每一个作家、诗人的作品，都以其不同的主体特征，加入了《人民文学》的总体构造之中，而使它在本年度成为“开放性”的立体建筑。

A：请你说得更详细些。

B：让我先从小说谈起。观之于《人民文学》全年的小说作品，其突出之处乃是多层次地开掘社会生活获得了卓然成效。小说对生活面的扩展达到了新的宽度。对生活形态的描写，突破了过去的模式，进一步改变了单一化、程式化，对生活内蕴的把握，正由表象走向深层。历史与现实的交融汇合，辐射出了生活的五光十色，这里既有都市的“咏叹调”，又有乡野的“古歌”；既有“青琐窗下”的雅曲，又有心灵深处的“变奏”；既有乡民“远行”的足音，又有生命“爆炸”的巨响，……而这一切都传达了改革时代各种社会结构内部显著的或细微的变化，组成了生活复杂的复调。与此同时，作为人的对照物的自然，在小说中也获得了“人格化”的表现，《哈蜊滩》(邓刚)、《猛禽》(周涛)、《生命之流》(洪峰)等，超越了自然的神秘，而以其象征的主体色彩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内容。至于少数民族生活的反映，也都融汇进了这种历史与现实、人与自然的交叉形态之中，从而更具深沉的历史感、当代性。

A：生活的多样化，其实恰恰说明小说作者阵容的成分不是一统的，最能表现创作自由局面、也最能体现文学期刊宽容态度的是对多元化创作风格的提倡和赞扬。大约你也有此同感吧？

B：照我的观察，《人民文学》在今年组织多姿多态的风格的小说方面作出了有效的努力。喜剧风格的作品有《不该将兄吊起来》(王毅)、《谐趣二题》(航鹰)等，幽默风格的作品有《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李庆西)等，比较而言，悲剧性风格的小说在数量、分量上都占优势，代表作品有《花非花》(何立伟)、《爸爸爸》(韩少功)、《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叶蔚林)等。另一方面，古朴清淡的风格也占显要位置，如《孩子王》(阿城)，缠绵委婉的《青琐窗下》、《薄雪花》(黄蓓佳)等篇则别有一番风韵……

A：但我仍然感觉到今年《人民文学》上的小说缺点什么似的。

B：你的感觉很对。从风格上看，洪钟大吕式的小说似乎极少，也许这是因为目前整个小说创作的阳刚之气都还不足……

A：新时期的文学，诗歌的勃兴似乎早于小说，但长势不及小说稳定，时涨时落，波动幅度较大，一九八五年的诗歌在越过低谷以后正逐渐回升，从这一年的《人民文学》亦可窥见这一势态。

B：不错，在这一年的诗歌栏内我们几乎每期都读到一些好诗。

A：哪些诗给你的印象最深呢？

B：这大概就是今年在诗坛活跃的“西部诗”吧。象林染的《遥远的西天山》，昌耀的《忘形之美》，章德益的《西部诗稿》，郭维东的《把脚印嵌在西天山的草地》等，饱和了西部土地内在气韵而又熔铸进了强烈的时代开拓精神。另外，杨炼的《飞天》、北岛的《自昨天起》、江河的《喷泉》，也以深沉的历史意识，标明了当代诗歌审美理想的发展。

A：仅有这两类诗，诗歌的天地不是显得太狭窄了？

B：编者也并非单单推重他们的诗，一些知名的老诗人和大部分未名的诗作者的作品，也各以不同的色彩、风韵、情怀抒写着生活，显示出不同的艺术气质。邵燕祥的《致空气和雪》以及所附的三首佚名诗作，相互辉映，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新颖的世界，“北方”与“南方”，“雪”与“血”，童年与青年，在这里交汇、沟通，组合为一曲自然与生命的回旋曲。

A：在浏览了小说与诗的实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它文学样式的存在。一九八五年的《人民文学》还推出了不少情真辞美、意趣清雅的散文，这在目前文学期刊不甚重视散文的情况下，真是难能可贵！

B：舒婷的《在澄澈明净的天空下》，孟晓云的《你生命中那时光》，以及丁玲、刘白羽、张光年、黄宗江、流沙河、李子云、王家斌、吴冠中、程树楱等人的散文，或怀人，或忆事；或抒写山水，或考察风情，或记录旅踪，或针砭时弊；或长于陈情，或善于谐婉；或浓墨重彩，或轻抹淡妆，都显得技巧圆熟文字臻美。还有张新奇的《回眸》也值得一提。

A：作者不是注重自我情绪的渲染，也不是作奇风异俗的实录，而是把目光延伸进古老的土地、悠远的历史，从民族精神气质中挖掘诗情，应该说这是散文跳脱自我情绪的沉重框架的尝试。报告文学不是《人民文学》的拳头，但它今年每期必发一篇，抑或是“女人的魅力”，抑或是海洋的“惊涛骇浪”，抑或是“晚秋”的“金色”，抑或是“人生的选择”，都及时“报告”我们时代新的信息，虽不及小说多样，但其中几篇出自女性作者之手的文章，以其特有的细腻敏锐，笔法的清新潇洒，可称今年报告文学的上乘。而王兆军的《格尔木人》，虽是近乎特写的短章，也体现出报告文学开始注重日常生活凡人琐事的趋向。杂文近年来整个境况平淡，少有十分泼辣锐利之作，但今年《人民文学》依然坚持编这一栏目，这也是一种精神和气度的表现。

很难想象，一个文学期刊如果囿于固定的文学程式和理论，而不鼓励作家进行新的探索和努力，会有什么青春的朝气和生命的活力。一九八五年的《人民文学》锐意于文学观念的拓展，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来体现多姿多态的文学观念，推进了文学的行程。

A：那么，一九八五年《人民文学》在革新文学观念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B：主要还是对小说观念的拓展、延伸，翻阅一九八五年的《人民文学》，你很难找到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小说模式和小说潮流，它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繁杂，改变传统小说观念的惰性因素，寻找新的结构方式和间架支柱。

A：请谈得稍微具体一点。

B：比如，虚构是小说最普遍的最正常的最不能忽视的一个特点，没有虚构便难以称得上小说的存在。一九八五年《人民文学》却推出了刘心武两篇份量很重的记实小说《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它非但没有削弱小说的文学特性，又补充了新鲜血液，引起了读者浓厚兴趣和热切关注。两篇记实小说由于及时切入了人们生活中最关心的问题，并从广阔的时代背景和深厚的民族心理积淀去进行剖析，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从刘心武的两篇记实小说来看，这位作家已经把社会问题的重视与对人的关注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小说产生新的创造力。除了刘心武，还有张辛欣、桑晔、刘亚洲、邢卓，这是一股潮流啊。记实小说的出现，拓宽了小说的领域，使之更能贴近生活、贴近人民、贴近时代。

A：倒也是一家之言。

B：如果说记实小说拓展了小说观念的宽度，那么诗化小说则挖掘了小说观念纵深的一面。因为记实小说毕竟保留传统小说的一些因素，如情节、冲突、人物乃至故事，而诗化小说在其艺术形态上则更进了一步，如何立伟八四年的《白色鸟》及八五年的《花非花》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A：那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李庆西)、《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和第一个人》(王兆军)、《短篇四题》(聂鑫森)、《谐趣二题》(航鹰)这类短制也该属“诗化”小说的范畴了？

B：《人民文学》这一年特别注重短制，每期都编发相当数量的四五千字的小说，但在其艺术形态上并不一样。象上面提到的小说虽然篇幅大多与诗化小说相似，但却有着质的不同，那种质朴、随意的客观笔法，更类似我国古代的笔记体小说，以其灵活、简洁的语言风格和结构布局打破了传统小说那种冗赘、沉闷的叙事程式。有点象寓言体，充满了深邃的哲理意味。

A：这也许正是中国道家美学思想“微言大义”的影响吧！

B：单篇地看，很类似我国古代的笔记体小说，但如果我们把各个单篇整体联起来看(它们本身就是整体)，就会发现它们结构上的特点，从外部的结构来看，人物与人物、事物与事物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联系，但小说的内蕴却有着密切的隐蔽的关连。王兆军的《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和第一个人》便具有这种“结构”特性，这篇小说由登山、爱情、科研三个毫不相关的故事组成，但三者组合却超越了具象，个中的理趣涉及整个社会、人生、宇宙。

A：可见《人民文学》在展现各式各样小说来扩展既有的小说观念方面作出了非常有效的努力。

B：值得注意的是该刊还发表了一些作曲家、评论家、诗人写的小说，象刘索拉、李庆西、舒婷、林希、周涛等，都是小说界的新军，《人民文学》把他们推出来也许正是借用其他艺术元素来加强对传统小说观念的冲击力量。

A：文学观念的突破还必须依赖具有突破精神的作者，而这种精神在青年身上往往体现得极为充盈。《人民文学》这一年把目光投向了青年，要从他们身上获取锐气和活力，青年的作品占了很重要的比例，几乎是整个篇幅的三分之二，不仅发表了张承志、铁凝、舒婷、王兆军、北岛、矫健、阿城、陈世旭、何立伟等已经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作品，还推出了一批新人，象刘索拉、莫言、徐望、张博文、蒋子丹、吴霜、洪峰，卢万成以及函授学员等作者，都是在《人民文学》甚至是文坛首次崭露头角，一个刊物如果不能推举新人，培养新的作者，那么其老化的状态便不言而喻。由于新人敢于冲击传统文学观念的樊篱，他们的新作无疑为刊物添注了新鲜血液。

B：文学刊物致力于文学观念的改革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通过文学观念的扩展向读者提供新鲜的审美信息和审美内涵，从而影响着读者的审美趣味，导引着读者的审美指向。这正是文学期刊所肩负的社会使命和艺术使命。相信《人民文学》在一九八五年所作的努力对如何连接作者和读者会有所启示。

文学期刊应该客观真实地记录文学活动的历史进程，而成为文学忠诚可靠的“编年史”。任凭人们打开哪一年度的册页，都可以重睹那一年文学脉动强弱急缓而呈示的生动图画，再次谛听到那时特有的声响和旋律……

并不是所有的文学期刊都能切实担负这一重大的使命。只有那种把文学的事业视为自己的事业，并以自己的巨大努力自觉地加入到时代的文学事业中去的刊物，才可能无愧于这样的使命；只有怀着对时代和历史重大的责任感，并把这种责任感贯注于它自己的活动中，作为刊物宗旨，才能有希望完成对文学发展有价值的历史编录。

我们便是以这样的眼光来审视一九八五年的《人民文学》。

作为文学所必然依靠的物质条件——文学期刊，不可能被动地适应着文学发展的需求，仅仅被当着某些文学信息的暂时的贮存器，它应该开凿河床，按照自己的设计，引纳水流在这里盘旋蓄积，聚集更大的水势向外漫溢。这是一种主动的精神，也是一种创造的精神。带着这种精神的文学期刊，就大大超过了它作为“物质条件”的功能，而成为整个一时期文学潮流的汇集者、壮大者。事实上，某种文学潮流的最后形成，常常便是由于一家刊物或者几家刊物及时而准确地把握住了那最早出现的文学新动向，引一脉细流，生发鼓荡，而推出蔚为壮观的洪流的。这才是文学期刊不负时代文学的重托，而表现出来的应有的气魄和审美理想。有个性的刊物，便有生命的呈现；但生命力的旺盛，却根源于它的能动创造性，能得一代文学风气之先，更能开一代文学风气之先。否则，它的生命就难以持久而难免会逐渐枯萎，或者活着也没有鲜嫩的枝叶，只在灰黄中延宕时间。

A：一九八五年，《人民文学》是生气勃发的一年，它是以一种跃动的姿态，来进行自己的文学活动的。

B：所以，编者似乎抑制不住他们的某种喜悦，对读者说：他们孜孜以求的“青春的锐气，活泼的生命”，已经初见成果……

A：其实，更有理由高兴的是读者，是那样一些试图在《人民文学》追踪文学踪迹的读者。

B：噢。……不仅仅意味着这本刊物，着意于发表青年作者初试锋芒的作品，鼓励艺术上的种种创新和突破，而是它吞吐着文学在一九八五年涨起的新的潮汐。

A：文学发展到了今天，它站在新的层次上，大大地拓展了自己的视野。从一九八五年的《人民文学》，我们看到，文学进一步超越了对现实生活、客观世界静态的、表层的反映，它以动态的、深邃的目光透视着我们整个民族的厚重的心理积淀，剖析着他们稳定凝固的心理结构。它以强大的时代精神照彻古老的历史绵延至今的漫长路程，梳理我们悠久的民族文化，以及昭显浑浑地烙在我们民族精神上的文化印痕，同时它又以极大的热情，凸现伴随现代意识增长起来、日趋强烈的现代文化心理……

B：这是不是说《人民文学》一九八五年的创作，在其总体审美趋向上具有这样的特点？或者换句话说，是否《人民文学》代表了文学开掘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意向？

A：作品是编者最好的代言人。在八五年度的十二期刊物中我们可以连续读到数量可观、份量颇重的数十篇这样一类小说、诗歌。我们将从这批作品深邃的艺术世界里，感到一九八五年的《人民文学》的青春生命中，真正使人感到振奋鼓荡的奥秘之所在。

B：能否适当地谈谈这些作品呢？

A：可以！虽然我们的任务主要不是分析上述那些作品，但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它们作些文字上的浏览，以帮助我们达到对刊物进行年度概评的目的。当《人民文学》这些作者们，对那种数千年一直几乎完全处于稳定状态的地域社会作频频顾盼时，时间仿佛凝固了，历史的面貌重又呈现，我们似乎回到遥远的混沌未开的社会，感受到人类初级阶段特异的心理形态和生活理想——《爸爸爸》(韩少功)、《喜马拉雅古歌》(马原)，也许会被一些喜欢匆匆作结论的批评者，指责为“远离现实生活的”回归、逃避，然而人类发展到今天，用一种全新的意识反顾审视自己的历史，重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更新自己、建设自己，这究竟是具备了现代精神才能做到的事情。而诗人们歌唱民族蜿蜒曲折的“生存史”，歌唱那五千年“血水泪水汗水”浇铸而成的“民族心”(章德益《西部诗稿》)，“俯身”在“黑色的唱片上”，聆听这块古老的土地的心曲(北岛《自昨天起》)，或者从敦煌石窟寻找“千年以下，千年以上”飞天的方向(杨炼《飞天·<敦煌>之三》)，又是怎样从旷古的诗情里，升腾出崭新的当代人的理想。同时，更能引起我们注意的，乃是在这类作品中，作者们直接表现了古老的传统的历史文化心理与新型的、蓬勃生长的现代意识的猛烈冲突，在我们那些可以称为封闭保守的地区，传统文化心理受到新观念的强大冲击，而大面积的崩落，人们心理在其最深层的地方发生了裂变，人们开始接纳现代文化，悄悄地调整着他们自己的心理结构框架，历史以最为内在隐蔽的运动向前推进……如果你把这些理解为是切切实实的描写了改革时代的改革生活，想来是不会被认为独断的……只要你去认真读一读《下湾洲纪事》(陈世旭)、《汪洋塘的传说》(肖建国)、《山百合》()、《远行》(何士光)、《草坡上那只风筝》(李杭育)、《烟斗》(张炜)、《黑氏》(贾平凹)、《文化》(彭见明)……现代城市文化环境熏陶下的心理剖示，是刘心武以及本年度在《人民文学》初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刘索拉、徐星的小说主题，有理由认为《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曲》是今年文化心理小说最为重要的收获。

B：创造我们民族的“史诗”型文学，是目前作家峻急的呼声，也是兴起于一九八五年的“文化心理”倾向将要企及的艺术目标和美学结穴，如是观来，《人民文学》既然在这一年已经开凿了自己的河床，积流蓄势，可望有汪洋恣肆的文学气象出现于来日了吧？

A：对此，我们当然是表示乐观的……如果一个刊物以它的主动创造精神，推出一部或者几部具有划时代意义作品，那么无疑是它的生命最为辉煌的爆炸！

A：“生命之树常绿，而理论总是灰色的”。歌德的这句话早被人们不知重复念叨了多少遍。

B：理论总是灰色的吗？文学发展到今天，人们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重视已经不亚于甚至超过了对文学创作的热情，有人说，“二十世纪是文学批评的时代”，此言非为妄也。

A：文学理论和批评在一九八五年得到了令人兴奋的发展，在推动创作方面取得不可忽视的成绩。尤其是作家对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恐怕是以前不多见的，这也许是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奇怪的是八五年度的《人民文学》却把文学理论和批评拒之门外……哦，对了，复刊以后的《人民文学》就一直是这样的情形。

B：全然说没有，似乎嫌绝对了吧？它不是发了些创作谈和作家书简么？尤其是每期的《编者的话》不是也颇具个性吗？

A：我说的是严格意义上，理论研究和专题批评的文章是没有的。

B：《人民文学》既然不叫“人民创作”，或者“文学创作”之类，理应不能缺少理论、批评版面。文学理论和批评与创作是文学之两翼，两者失去平衡，尤其在一个文学刊物，内部就显得不和谐而难免导致审美上的缺憾了。一个文学刊物如果缺少来自批评者、研究者的信息反馈，不免就会造成又一种封闭状态；而理论研究和批评不仅可以沟通作者与社会的联系，从而帮助作家增强创作的自觉意识，而且还导引读者的审美趋向和欣赏情趣，推动读者艺术水准的提高。

A：同样是综合性文学期刊的《上海文学》对理论十分重视，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理论文章，上海一批批评新人也由此脱颖而出，在全国影响颇大。过去《人民文学》也是有理论、批评版面，也曾发过大块文章，何独现在不见了呢？而在一九八五年也未恢复呢？实在令人有些困惑不解了。在这一点，《人民文学》与今天整个文学趋势不相合拍，不免叫人焦虑不安。

B：我们还是耐心地看《人民文学》一九八六年在坚持原有的文学活动时如何开拓新的领域吧！

一九八五年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