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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1984-11-01黄济人

青年文摘·上半月 1984年4期
关键词:国民党

黄济人

编者按:本刊去年第11期曾经摘登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片断。两个多月来,许多读者投书本刊,要求再登部分章节。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下面再摘登三节。这三节分别是原文的第25节、第57节和第76节。为了阅读方便,我们分别加了小标题。有些读者还来信询问购书事宜。此书是解放军文艺社出版的,欲购者请与书店或该社联系。

朝鲜战场与功德林战场

1950年6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到朝鲜南北线视察归去不几日,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联邦、新西兰、南非联邦、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希腊、土耳其、埃塞俄比亚、泰国、菲律宾、哥伦比亚共计十七个国家和南朝鲜伪军所组成的联合国军,悍然发动了侵略北朝鲜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将军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开始了殊死的反侵略战争。

这是一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举世注目的关系到世界局势的重大战争。关于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人们如何从人力、物力支援抗美援朝的场面,早有过许多感人的报道,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功德林的高墙内,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吧。

正在伏案交代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内幕材料的文强,接过了每日按时送进胡同里的《人民日报》。他摊开报纸,象往日那样漫不经心地在标题之间浏览。现在,他的目光与“美军仁川登陆”的粗体字刚刚相触,便立即进出五彩的火花。他揉了揉眼睛,认定粗体字还在,激动得双手发颤,鼻尖发酸。他把刚刚汲满墨水的钢笔重重地拧紧,把尚未打上句号的交代材料轻轻地推开,然后站起身,迈着方步,踱到窗前。

文强究竟着了什么迷?为了不使我们的揣测产生错误,还是请文强转过身来,自己告诉读者吧。

“我在想,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变相的美,苏战争的爆发。换言之,便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身在监内,心在监外,幸灾乐祸地唯恐天下不乱。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之前,中央宣传部长任卓宣曾经大声疾呼过,世界必因美、苏争夺而大打起来。我想这一天我们等到了。”

“我在想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元气大伤,没有十年八年恢复不了。美国得天独厚,在本国土地上没有受到战争的蹂躏,已成为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胜利的力量。第三次世界大战除非不打,一打准定是美国必胜。苏联一败,中共的江山就坐不稳。历史的命运将决定于自由世界盟首美国。”

“我认为,共产党统治、苏联称雄于世界的寿命不长了,中国共产党又岂有幸存之理。朝鲜半岛打不了游击,也打不了阵地战。人民解放军在大陆作战是行的,小米加步枪打美国,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文强正在这样想,以致兴奋得夜不能寐的时候,当天晚上,管理处的一位李科长走进胡同,要文强写一篇“美朝战争的预测”,文强对此早已深思熟虑,所以一挥而就,大放厥词,写了一篇洋洋五千余字的得意文章。文章的结束语是:“美国是不可战胜的。”

现在功德林里已经公开露面的两个小组的大部分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将领,也几乎全部是战场上俘虏来的。纵然他们的思想状况不完全一样,但是思想基础基本是相同的。如果文强的内心世界仅仅具有典型性而不具有权威性,那么我们不妨去倾听一位功德林的未来的客人的高论。

关押在天津公安局的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是美国军事学院留学生,曾在美国获得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派他效法美国的办法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筹办“国防研究院”,蒋介石自兼院长,实际工作由杜建时负责。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由中、英、美发起成立联合国,划中国战区(包括中国和越南、泰国、缅甸),以及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从此,不断有美、英高级将领来到中国。蒋介石派杜建时兼任侍从室中将高级参谋及国民政府中将参军,担任蒋介石与美国高级将领的联络人。所有这些,决定了杜建时对美国的了解,比起其他国民党将领要深刻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杜建时在国民党军政界,享有“美国通”的声望。但是作为杜建时本人,他还要通过对人民解放军的研究,来下朝鲜战争前景的断言。

杜建时曾在解放军总攻天津开始时,率亲随数人到中原公司(今天津百货大楼)楼顶,用望远镜观察全盘情况。通过他对环城碉堡主阵地地带,特别是对东北和西门监狱南运河地区的实战观察,尽管他料到天津失守已成定局,但是他认为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力,仍相当有限,如果不是特别有限的话。因此,他在天津公安局的高墙内,对朝鲜战争的估计,是带有赌博性的:若是美国战败,那么我全都错了!

国民党战犯的内心世界是如此相同,可是外露形式却大不一样。有的成天高喊“共产党万岁!”“美国必败!”有的夜不能寐,眼角眉梢都是笑,梦里也在打哈哈;有的慷慨陈辞,将心肺肝胆和盘托出;有的一言不发,却总是最先抢看报纸……

总而言之,他们一两年来为真理所感召而得来的一星半点,又由于本质的弱点而相继散失。——但是,他们随之而产生的思想飞跃,也恰恰从这里开始。

说来奇怪,朝鲜战场的战况,改变着功德林战场的局面:慷慨陈辞者,变作一言不发;一言不发者,变作慷慨陈辞。邱行湘话多起来。他评价朝鲜战事,没有从军事理论着眼,因为他想了许久,认定由军事理论去解释战场效果,是解释不通的。他从美军数易主将开始,热烈赞扬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其实,邱行湘并没有直接与彭德怀作过战,他曾随陈诚在确山附近与彭德怀先前所在的唐生智部队作过战。邱行湘认为唐生智不是将帅之材,正如陈诚讥讽唐生智云,“只知迷信卜卦,进行政治投机”,而那批嘉禾、兰山、宁远、道州籍湖南官兵,却体格魁梧、骁勇善战。邱行湘向组员们断言,这位湖南籍的唐生智旧部、共产党的主将,作战必有一般“湘味”。当然,邱行湘也没有隐瞒,他间接地吃过彭德怀的苦。洛阳战役前四天,正是西北彭德怀、张宗逊野战军一举攻克宜川,包围洛川,打响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进攻的第一仗,为解放军南进创造了条件,以致关中告急,胡宗南黑夜将裴昌会兵团从洛阳附近调回西安,造成他邱行湘孤军作战。邱行湘叹息说,可惜宜川一战,刘戡、杨明战死,否则请他们二位谈谈彭德怀的打法,定能受益非浅,茅塞顿开。

谈话间,朝鲜战场上,在五次大规模的反击战里,由于美国飞机的轰炸,朝鲜前线与中国后方的运输线经常中断,中国人民志愿军粮食补给不上,志愿军总部决定用飞机向前线空投干粮。

在中国国土上,连战犯也参与了抗美援朝。

功德林胡同内的球场上,筑起了几座锅台。管理处挑选了十几个身强力壮者,组成炒麦队。邱行湘此时已是有点小名气的力士,他穿行在人群之间,从大卡车上卸下每袋净重两百斤的麦子,一肩扛走;然后挥动大圆铁锹在直径为一点三米的大铁锅里炒麦,放糖,放盐;跳上,跳下,与锅台下的火头军师密切配合,花着脸,黑着手,在烛天火光之中,挥汗如雨。

这时候,他出了一身热汗。

作为一个军人,他懂得前沿阵地上将士挨饿的滋味。他没有忘记当年打唐生智的时候,他在确山饿昏了头,而陈诚也只有啃一块买来的高粱饼。当然,现在不是为失败的阶级效劳了,是为胜利的军队出力,为自己的民族出力,他感到自己也享受着保家卫国的荣耀,在火光升腾之中,他的性灵也升腾到一个他尚未达到过的高度。

蒋大胡子调离功德林了。姚处长指挥着炒麦大战。炒麦脆而不焦,战犯劳而无怨。每个夜晚,大卡车准时将生麦运进来,同时又准时将熟麦运出去。当邱行湘听姚处长说,炒麦投到志愿军战士手里还是热的时,他在心里说:这里面有我的一点温度呵!

6平方米的“新生园地”

功德林戊字胡同走廊西侧的青砖壁头,现在横挂起一张陈旧而白净的双人床单。贴在床单上方正中的白纸上,有“新生园地”四个大红字——这是庞镜塘写的小篆。贴在床单两侧的红纸上,从左到右,有“改恶从善”、“前途光明”八个大金字——这是文强写的正楷,他把金字下面的红纸,分别剪成象征着心脏的桃尖图形。

这是一块墙报——功德林学习委员会机关刊物。主编是国民党第四十一军少将副军长陈远湘;美术编辑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办公室中将主任郭一予。《新生园地》有四个专栏,理论学习专栏编辑是宋希濂、廖耀湘、陈林达;挑战应战专栏编辑是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代理书记长李帆群;批评表扬专栏编辑是徐远举;文学艺术专栏编辑是文强。

投稿者用三十二开的白纸将稿件抄好,然后送到《新生园地》编辑部去。发表作品,高墙内是十分容易的。一方面,它既不接受任何人的审查,也不接受任何人的修改,编辑部一本文责自负之宗旨,来者不误,一律照发;另一方面,它既用不着印刷,也用不着校对,编辑们组稿之余,端一碗浆糊将张张稿件在双人床单上粘贴整齐就行。正因为如此,《新生园地》成了功德林国民党人精神世界的中心,不管他们以怎样的姿态在这个世界遨游,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们不因为面对壁头而挡住思维的去路,也不因为身陷固圄而自设思想的牢笼。在这块2×3米的竖起来的土地上,军人的最高智慧的种子获得了最大面积的播撒。

让我们走进这块神奇的土地吧。

《学习园地》最上方是理论学习专栏。这是发表学习马列著作、报纸杂志的心得体会的地方。这里堪称一块蔚蓝的天空,连识字不多的周振强(周老黑)也悠然自得地轻驾着白色的云朵。

读报使我感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他们都能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都感觉到资本主义的腐朽虚为,剥削为生的可耻,甘心情愿的抛弃自有财产,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光荣劳动者,而自己在党的教育下对自私自利观念还不能完全克服,还要留恋过去剥削而来的黄金,这是多么可耻的事呀!

(笔者注:引文内错字别字照录不误。)

然而,白云蓝天绝不是我们这个宇宙的永恒的图案。只要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多站一会,自有滚滚黄沙来半天。黄沙之中,我们可以看见新五军军长陈林达化笔为枪,向他的上峰廖耀湘猛烈扫射;我们也可以看见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以纸为盾,向他的部属陈林达浴血厮杀。这是一场旗鼓相当的决战。陈林达在理论上,特别是在俄共党史的研究上羽毛已丰;廖耀湘在学习中,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哥达纲领批判》从而不倒帅旗。于是一旦进入某一个具体的理论行动(不是军事行动),陈、廖二人便各树一帜,分庭抗礼。譬如在如何“走俄国人的路”的论题上,陈林达主张靠西集结,廖耀湘主张靠东集结。在寝室里的舌战中,他们正面交锋,不宣而战,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吹胡瞪眼,以至多日怒目而视,不通言语。在壁头上的笔战中,他们虽然时有遭遇,弹如雨下,但只要有人在他们的文章中间,再贴上一篇左右各打五十大板的文章,他们便会各自鸣锣收兵。而等到下一期墙报问世,人们不难发现,陈林达向东转移,廖耀湘朝西转移。两门大炮靠在一起,谁也不准备打谁。虽然是半空里黄沙滚滚,却换得房屋中春光融融。这里是一次笔战的结局,却亦是任何一次笔战的结局。

如果我们仍然把理论学习专栏看作一块蔚蓝的天空,那么在这个专栏之下的挑战应战专栏应该是一块中午十二点的太阳直射下的土地。

挑战应战专栏编辑李帆群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生,曾任国民党《新疆日报》编辑。他此间承认,他的《新疆日报》的读者,远没有他的专栏的读者热情。这完全是由他编辑的内容决定的。

有人把这里称为“点将台”。在点到少将、中将以后,现在最终点到上将。

王陵基是功德林独一无二的国民党上将。这位与蒋介石同年龄的四川军阀,曾在解放初期被押进重庆大田湾体育场,接受山城人民的斗争。在重庆特有的阳光的照射下,王陵基只感觉额头发烫,而在此间功德林的走廊上,他全身大汗淋漓。徐远举在专栏发表文章说,王陵基是民国二十六年重庆“三·三一”惨案的罪魁祸首,是他的学生、四川另一个军阀刘湘屠杀革命学生的帮凶。王陵基得知“榜”上有名,急匆匆挤进围观者中间,一直站到最前头。他先后两次摘下一千二百度的近视眼镜,掏出手帕擦汗水。看毕又挤出人群之外,在走廊上走来走去,逢人便说:“啷个开交,啷个开交哟!”有人安慰他说:“王上将不必受惊,墙报是说道理的地方,不要怕挑,要勇于应战。”王陵基果然一溜烟回到寝室,花了几十分钟写了篇题为《事实如下》的文章,经过李帆群的手,立即发表在挑战应战专栏上。

《事实如下》大意谓:当年屠杀学生的布告不是他出的,是重庆城防司令蓝品文出的。这是有案可查的。刘湘下令屠杀学生不曾有假,但是他没有直接参加。当然,他是刘湘的军师,还是间接有罪的……

王陵基交出文章,并没有放下心事。他悄悄地站在墙报围观者的背后。殊不料顷刻之间全场哗然。王陵基拔腿便跑,却被人们喊住:“王上将真是不打自招!间接有罪与直接杀人有何区别?古今中外的反动头子都是发号施令的,并不曾直接动手杀过人,难道刽子手的罪重,指使刽子手的反而罪轻吗?”王陵基怅然叹曰:“我有罪,重得很哟!”

几天以后,王陵基在文学艺术专栏里发表了一首题为《认罪》(笔者注:有人说题为《无题》)的诗。末尾两句是:

上将不可当,

宁愿挨一枪!

从心底发出对往事的诅咒

地狱之鬼自然翘首天国之神,痛苦之心自然向往幸福之身。可是国民党战犯怎样升腾到一个具有高度的精神境界,从心底发出对往事的诅咒和对现实的赞叹,甚而至于文强脱口而出“我身不觉在霄汉,睹此宏图暗叫惊”的佳句,那是他们到达武汉以后的事了。

武汉长江大桥通车的前一天,国民党将军们捷足先登,在大桥建设指挥部负责人的陪同下,参观了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

邱行湘对于建桥,有着特殊的兴趣——当年他曾指挥建造过湖北清江大桥。那是1940年,邱行湘随陈诚驻恩施。恩施城东北环水,自古以摆渡交通,与堂而皇之的国民党战区和省会所在地的声誉颇不相称。陈诚的长官部原设在城内文庙,他的省府设在城东土桥坝,陈诚隔着清江来回办公,摆渡前后,尚须举步。自日军飞机大肆轰炸以后,长官部迁至南郊谭家坝。由于两署分散愈发不便,长官部终迁土桥坝,与省府合并办公。鉴此,陈诚决计在恩施的清江水面建一座大桥,令邱行湘为大桥工程指挥官,派工兵协助国民党政府建设厅营造。邱行湘率领部队前往深山老林伐木,指挥部队将一般人力拿不出来的巨型木材运到清江之畔,两个团的兵力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方才备足用木,而士兵折腰断肢伤残死亡者已达百人以上。来自湖北各地的近万民工,又整整花了一年时间,最终落成这座长不到一百五十米、宽不到十米的清江大桥。这就是国民党建设“新湖北”的丰功伟绩。陈诚在盛大的通车典礼上,满面春风,典礼总司仪邱行湘站在陈诚身旁,洋洋自得。

现在,十七年之后,邱行湘站在孙副处长身旁,站在长江大桥桥头堡上,目睹着共产党的崭新的工程。在他的脑海里,湖北土地上的新旧两座大桥并排出现在水面上,一座是这样渺小,一座是这样伟大。他没有从兴业之艰的角度去权衡两座大桥的价值,而把长江大桥的磅礴的气势与共产党的宏伟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邱行湘想得很远。说来奇怪,他在长春参观之时,没有想到当年的满炭大楼上,他和蒋经国曾经有过一段患难之交;他在天津参观之时,没有想到当年的登瀛楼雅座里,杜建时曾经为他设下一桌洗尘之席……可是他刚刚在长江大桥上面走完十步,就想起在外敌入侵的时日里,日本军队怎样炸毁了钱塘江大桥,在内战末期的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怎样炸毁了淮河大桥……他想得很远,他想起了一个寿终正寝的世界。

邱行湘又想得很近。说来奇怪,他在鞍山钢铁公司参观之时,看见万吨钢材,没有想到它将用作铸造一座大厦的结构;他在北京四季青农业合作社参观之时,看见万亩良田,没有想到它将用作安放一座大厦的基石……可是他刚刚在长江大桥上面走完七步,就想起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党政军三位一体,如眼前三镇毗连,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的工农联盟,如目下两江交汇……他想得很近,他想起了一个青春永驻的世界。

一座长江大桥,联结着历史和现实,大桥底下浩浩荡荡的江水,最形象地象征着当今时代的潮流。从历史的旋涡中挣扎上岸的国民党将军们,此间虽然径行在大桥之上,但是他们摆脱不了现实的潮流的冲击。他们的衣袋里,整整齐齐地折放着那张“参观保证”,上面分明写着“不触景生情”。然而,生活既然逼迫他们背叛了过去的一切,违背一句过早许诺的言语又有什么要紧。他们每个人的心中,正奔腾着一条长江。

邱行湘站在大桥中部,羞色褪去,红晕升起,登高望远,宠辱皆忘,如同当年洋洋得意。他微闭双目,任江风尽情吹拂,心里不禁默诵起苏东坡的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肖冰摘编)

(题图、插图:李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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