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杨振宁教授于1983年12月27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发表演讲，在谈到科研方法与方向时，他说:

1945年11月我到美国。在芝加哥，我跟费米有很密切的关系。他在教授普通的课以外，还开了一门特别的课，讲授特别选出来的题目。我受他的影响很深。我接触很多的另一位是泰勒教授。泰勒的物理学的一个特点，是他有许多直觉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一定都是对的，恐怕百分之九十是错的，不过没有关系，只需要百分之十是对的就行了。而且他不怕他讲的见解可能是错的。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我跟吴大猷先生学了分子光谱学跟群论之间的关系。学的方法，主体是推演法:是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泰勒所注意的是倒过来的方法。他要从物理的现象引导出数学的表示。换句话说，他着重的是归纳法。我跟他接触多了后，渐渐了解到他的思考方法的好处。因为归纳法的起点是物理现象。从这个方向出发，不易陷入形式化的泥坑。

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得到了博士学位，回想起来，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一般书本上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方法与方向。在联大我有了一个扎实的根基，学了推演法。到了芝加哥受到新的启发，学了归纳法，掌握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两个地方的教育都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最近这些年常常到中国访问，发现中国的大学所教的课程往往是非常之深的，有所谓“四大力学”。每一个大学物理系的学生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念这四门很深的理论课。“四大力学”是不是重要的呢?当然是重要的。没有人能否认“四大力学”是物理学的骨干。不过，物理学不单只是骨干。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一个骷髅，不是活的。物理学需要有骨头，还需要有血、有肉。有骨头又有血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我想，多增加一些不绝对严密的、注重归纳法的课程，对于学生会有很多的好处。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物理学发展了一个新的领域。这个新的领域是粒子物理学。这个领域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乃至今天，一直有长足的发展，影响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结构的基本认识。这一点，我自己觉得我很幸运:一个年轻的人，在初出茅庐的时候，假如走进的领域是将来大有发展的，那末他能够做出比较有意义的工作的可能也就比较大。

(摘自1983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