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东京，有一个国际间谍小组在神秘地活动着。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是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里哈尔德·左尔格，他以德国记者的身份在错综复杂的险恶环境中周旋。这个小组在日本活动达八年之久，于1941年底被日本特高课侦破。左尔格事件曾引起日本政府的一场危机，导致近卫内阁的倒台。

那么，左尔格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请读——

来到东京

左尔格是德国人，生于189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公开身份是德国一家有声望的报纸《法兰克福报》派驻日本的记者，纳粹党员。后来，他当了德国使馆的新闻专员，是德国驻日大使欧根·奥特最信得过的人。但是，经过日本情报机关长期周密的侦察，终于发现他是由“莫斯科中心”领导的拉姆扎国际间谍小组的领导人。

这个间谍小组的核心人物除左尔格之外，还有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反战主义者尾崎秀实；还有早年在美国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日本画家宫城四德；负责把情报摄制成微型胶卷的南斯拉夫籍的法国记者武凯利奇以及左尔格的报务员、德国人马克思·克劳森。这个小组的外围，还团结了分属于日、德、朝、中、英、美等九个国籍的反法西斯战士，是个十分广泛的国际间谍组织。

左尔格的真正身份，是苏共党员，再早些时候，是德共党员。到日本之前，他在共产国际情报处工作，后来转到苏军情报局，在老资格的别尔津的领导下工作。1933年9月，根据别尔津的派遣，他以拉姆扎为代号，到日本组建间谍小组。当时他们拟订的计划是:借德国之手打进日本，再从日本搜集德、日两国的侵略意图，特别是搜集有关日本对苏政策的情报。

到了日本之后，左尔格同外交界、工商界、政治家、军人以及文化人士广泛结交，给《法兰克福报》、《柏林信使报》等写了不少稿子，创出自己的牌子。同时，由于他的博学多才和敏锐的观察力，在使馆人员中博得了普遍的好评。不久，他就同德国武官、后来升为大使的奥特结为至交。奥特非常欣赏他对日本政局的精辟分析，并多次在工作中得到他的帮助，因而两人称兄道弟，无话不谈。后来，左尔格在使馆负责新闻业务，可以自由出入于使馆的机密重地——密码室，阅读最新情报，获得第一手材料。

再说这个小组的第二号人物尾崎秀实。1937年，近卫首相在日本组阁后，他受聘为首相的中国问题顾问，有机会参加内阁最核心的“星期三早餐会”和其他一些机密会议。左尔格和尾崎两人在德、日双方所处的有利地位，使他们不仅能获得最新最核心的机密，而且尾崎精通中国问题，知识渊博，思想缜密，这对左尔格来说，不啻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因而，自从1934年同苏联建立了无线电联系之后，左尔格定期向“莫斯科中心”提供大量珍贵情报:关于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以及德、日之间的勾结和德国的动向等情报。这里略举一、二:

1939年春，左尔格报告，希特勒打算进攻波兰；

1941年3月5日，提供了里宾特洛浦给奥特的电报内容，透露6月下旬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

1941年5月15日，左尔格电告德国进攻苏联的确切日期是6月22日；

1941年7月，他首先报告:日方不顾德国的压力，决定暂不对苏开战；

1941年10月，他电告:日本决定在太平洋对美开战。

…………

以上仅是苏联《真理报》1964年11月6日提到的几个电报。在他的成果中，有两个最主要的功绩几乎维系着整个苏德战争的成败。是他，首先从日本刺探到德国准备进犯苏联的确切情报。左尔格向莫斯科发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警报。

1941年5月初，他发出:

“许多德国代表回到柏林。他们认为，对苏战争将在5月底开始。”

5月15日，左尔格更确切地说，战争可能在6月开始。

5月19日，开战前的一个月，左尔格向莫斯科发报:“将集中九个集团军，一百五十个师来对付苏联。”

6月1日:“预期德国人将从两翼采用迂回策略，以包围和孤立各个兵团。”

但是，由于当时苏联已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对他的情报的可靠性表示怀疑。甚至在他三番五次发电后，塔斯社却刊登了一则辟谣声明，认为德国进攻苏联之说纯系无稽之谈。这是斯大林的一个失误。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斯大林能根据他的情报及时采取措施的话，也许在苏德战争初期不至处于如此猝不及防的被动状态。

他的第二个重要功绩是及时向苏联提供日本在远东的军事动向。自从德日缔结防共公约后，德国一再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在远东出兵，使苏联腹背受敌。这期间，日本在哈勒欣河一带蠢蠢欲动。由于左尔格摸准了日本的军力和意图，及时发出情报，使日军几次试探性行动都受到苏军打击。当时，左尔格一方面密切注视日本军方动向，一方面通过尾崎来影响日本的政策。日本在远东的几次尝试失败后，不敢轻举妄动，决定推迟远东战线。左尔格把情报发回，使苏方解除了后顾之优，才集中全力对付西线德军，从而在斯大林格勒等战役中扭转战局，反败为胜，进而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

无法破译的密码

左尔格小组是在十分险恶的条件下工作的。日本特高课的特务们时时刻刻在搜寻他们的踪迹；同时，急剧发展的国际形势容不得他们稍有松懈。德日两个法西斯帝国主义的勾结正把苏联和全世界人民拖向战争的深渊。这个小组在龙潭虎穴之中时刻睁着警惕的眼睛，搜集着各种有关的情报。长期紧张的工作使他们身心交瘁，小组成员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加上经费不足，远在异国他乡忍受着内心的孤寂，有的成员对工作产生厌倦情绪，包括左尔格本人，也曾多次打报告要求回苏联工作，以结束长期动荡不安的生活。他给“莫斯科中心”的电报中说:“这里的工作条件，哪怕最强壮的小伙子也难以忍受。……请别忘记，我长期羁旅在此，从未离开过，而一般体面的外国人都是每隔三、四年休假一次。这种情况本身就招人怀疑。”左尔格是多么希望能坐下来整理一下多年积累的经验啊。作为一个社会学者，他收集各方面的藏书已有上千册之多。他准备战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但是，形势的发展不容许他休息，他只好留下来继续顽强战斗。

这时候，天罗地网正从四面八方向拉姆扎小组撒来。他们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战时，日本的警察制度是相当严密的，任何一个外国人进入日本都要受到特务的跟踪，住所受到秘密监视甚至偷偷检查，由于左尔格的机智和缜密，没有给他们发现任何破绽。但是，从1934年起，日本反间谍机构就截获到一个秘密电台的密码电文，时而在这儿，时而在那儿出现。这些电文每次都用不同的波长、不同的密码发出，无法破译。到了1940年，警察局特高课的档案里已经积存了数百份这种古怪的电文。近在咫尺的密电台使特高课的课长暴跳如雷。他们费尽心机编制了一份可疑者的名单。起初，名单十分庞大，然后逐步筛选。从上千名过滤到几百名、几十名，最后只剩下了左尔格、尾崎等一、二十人。后来，由于一位日共党员的被捕，供出了拉姆扎小组成员宫城四德在美国居住时房东的名字，终于在宫城身上打开了缺口，才把拉姆扎小组破获。同时被捕的还有包括九个国籍的三十多人。日本进步人士西园寺公一和前首相犬养毅的儿子也同时被拘禁。……经过三年的审讯核实后，左尔格和尾崎被处死刑，小组的另两名成员武凯利奇和克劳森被判无期徒刑。宫城已经死于狱中，后来武凯利奇也病死在狱中，只有左尔格的报务员克劳森夫妇幸存下来，1945年他们被进驻东京的美军释放。战后克劳森夫妇住在民主德国。1964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授予他们金质勋章，表彰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功勋。这是后话了。

据说，当左尔格被捕的消息传到德国使馆时，奥特大使和使馆的党卫军头目毛森格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奥特大声嚷嚷:“你们疯了，想把左尔格打成苏联间谍?这是不可能的!”毛森格也一再给左尔格打保票，他说左尔格“将永远是他牌桌上的好搭档。”奥特为此而解除职务，但他始终不相信左尔格是苏联间谍。

左尔格的间谍技术是国际第一流的，他长期在日本特务的眼皮底下从事情报工作，而且屡建奇功，这是后人所以对他感兴趣的原因之一。一位西方作者说:“左尔格完全不是某些西方作者所创造的秘密特务形象。他不必撬保险柜偷文件，但文件主动送上门来；他不必持枪闯入某地，而是保卫人员恭恭敬敬开门请他进去……”。左尔格有政治头脑，有战略家的思维分析能力和细致敏感的观察能力，他善于交际，不仅在德国使馆中广交朋友，而且也善于同日本人周旋，博得日本人的尊敬。

应该立丰碑的天才，却同无家可归的乞丐一起埋在荒冢……

尽管左尔格为苏联立了大功，并为反法西斯战争献出了生命，但是，直到1964年，即他去世二十年之后，才被苏联政府追授为苏联英雄。其中原因，众说纷纭。但是有一个情况是千真万确的，即左尔格原先的顶头上司、直接派他到日本去的别尔津以及随后接替别尔津领导他的乌里茨基都在肃反扩大化中受到斯大林的怀疑，先后被枪决。因此，对左尔格的忠诚也同样处于不信任之中。

1944年11月7日，苏联万众欢腾，庆祝十月革命节。那一天，报纸特别向情报机关致敬，并向一些特工人员授予苏联英雄勋章，表扬他们为这一决定性胜利建立的功勋。但是这里没有左尔格的名字。

就在这时，远在东京的巢鸭监狱里，左尔格正在孤零零地走向绞架。临刑前，典狱长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左尔格摇摇头:“我要说的都已经说完了。”左尔格跨到统架下面的踏台上，象战士一样把拳头举过头顶，用俄语高喊:“苏联万岁!红军万岁!……”

他的使命完成了，当时他只有四十九岁。

1964年，左尔格的老上级别尔津和乌里茨基的冤案得到昭雪，恢复了名誉。在同年十月革命节的前夕，苏联政府追授左尔格为苏联英雄，报纸发表纪念文章宣传他的事迹，为左尔格发行了纪念邮票，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和油船……

左尔格死后，在日本唯一为他的后事奔走并深深怀念着他的，是他的女友石井花子。花子原是东京金色莱茵酒家的女招待。1935年5月，左尔格过四十岁生日时在“金色莱茵”认识了她。当时左尔格内心感到非常孤独，因为真正的朋友他无法与之相聚，带引号的“朋友”，他又不愿与之相聚。石井花子长得很妩媚，而且酷爱音乐，两人很是投缘。从此，花子成了左尔格紧张工作之余的唯一安慰。左尔格把她从酒店里调出来担任自己的秘书。在左尔格受到日本警方的注意后，特高课曾多次把花子找去盘问。但是她宁肯自己受委屈，对左尔格的活动一字不吐。左尔格被捕后，她也受到传讯和拘禁。战后，她得知左尔格已经牺牲。在她执着的查寻下，直到1949年才在一个荒野的基地里找到了左尔格的遗骸，辨认出左尔格因车祸而安装的金牙套和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脚骨留下的伤痕。她想起了左尔格当年同她谈起莫扎特时说过的一句说:“命运是多么的不公，应该立丰碑的天才，却同无家可归的乞丐一起埋在荒冢……”

后来她用金牙套给自己做了一只指环，作为永久的纪念，并且倾其全部财产重新买了墓地，为左尔格立了墓碑，上面写着:“这里安息的是一位为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而献出了生命的英雄。”

左尔格的事迹写到这里，读者也许会问:一个德国人，在战争时期却当了苏联间谍，岂不是有悖情理吗?是什么驱使他自觉地为反法西斯事业而斗争呢?

左尔格出身于革命世家。他的祖父弗雷德里赫·左尔格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老左尔格曾同恩格斯一道参加过巴登起义。起义失败后，革命者受到镇压。老左尔格流亡国外，并被当局缺席判处死刑。三年后，这批流亡的革命者移居美国，又在美国组建共产主义小组。老左尔格到美国后一直同马克思保持着通讯联系，直到马克思去世。

左尔格的父亲是个商人，他在俄国经商时娶了一位乌克兰姑娘为妻。她就是左尔格的母亲。母亲同祖父的思想接近，左尔格从小阅读老左尔格给母亲的信，其中谈到革命的往事以及同马克思的友谊，在左尔格头脑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14年，他十八岁那年，志愿服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腿部负伤，落下终身瘸拐。他亲眼看到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此后，他的“爱国”幻想破灭。在基尔上大学时，开始秘密参加左翼社会主义组织，接受共产主义学说，并于1918年参加德国共产党。后来，他在巢鸭监狱写回忆录时写道:“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憎恨战争这一点，也足以使我成为共产党员。”

(摘自《人物》1984年第6期)原题为《国际间谍史上的传奇人物》)

(插图:李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