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涯夫

话说在上海市的某个会议上，有人悄悄地指着一位叫做陆久之的老先生告诉我说:“他是蒋介石的女婿，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哩!”

我顿时大吃一惊。我从事新闻工作近四十年，还未听说过蒋介石有个什么女婿。既是蒋的女婿，为什么不去台湾，留在大陆，而且当了上海市的人民政协委员呢?

后来，我和陆老有了交往，彼此熟悉了，在有意无意之间谈起这件事，才知道:外界的传说，并非子虚乌有。原来《金陵春梦》也有这样的介绍: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之前，不但在奉化有原配夫人，在上海还有一位陈洁如夫人。江南的《蒋经国传》中，也作过介绍，并说，蒋经国曾在这位陈夫人身边受过教养。这位陈洁如是由张静江夫人介绍给蒋介石的。蒋介石和她在上海正式结婚时，证婚人是张静江，经办人是江一平律师。陈和蒋共同生活了七年，他们婚后生了一个女儿叫蒋瑶光(后改用母姓)。这个蒋瑶光后来就是陆久之夫人。

陆老今年已八十三岁，白皙的面孔，和蔼的笑容，坐立时，腰杆儿笔直，行走时，步履稳健，看上去只有六十出头的样子，是一个精力充沛，思想敏锐的老人。

可是，知道老人生平的人，对他总感到不大理解。他这个蒋介石的女婿却是一个共产党的追随着，他追随革命长达六十余年，经过多少曲折艰险，真是“历尽劫波”。

出污泥而不染

陆久之的父亲是军阀时期的官僚。陆久之虽然出身在官僚家庭，却不是花花公子。他18岁到上海宝成纱厂当了两年练习生，后来去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1924年，他就和友人蔡叔厚(早年有名的共产党员)共同创办了上海绍敦电机公司。这个公司实际上便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是叶剑英、李维汉、匡亚民、吴克坚、夏衍、廖承志等同志常去“串门”的地方。

1927年初，经共产党员徐梅坤(号行之，浙江萧山人)介绍，陆久之进上海总工会秘书处工作。在这里认识了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等同志。他受到革命者的熏陶和教育，有了一定的思想觉悟，不久，便根据党的需要，由赵世炎介绍进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调查部任干事。他利用这个职务，随时向党通风报信救护被捕人员，做了许多对革命有益的工作。终因“赤化嫌疑”被解雇。

1928年底，陆久之去香港大埔，住叶剑英同志家避难。通过叶帅的关系，他又担任了上海招商局的秘书兼《航业半月刊》编辑部主任。于是，他又利用职务，组织了“轮船招商局职工会”。

就在这个期间，党的联系人陈寿昌奉周恩来同志之命，交给他一项重任，即掩护和保卫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佐野学的起居安全工作。陆老考虑再三，最后决定让这位日共领袖住在自己家里，因为只有这样最安全也才保险。就这样，一个被蒋介石追捕的日本共产党领袖，竟然在蒋介石的女婿家里住了一个月零五天。后来，由于组织罢工失败，再加上掩护日共领袖佐野学之事泄露，便在1930年1月，仓促出亡日本。他利用这段亡命海外的日子，先后在日本铁道学院、早稻田大学学习。凭着他留学的学历和他父亲的旧关系，回国后便长期在敌人的心脏，和魔鬼打起交道来了。

1942年，上海早已沦为孤岛。当时，从上海运出任何物资，都必须有盖有“日本海军经理部”印章的“海安信任公司”所发的搬出准许证。

看过电影《51号兵站》小老大偷运钢材的惊险镜头的观众，一定可以理解陆久之当年所担任的是怎样一种危险的角色。他就是“海安信任公司”的经理。就是他，把共产党、新四军所需要的各种物资，源源不断输送到抗日根据地去的。

后来被敌人发觉了，陆久之便被关在上海北四川路桥宪兵队的地窖中，受尽了各种毒刑。敌人追逼他交代出地下党接头人员的名单，陆久之坚贞不屈，矢口否认，终于因无口供被保释出来。他为了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有时点头哈腰，这也是事实。可是这段历史，却被当作一项罪证被判了刑，直到“四人帮”垮台，陆久之才得到平反，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

汤恩伯的座上客

提起汤恩伯，五十岁上下的江浙人，可以说无人不晓。这位汤司令，是蒋家王朝最后一个被迫离开上海滩的国民党头子。当年，他曾在黄浦江上叱咤风云，叫吼着:“要与上海共存亡!”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可是陆久之和汤恩伯却有过深厚的友谊。1922年，汤在日本明治大学读书，一心想当军人，苦无门路。后来，通过陆久之的家属的关系，经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陈仪的保荐，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又靠了陈仪的提拔，青云直上，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因此，汤恩伯对陆久之也多少有点感恩图报之心。

抗战胜利后的某一天，陆与汤闲扯时有意说起:“委员长(指蒋介石)真是慧眼识英雄，派你做对日受降官，这件事换了别人，一定要搞得一团糟的。”

汤听了很高兴，满面笑容地反问陆:“何以见得呢?”陆回答:“现在这么多日本败兵残卒麇集在上海、天津。他们手中之枪虽然被缴，但思想上的侵略之念仍然存在。古人说:‘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如果能创办一张日文报纸，对日侨、日俘进行宣传，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有所改变，他们对你这个司令官定会留下永久不可磨灭的好印象!”

汤听了陆的一席话，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连连称赞道:“好，好，好，有见识。这件事就由你负责去办理。”这样，陆就担任了《改造日报》的社长。其实陆是在我党的启发下提出这个建议的。

由于党的领导，这张《改造日报》办得十分出色，出版十余万份，成为上海当时发行量最多的一份报纸。自然，也同时引起了反动派的强烈不满。日本侵华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向国民党国防部部长何应钦提出抗议，指控《改造日报》的宣传是在放毒，叫嚷:“《改造日报》是共产党的喉舌。”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及上海市党部头子方治，和敌酋一个声调说什么《改造日报》发表的言论，不利于国民党。国民党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向汤恩伯告密，扬言:他掌握了证据，陆久之确实是共产党。向汤请示要秘密杀害陆久之。

在汤对陆进行盘问时，陆却落落大方，侃侃而谈，一一驳回。末了他理直气壮地对汤恩伯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你也怀疑我，我就立即辞职好了!”

汤犹豫多时，末作深究，到后来还是撤了陆的职务。

陈仪惨死内幕

1950年6月18日上午，曾任国民党台湾省行政长官、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在台北松山附近，遭蒋介石杀害。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宣布的罪名是:“通敌有据。”

一个跟随蒋介石几十年的封疆大臣，突然之间被蒋杀害，确是轰动一时的。若干年来，也一直是一个谜。这件事的内幕，最清楚的是陆老，他对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都有一本帐。因为他和陈仪一样，都有心想把汤恩伯策反过来，使汤做第二个傅作义。不料，汤却死抱蒋的大腿，出卖了陈仪。

事情得从头说起。陈仪在蒋介石面前是一个颇为吃香的人物。1927年曾任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长，后升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抗战时期，孔祥熙任行政院长，陈一度任行政院秘书长。因与孔意见不合，大闹行政院，当年曾轰动于重庆。抗战胜利后，陈仪被特任为台湾省行政长官。“二·二八”台湾事变，陈辞职改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直到1949年2月。

且说1948年后，蒋家王朝已四面楚歌，即将崩溃。有一天，蒋在溪口开会，当面命令陈仪积极建筑防御工事，而陈却认为大势已去，难以服从，说是“劳民伤财”，于事无补。蒋闻言大恚，不欢而散。陈回杭州后，适有《东南日报》记者刘湘女求见。谈话中陈说:“要有勇气承认错误，要有勇气改正错误。”《东南日报》刊登了这次谈话。

以后，渡江战火迫在眉睫，记者刘湘女又来见陈，问他的应变态度?陈回答:“没有兵，没有钱，拿什么来应变?”并风趣地说:“船到桥头自会直。”当时，陈曾嘱咐记者不要发表。但记者仍在《东南日报》上发表了。

这年春节，陈去溪口见蒋作礼节性的拜望。蒋特别客气，要留陈多住几日。跟随蒋多年的人都知道蒋的个性:他如果对谁客气，谁就将要倒霉了!

以上，可以说是陈仪获祸的前因。

后来，陈仪曾亲自在上海多伦路私邸对陆久之说过:“国民党腐败没落，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你和汤是好朋友，应该劝劝他对于今后的前途有所打算……”

陆回答:“我人微言轻，而且与汤又朝夕相处，恐怕正因为过于亲近，说话不会被重视，老伯一言九鼎，我愿尽量配合老伯做汤的工作。”

一个月后，陈仪曾派遣两个密使，专程到上海来策动汤恩伯起义。其中的一个密使叫胡允恭，他怀疑汤靠不住。但陈仪说:“我与汤三十年交情，知之甚深，我相信你，也相信汤恩伯。”至此，胡才和另一个密使丁名楠(陈的内侄)，持陈的亲笔介绍信去上海见汤。信的主要内容是要汤恩伯仿效傅作义起义，部队接受改编。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1949年2月14日各报突然刊登:浙江省政府改组。陈仪事先一无所知。23日，陈在他自己的寓所被伪警察局长毛森看管，押送衢州。最后，被解送台湾处死。

陈被看押在衢州期间，一天，汤恩伯对陆久之说:“陈先生对于时局的前途十分悲观，认为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委员长(蒋介石)对他的想法，极其不满。”但又惺惺作态地对陆说:“我因为事忙，最近没有空去看陈夫人，请你代表我常去照顾照顾。”他还拿出现金五百元，托陆转交陈的日本夫人作零用。

读者看了上述情节后，也许有人会提出:陈仪和陆久之都对汤有恩，两人都向汤作过策反工作，为什么汤厚此薄彼，只出卖陈仪，而陆却泰然无事?

陆老的说法是:汤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一直想做“副总统”。汤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不惜把他的“恩师”陈仪出实了。那么，为什么没有对陆下毒手呢?这是因为陆久之在国民党上层还排不上号。另外，在汤的封建奴才脑袋中，是否对陆还有一些其他顾虑，认为这个陆某人是驸马爷，不敢自找麻烦，亦未可知。这样，陆久之便最后一次侥幸地逃脱了魔鬼之手。

两件应该请功的事

一件发生在1945年冬，日本投降以后。日军驻华中矿业公司马鞍山的一支部队共三十五人，因不愿向国民党缴械投降，自愿携带机枪三挺、弹药武器及军粮与大宗现款投奔新四军。但苦于不得门径，无法进行。其中有一个叫武藤三郎的，他思想进步，与陆久之素来相识，因此经陆联络斡旋，和李亚农同志接上头，并请日共中尾胜男(陆创办《改造日报》时的顾问)带领日本部队集结于镇江金山寺，交由李亚农率领渡江去苏北参加新四军。

另一件:上海解放后，党又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任务:偷渡日本，作国民党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工作。

这是1950年春，我国和日本没有建交。要到日本去，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只有靠偷渡入境。好在陆老也算是“日本通”，他为了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花了一笔钱，搭上便船，混到日本。但，朱世明因被台湾发觉，只身远飞美国；只有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吴半农、吴文藻、谢南光等经过陆的联系，后来都返回大陆参加革命工作。

一个参加革命几十年，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未得任何表彰，反被投入监狱，这是陆老所遭遇的。这就是1958年8月，他因潘汉年、杨帆案件的株连，被捕判刑十五年。到1962年6月4日，由于周总理的干预，被提前保释出狱，1965年6月，又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接着，在“文化大革命”中陆久之又被抄了三十多次家，陆老则在统战部的保护下，隐姓改名到处躲藏。1984年当上了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的特邀委员。

(摘自《新观察》1985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