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勉

胡适是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历史人物。理由很多，仅举其一：胡适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典型，从他身上可以看到这种文化心理形成与演变的因缘，特别是它在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生的多方面的复杂的作用。而了解这些，既有助于认识历史，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如何恰当地对待外国资本主义文化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至今仍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大课题。

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对胡适只有批判而无研究。无研究的批判不可能是真正有力的批判。政治上的批判自然是必要的，但批判仅限于政治声讨，往往言过其实，流于片面。其流弊所及，有目共睹，明显的后果之一，是使胡适研究成为禁区。所幸近几年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用研究的眼光评论胡适的人和论著渐渐多起来了，其中成绩显著的要推耿云志同志。他新近出版的《胡适研究论稿》一书就是证明。

这本书收有十篇专题研究论文和一部年谱。年谱约十七万言，它为查考胡适生平提供了很大方便。由于作者对胡适的著作和私档材料研究有素，年谱选材精当，详略相宜，能够反映谱主的思想、政治面貌及其变化的脉络，因而有着学术上的价值。专题论文涉及胡适一生活动的各个方面，诸如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他在文学革命中的作用，他的实验主义、历史学的方法与成就、中西文化观和教育思想，以及胡适从“五四”到三十年代初期政治态度的演变，等等，都有系统的论述。其中提供了许多新材料和新见解，它们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说出了以往被遮没或歪曲了的事实真相；二是作出了别人未曾作过的较为合理的分析和批判。这样，本书就使读者耳目一新——感到作者的胡适研究是实事求是的。

本书最应当受到重视的还不是它的见解，而是它的方法。任何学术见解，不论多么高明，都是可以讨论的，很少是无懈可击，本书当不例外。而作者所着力运用的研究方法，对于考察和评价历史人物却有着不容置疑的价值。本书能够做到实事求是，也得力于此。

研究历史人物，有一种至今仍然流行的做法是，尽量回避矛盾，抹去曲折，好人只讲好，坏人只讲坏。本来，在任何历史人物身上，都会程度不等地存在着种种矛盾现象和复杂情况；因此，研究历史人物必须将其各种表现一一考察清楚，作出全面分析，决不可用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史料、史实，任意取舍。对人物的评论，可以仁智各见，无须强求一律。但据以分析、论证的材料必须是真实的和完整的，材料不全，不可轻下结论。鲁迅说得好，“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题未定”草》)。全然不顾事实的“抑扬”当然不好，不过这种类乎“客里空”的做法毕竟少见，且易为人所识破；惟有对史料、史实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最为可怕。因为说的确有其事，不明究竟的读者便会上当，误把象腿当大象。在历史作品中凡为尊者、亲者讳的，大都采取这种方法，因其确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然而，这样的效果决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史学工作者所应当追求的。本书作者正是反此道而行之，竭力追求史实的全面性，不是回避而是找出矛盾，加以说明。这是本书运用的首要方法，也是作者研究工作程序的第一步。

例如，过去流行一种看法，说胡适从五四运动爆发起便成为人民的敌人。这种看法当然可以列举一些史实为其根据。作者不否认这些史实，认为从反对五四学生运动，特别是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胡适确实表现出一种反动倾向；但作者列举不少关于胡适谴责、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有时甚至有点同情革命的史实，指出在一九一九——一九二六年期间，胡适不属于反动营垒，他主张“好人政府”是因为他“感到不能忍受‘军阀的横行，所以从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库里找出这样一个改良主义的武器，要同北洋军阀这个‘恶势力奋斗”。以这两方面的史实为据，作者判断说：“胡适这一时期的政治态度还不是很确定的”，“还大体保持着资产阶级学者通常所采取的自由主义的立场”。而自由主义者不属于反动派，当时共产党人也都把胡适看作是自己政治上的同盟者。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将胡适归入“非革命的民主派”，作者认为“这个判断非常科学”。这样，由于作者敢于按照全面的史实思考和立论，就令人信服地纠正了以往的错误看法，弄清了那个时期胡适政治上的真实面目。

也是由于采用了上述方法，才由作者第一次说清楚了胡适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相结合的过程和原因。他用各个方面的史实告诉人们，这二者的结合，并非如以往许多论者所云是胡适单方面投靠蒋介石，而是经历了相当大的矛盾和曲折，有着复杂的因缘关系。胡适虽然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就表态支持蒋介石政权，但直到一九三一年以前，他始终受到南京政府的疑忌和压迫。这种压迫一度达到组织围攻、查禁胡适文章的地步。与此同时，胡适也不停地公开批评南京政府，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作了一些很不客气的揭露。不过，作者指出，胡适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促使国民党“改善”自己的统治，同他对北洋军阀的批评是有很大不同的。因而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作为“反战主义者”与“民族自卑论者”的胡适和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发现彼此之间有着基本的一致性，感到相互需要，便在政治上开始结合了。作者对上述过程的说明与分析，非常清楚地揭示了胡适在三十年代如何加入反动统治集团这个基本事实，对于认识和探索胡适这类知识分子在旧中国活动的政治轨迹显然十分有用。

本书采用的另一个基本方法是历史主义地看问题，既辨明道理上的是非，又如实地评价历史功过，不以“是非”定“功过”。例如，本书对胡适的实验主义(包括“科学方法”和“多元的”历史观)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揭露了它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及其形态特征，并且以充分说理的方式批评了近几年国内(包括台湾)学术界出现的一些观点，如说胡适歪曲了杜威的哲学思想，胡适宣传的基本上不是实验主义而是唯物主义；胡适的“科学方法”并无错误，等等。我以为，本书的《论胡适的实验主义》，是解放以来少见的从学术立场上认真批评胡适哲学思想的作品。作者的分析、批评是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进行的，可谓一丝不苟。但同时作者又指出，胡适把实验主义运用于当时中国的学术领域是有某种积极意义的，这突出表现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上。作者认为，这个方法揭示了前此中国人从未说明过的“科学研究中一部分必要的思维过程”，表现了“探讨的精神”和“尊重证据”，“反对武断的态度”，用以对付崇古、泥古的封建学者，不失为一种利器。胡适将其用于史学，对封建学者治史的态度、方法的批评很能击中要害；他主张对中国古史材料“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对古史的辨伪工作也产生了明显的好影响。又如，作者在评价胡适的教育救国论时指出，近代中国的教育救国论，作为一种救国的路线是错误的，但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所起的客观作用不尽相同。当着革命力量尚未成熟、革命运动尚未起来，教育救国主张的实际意义主要在于发展新式教育文化事业，它对救国是利多弊少的。反之，在革命高潮正在或已经出现时，鼓吹教育救国以抵制、反对革命，那就起着反动的作用了。作者列举大量史实说明，胡适的教育救国论主要是属于后者，因此应当批判。本书所作的这类分析表明，在作者看来，一种思想或主张，即使本质上是错误的、反科学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也可以具有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也就是说，一种思想或主张在历史上起什么样的作用，不仅和它本身真理性的有无、大小有关，而且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二者不可偏执一端。因此，用马克思主义辨明一种思想、主张的理论是非是一回事，评价这种思想、主张的历史作用是又一回事，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切不可将它们等同起来，用其中的一个去推定另一个。由于我国史学界长期习惯于用“是非”——包括理论的是非和道义的是非——去推定“功过”，本书作者如此细心地把对胡适思想的“是非”的评论，同对它的“功过”的估价恰当地区别开来，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

就历史人物的研究来说，所谓把“是非”与“功过”恰当地区分开来，就是要承认历史人物的个人意愿、认识，同他的实际活动以及这种活动产生的客观作用，常常是不一致、甚至相背反的；要承认历史上“坏人”、“坏心”有时也干出了“好事”；“好人”、“好心”有时也会办出“坏事”；也就是要承认“恶”也能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承认历史发展具有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历史人物的深刻工作就在于：给这类动机与效果、思想与行为，以及道德、正义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种种矛盾现象以真实、合理的说明，而不是象恩格斯所批评的旧时代的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那样，“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做到了这一点，才说得上真正是历史主义地看问题；否则，说是历史主义，实际上还是变古为今，以致远离马克思主义，甚至弄到混淆黑白、指鹿为马的地步。

在这本书中，作者运用的第三个基本方法是具体分析。上述历史地看问题也是一种具体分析，不过偏重于对事物外部联系的考察。这里讲的具体分析，主要是指对事物自身结构和内部关系的解剖。

例如，胡适原是全盘西化论者，有着严重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因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他的文化观自然无一足取。然而，本书却令人信服地指出，胡适在文化问题上的见解，有许多是可取的、正确的，甚至今天仍然有着认识上的价值。本书何以能见人之所未见，关键就在于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请看作者对胡适文化思想的层层剖析：一、作者在说明胡适民族虚无主义倾向产生的过程与原因，揭露和批判它的反动性的同时，指出胡适的这一倾向在二三十年代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和他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相联系；另一方面又是对付封建卫道者的，是反对卫道者们对封建文化的“夸大狂”而走向另一极端的结果。表现在后一方面的民族虚无主义当然也是错误的，但这种“反对”本身却具有合理内容和进步意义。二、胡适在批评梁漱溟、张君劢等人大肆宣扬的所谓西方文化是物质的、东方文化是精神的观点时，不仅正确地提出任何文化都含有精神和物质这两种“因子”，“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精神的”或“单是物质的”，而且认定“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并且肯定“物质享受的重要”，指摘“东方圣贤”鼓吹“知足”、“安贫”的伪善。作者认为，这些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比封建学者们的文化观显然高明和进步得多。三、与此同时，作者又指出，胡适在否定梁、张等人的上述观点时，一方面过分美化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另一方面又常把对方的观点颠倒过来，硬说先进的西方文化才真正是精神的，中国文化反倒是物质的，即“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这种说法表现了胡适在概念上的自相矛盾和治学的不严谨，但它强调文化发展程度愈高，其所凝结的人的创造智慧也愈多，对人的精神上需要的满足也愈充分，却是合理的。四、作者进一步指出，胡适崇拜西方和民族自卑心理十分强烈，被人们骂为“洋奴”可谓“罪有应得”，但他反对梁漱溟等人把中西文化看成是两种绝然不同的东西，强调各民族的文化是“根本大同小异的”，这无疑是正确的。作者还提醒说，胡适在比较中西文化时提出的“文化之进步就基于器具之进步”，“东西文化之区别，就在于所用器具不同”的见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也是基本上正确的重要见解。因为这个见解实际上为人类文化同一性提供了根据，而否认文化的同一性正是中国封建卫道者们顽固排斥外国进步文化的立脚点。本书对胡适文化观的评述当然远不止上述这些，但仅从这几点简要的介绍中即可看出，作者的剖析有如剥笋，深入而细密。所谓具体分析，就是要充分了解事物所固有的诸多规定性，将它们综合起来进行考察，揭示事物内部各个部分、方面、层次的本质与特征，以及它们相互间的联系。因此，愈是复杂的事物就愈需要作具体分析，这种方法也愈能发挥出它的科学效用。

本书所做的工作说明，对事物进行具体分析，不仅需要相应的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辩证的头脑。如果脑子里只有是与非、好与坏这样两种概念，只会按照非此即彼的方式思考，那么所谓具体分析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是历史研究者尤其应当注意的。

还应当指出，上面说的这几种方法以及它们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精神都说明：尽管胡适是个终生反对马克思主义、长期反共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学者，本书作者对他的思想、著作仍然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这无疑是正确的和明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因为正象作者在本书中所说的，“即使在中国，共产主义思想文化的产生、发展也离不开对本国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批判总结。如果不对本民族文化遗产，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做批判性的总结，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中国化，就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发生指导作用”。这是一个被实际生活从正面和反面一再证明了的真理，我们不应忘记。

最后，我要说本书也有令人不够满意和不能满足的地方。不够满意指的是对胡适思想的批评在个别问题上仍有失之偏颇之处。如胡适的“历史的观念”，虽然缺乏辩证发展的内容，但含有历史地看问题，对一切持评判态度的合理因素，在当时中国知识界起着启迪心智、破除封建教条主义束缚的作用。可是，作者只将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念相比，以示其“贫乏和卑不足道”，而对它的历史作用全然抹煞，显然是不全面的，是历史主义没有贯彻到底的表现。使人感到不满足的是本书对胡适的综合研究还做得不够。例如，胡氏生涯中的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胡氏思想和学术中的西方观念与中国传统观念的关系等等令人感兴趣的重要问题，虽然在各篇论文中有所涉及，但均无系统的探讨。此外，对胡适政治思想的演变也未作追踪的研究。这些也许可以说是这本书的美中不足罢。

(《胡适研究论稿》耿云志著，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月第一版，〔精〕5.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