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荫柏

魏征和唐太宗，是被正史美化的人物，是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和英主，被公认为能同心协力、共计国事的典型。果真如此么?

魏征早年的政治生活，走着一条极曲折的路。他先入瓦岗军，后与李密一同降唐。入唐后去山东招降瓦岗军旧部，又为窦建德所俘，窦在武牢败迹，他才二次归唐。归唐后，又成了李世民政敌李建成下属，为其出谋划策，争夺帝位继承权。玄武门之变后，太宗却赦免了魏征。太宗这样做，一是怕穷究余党，打击面太宽，容易激乱，不利于新政权的稳定；二是魏征等人虽为建成属员，亦是高祖李渊的臣属，李渊尚在，世民不能不有所顾忌；三是让这些人任职而无实权，亦是分裂瓦解建成人马的政治手段。魏征对太宗为人和意图很清楚，深知自己不是嫡系，又一度为政敌，在新政权中孤立无援，极易遭谗嫉。所以，魏征定下对策:与其将来不明不白死去，不如犯颜直谏留名青史，使太宗对他不便做其他之念。这是转守为攻以求自存之法，亦可称为韬晦之计。魏征看出太宗想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怕做错事被后人留在史上。于是魏征越在人多时，越给太宗提意见，太宗越是不满，他就越坚持己见，以犯颜直谏远近闻名，使太宗惧损圣德，不敢轻易处罚之。

由于太宗和魏征都是封建统治集团中有头脑有政治远见的人，他们都希望在青史上留下美名，所以双方能在很大程度上互谅互让，比较融洽地合作。而且为了本阶级、阶层长远利益，使他们之间能在较大程度上抛弃前嫌，逐渐在感情上达到某种共鸣。但在封建社会中，君臣间精诚团结，实际上很“难”。剥削阶级贪婪地追求名利的本性，决定他们一旦触及到更切肤的利害时，必然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甚至由暗斗而明争。不过，他俩毕竟是那个阶级中佼佼者，彼此一般能求大同存小异，合作了十七年，成为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的政治风云中，君臣合作比较好的典型，为旧时代史家所津津乐道。

(摘自《复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