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泉福　王燕生

一封盖着“1983.10.30”邮戳的航空信从海外寄往中国。这是一封出逃者的家信。两年来，从信封到邮票，他家里的人都熟悉了。但这封信拆开后却不同寻常：“事到如今，我只好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了。”再往下看，这分明是一封诀别的遗书。就在这封信漂洋过海的时候，发信人在异国他乡自缢身亡了。

这是一个在随团出访中私自出逃的人的悲剧。象所有的事件一样，有它真实的时间、地点、人物。这里虽然隐去人名和地名，但并不影响人们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和思考。

机遇不能代替正确的政治方向

好的机遇都让他赶上了：

——1971年，17岁，进某外语学校。

——1973年，19岁，被选送到某大学外语系代培。

——1974年，20岁，被选送到国外学习英语。

——1976年，22岁，学习归来进某外事单位工作。

——1980年，26岁，随某歌舞团第一次出访。

—一1981年，27岁，随某京剧团第二次出访。

从1971年到1981年，也就是他从17岁到27岁的十年中，他三次进校学习，获得三次出国的机会。和他同龄的人，当年扛着行李去北大荒插队时，他已经轻松地登上了出国留学的飞机；后来许多人拉家带口，还要上夜大、奔学历的时候，他又揣着大学毕业的文凭在令人羡慕的单位里出出进进了。

在动乱的岁月里，人们常常受机遇的摆布。有时它能出人意料地推举一些人，有时它又常常无情地埋没一些人。机遇对这个年轻人的确够照顾了。

当然，条件是党和人民给他创造的。当他踏上我们国家出类拔萃者的台阶的时候，他应该更多地想到责任和义务，更多地想到创造和奉献。但恰恰相反，他的心思又用在谋划新的“机遇”上了。当他认为另一种“机遇”来临的时候，他的履历表上却填下了可悲的一页。

——1981年11月3日，在随某京剧团出访时外逃。

——1983年10月30日，从国外传来确凿的消息，他在极度苦闷中自杀。

把他的经历前前后后连贯在一起，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了。在人的一生中，的确会遇上各种各样的“机遇”，但“机遇”不过是提供了某种条件。在同一“机遇”上，有人可能做出可歌可泣的事，有人却可能做出遗恨千古的事。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机遇”都不能代替正确的政治方向。“机遇”毕竟不能造就一个人。过错不在于“机遇”，恶果只能由亵渎“机遇”的人承担。

他为什么由“开朗”变得“内向”了

1973年，来某大学培训的几个年轻人住在一个通铺上。夜里，两个小伙子被虱子咬醒了。这个说：“虱子是从你身上爬过来的。”那个说：“虱子还是闻着你的肉香。”嘻闹了一阵，又都呼呼入睡了。这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年轻人。可见，那时候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

后来，他变得“内向”了，开会或闲谈的时候，他常常坐在一个角落里，有话也不肯多说。偶尔从别人的话中听出一点怨气，他常常借火助势地插上一两句。个别的一件事，经他一“点拨”，似乎就成普遍性的问题了。

详细观察这种性格的变化，还是可以发现内在逻辑的。几年来，国内、国外交错的生活经历，在他的头脑里逐渐产生了两种积累。

一种积累来自国外生活：摩天大楼还只是在电视里影影绰绰地出现时，他早就出出进进习以为常了；家用电器还只是在橱窗里展览时，他早就亲自享用了；“民主”和“自由”别人还只是在国内一般地谈论时，他却已经沉醉在异国那“民主”和“自由”的雾霭之中了。

另一种积累来自国内生活：想买辆名牌自行车，左转右转没有门路，他感到恼火；准备结婚了，可房子还没有着落，他埋怨“在中国要房子比找老婆还难”；“西单墙”被取缔时，他更为不满，“这又算得了什么？”……

量的积累会带来质的变化。两种“积累”就象两个电极，常常在心头碰撞起火，最后归结为两句话：“国外，如何如何……”“中国，如何如何……”。当他觉得现实和自己的想法格格不入的时候，既要发泄，又要顾到一条防线，这时，他由开朗变得“内向”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内向”，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性格的扭曲往往只是在一定的场合。心里的话总还要在别的机会透露。

他曾经是团员，但后来他越发觉得组织生活是一种负担了。他是他所在单位超龄团员中第一批退团的。别人退团时，对团组织还一往情深；而他呢，倒觉得从此以后，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了！

他也曾写过入党申请书，那是在老同志的启发和帮助下写的。但他递交申请书之后，就不知应该干什么了。也许，他以为人们的政治信仰，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表示，而不是精神世界的革命。他更不知道，人们对党的信仰和追求，不仅需要言语口头的表示，尤其需要亲身的艰难的实践——这里包括，党在顺利的时候，和党同心同德；党在困难的时候，和党同舟共济；党在奋进的时候，和党一路高歌。

他也曾和女友谈过政治。他的女友——一位年轻的共青团干部，还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当他把国内国外的对比感袒露给他的女友时，女友问他：

“你总说外国好，是一切都好吗？你老说中国不行，是什么都不行吗？”

“你又没去过外国，你当然不了解外国！”

女友叹息道：“你要是能看点辩证唯物主义的书就好了。”

他呢，满肚子的不高兴。本来，这种思想交流是有益的，有助于矫正他思想上的偏颇，但是，他渐渐把这作为一种多余的纷扰。他提出，以后见面不谈政治，离政治越远越好。

他的女友对此为他担心过，说：“你可以不搞政治工作，但不能没有政治头脑！”他的亲属不止一次地提醒他：“你说你要远离政治，但政治偏偏要找你；你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错误的政治观念就要侵入你的生活……”这些善意的劝导，都被他当成了“说教”，当成了耳旁风。

团组织，他退出了；入党的意愿，他逃遁了；政治生活，他远离了……理想的阳光开始消失，心灵的灯火逐渐熄灭，这个“内向”的年轻人，将走向何方？

危险的情绪在他心里升级

在国外的学习结束后，他回到原单位，被安排在图书馆。当他听说这里有机会出国选购图书时，他同意了。但后来一了解，出国要排在几年之后，他又不干了。为了调到外事部门当翻译，他左一个报告埋怨大材小用，右一个申诉强调不能丢掉口语。为了发挥他的才能，领导批准了他的要求。他一方面得意洋洋，另一方面他又耿耿于怀：“这里太不自由！”

他在婚事上也是这样。1981年他准备结婚，因为女友还在大学学习，领导希望他推迟婚期，按规定大学生学习期间不能结婚。这下他又恼了。通过其他途径，他开出了介绍信。当结婚证拿到手的时候，他不再得意，只是恨恨地骂道：“不人道！”

就这些问题来说，他也应该满足的了。可是，以怨报德的危险情绪在他的心里升级：由对一个人、一件事上升到对一个规定、一项政策；由对具体的规定和政策又上升到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

一个成熟的青年，应该懂得怎样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要顾大局，识大体，懂得体谅和谅解。体谅就是合作，就是支持，谅解就是调节，就是分担。个人的困难毕竟是暂时的，八十年的青年应该着眼于祖国的未来。这一切，对一个在动乱中成长，和祖国和人民共忧乐的人来说并不难理解；但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似乎一切都隔得那么遥远。十年内乱，他多少留下一些伤痕，但幸运很快给他弥补了。17岁他离家学习的时候，世界观还近乎空白；19岁一下子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世界观的舞台上，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东西明显占了上风；回国之后，本应该清除掉那些腐朽的东西，但他却以“内向”的方式把这些掩盖起来了。

牢骚和不满一次又一次上升，“美梦”一次又一次闪现，防线快要不攻自破了。

希望寄托在“天堂”

一个忠于祖国的人，即使长期生活在海外，他也会觉得自己始终踏着祖国这片土地；一个拿定主意外逃的人，即使窥探到一个机会，他也仿佛进了“天堂”。

1981年10月，这个年轻人作为翻译随某京剧团出访。11月3日晚，当最后一个国家的一场演出圆满结束后，演员们都去参加招待会。席间，忽然有人问道：“咱们的翻译哪里去了？”开始人们没有在意。见多识广的翻译对这种场合习以为常了，不必自始至终陪在这儿。人们回到旅馆已经是下半夜了，房间里仍然不见翻译的影子。他能上哪儿呢？这时，一位细心的同志向团长报告了一个危险的迹象：他的牙具不在了，提包也不在了。人们的心格登一下，莫非他……

人们不愿轻易用“莫非”这个字眼推测一个人，但是此人的去向又恰恰是到了那“莫非”的地方。

当地警方正在查询这位年轻人。对外交礼仪颇为熟悉的他，此刻显得手足无措了。

——你有什么要求？

——我希望留在这里。

警方问明他的身份后，郑重地告诉他：

——留在这里，对你，对我们，都没有好处，你要再三考虑。

年轻人怎么也没有料到，自己送上门来，却受到对方的冷待。他十分尴尬、难堪，低着头重复了刚才的话：

——我希望留在这里。

警方向他讲明当地情况，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

——留下可以，找工作不可能。

年轻人仿佛此刻才明白：这里不是礼宾司，不需要外交辞令；对方是冷峻的，对他并没有兴趣。他只好有气无力地再次重复刚才的话：

——我希望留在这里。

“希望”，“希望”，他在别人面前讲了三次“希望”。人们常常要讲到自己的希望：一个爱国者，总把希望寄托在国家的振兴和富强上；而这个年轻人的希望却投眼在异国的土地上。有的人讲起自己的希望，受到别人的尊重和赞扬；而这个青年讲到自己希望的时候，别人投去鄙夷目光，这种希望是没有任何光彩的。

出逃的目的，他总算达到了；但进入了“天堂”，景况并不那么美妙。

这里的竞争使他不赛而栗

他选择的“天堂”的确是个“高福利”国家。但是这个几百万人口的国家却有近30万失业者。救济金哪里来的？他们想出的办法就是税收。“天堂”里的温饱就靠税收维系着。交税是人们不情愿的，那么由税收演变的“福利”当然就很少有“爱”的成份了——何况对一个外籍人。

在这个“天堂”里，他可以领取一份救济金，但却难于找到一份工作。他曾打听到某学院需要人。这个学院里有位教师因需要休养，校方决定补进一人，为期一年。校方登报公开招聘，很快有7人提出申情。校方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核、评议。一个月后，确定了人选。刚刚公布结果，一个落选者就提出异议，委员会只好重新评议。又经过一个月，总算定了下来。入选者刚要报到，政府来了一道指令：为紧缩开支，暂时不得录用新人。“竞争”这个词过去他听说过，但“竞争” 在这里激化到这个程度，使他不寒而栗。

找不到固定的工作，能给人帮帮忙也是好的。他又打听到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半官方机构要人。这里的确有些抄抄写写的工作。经人介绍，他开始在这里帮忙。不久，他发现人们对他冷淡了。原来人们知道了他的底细。一个规规矩矩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怎么能使用一个偷偷摸摸从中国跑出来的人呢？很快他知趣而退了。

有人告诉他，这里还有一种记时付酬的工作。譬如扫马路、洗碗碟，一小时的收入也很可观。他不想再听下去。他想，到“高福利”国家，追求的难道就是这个吗？这种事，我死也不干。

尽管警方当初对他有过忠告，但他总有一种幻想：我是个大学生，我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总可以在这里干一番“事业”。年轻人爱说事业。什么是事业呢？学历和地位不是事业，金钱和名誉也不是事业。事业不是一个人的事。真正有事业心的人，首先是爱国的。外语固然是他的一技之长，但是，这一技之长如果不和爱国之心凝聚在一起，莫说事业，就是作为谋生的职业，又有谁看得起？

他越发感到“身份危机”

在当地大学生举办的“中国日”联欢会上，放映电影《今日中国》。电影开始后，这位年轻人悄悄地走进来。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情，要来看看祖国的土地和在这国土上生活的人们？他不敢堂堂正正地坐在前面，只是坐在偏僻的角落里。电影即将结束时，他又悄悄地离开了。他不敢在这种场合公开露面。他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身份。

在当地一个图书馆里，他偶然碰到一位在当地大学里任教的中国专家。他十分留心当地的每一个中国人。他小心谨慎地凑上去搭话。专家并不认识他，只是有礼貌地对他说：“我们用什么语言交谈？英语，汉语，还是当地的语言？”年轻人的脸变得灰白了，低声说：“当然是用汉语。”简短的交谈之后，他走开了。他不愿让人们认为他忘了祖国。但和祖国派来的专家在一起，该谈什么呢？他又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身份。

假日里，中国留学生应邀和当地大学生外出郊游，恰巧遇到这位年轻人。朋友们邀他一起去玩一玩，他显得十分尴尬，去还是去了，但一路沉默寡言。年轻人谁不愿意和大伙有说有笑，但在中外青年的正常交往中，他又怎能不考虑自己的身份。

在这里，他真不知道自己是主人，还是客人。主人应有的资格，他不具备；客人应有的尊贵，他更不具备。

他曾做过客人，不论是在外留学，还是出国随访，人们都尊敬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受到热情的接待。现在，他已由“使者”变为“难民”了。战争中一些人沦为“难民”，还能得到人们的同情；一些人受迫害沦为“难民”，还能得到人们的款待；不光彩的出逃者沦为“难民”，在人们眼里就成为卑鄙者了。

投奔到这个国家后，他多么希望由“客人”变为“主人”。但这里的态度是明显的：你可以丢开“客人”的架子，但却难于让你进入“主人”的行列！

为了摆脱困境，他曾鼓起勇气找到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专家。在长谈中他开始流露出悔恨。这位专家并没有和他接触的义务，但我们的专家还是尽了一位师长的责任。批评、忠告、开导，他都默默地听着。谈到归宿的时候，他显得十分茫然。“我算个什么呢？跟您不一样啊！”

“我算个什么呢？”他的确强烈地感到了自己身份的危机。职业是一种身份，年龄和经历也是一种身份，但最重要的身份莫过于自身的人格和国格。当这种危机来临的时候，一个人就快要毁灭了。

悔恨并没有促成决心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记述一下在异国土地上，他和那位中国专家的一次谈话。

这位专家是一位戴着眼镜，镜片后面闪动着和善目光的年近五旬的人。她和中国大地上许许多多成年人一样，鄙视那些背弃祖国的人，但对一个眼看着走向毁灭边缘的人，又抱有一种欲往救援的心愿。

当这年轻人找上门来的时候，她没有回避。她相信，真理还会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发挥一些威力。

专家：你为什么要离开祖国呢？

年轻人：我觉得中国缺乏民主和自由，“西单墙”那么一点位置，还被撤掉了。

专家：你大概还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民主和自由如果仅仅在那么一块小小的墙上，中国早就没有希望了。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那时人们几乎不知道民主是什么东西。建国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党和国家正在培育适合我们国情的民主风气。这种民主是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而不是表现在口头上。这种真正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能比吗？可有些人偏偏不珍惜更不善于运用这种正当的民主权利。一个民族要培育起正常的民主风气是多么地不容易。你应该看到这个现实。

年轻人：正因为我正视现实，我才有那么多想不通的东西，我才决定……

专家那低沉的声音里已经有了几分愤怒：中国那么多老党员、老干部，他们都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吗？十年内乱中，他们被整得那么苦，但他们终于挺过来了。今天的中国不过是在光明里有那么一些阴暗点，你就觉得一团漆黑了。你以为自己留了几年学，就看到仙山琼阁了，那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幻影罢了。这些，你现在大概有些体会了吧。

这里，与其说是交谈，不如说是“交火”。心灵的撞击，多少使他清醒一些了。沉默，有时倒是一个人反省的表现。临走的时候，他只是说：“后悔见到您太晚了。”

悔恨并没有促成决心，他还徘徊在他国的土地上。年轻人呵，如果你迷途知返，祖国是会宽恕回头的浪子的。

他还幻想把孤帆靠在“爱”的码头上

一年多“天堂”的生活，使他觉得没必要那么“正经”了。工作已没有指望，做人也失去资格，生活还能靠什么解脱呢？他想起不知是什么人讲过的一句话：“人生应该跟着爱情走。”

他过去的那位女友，本来是一位挺好的姑娘，他们之间也有过一段挺好的爱情。可他说毁就毁了。后来虽然一次次地仟悔，可是一切无法挽回了。

他本希望把这只孤帆靠在一个“爱”的码头上。但在这个“天堂”里，“性”的结合并不困难，可“爱”的融和却很难找到。

就在他住的公寓里，他从自己的房间搬到一个女人的屋子里。虽然她还是大学生，但已年近四十。她本是个独身主义者，但不知为什么看中了这东方小青年。

在这里，我们不愿意多写他的私生活。至于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在和那位中国专家的谈话时，只是淡淡地说：“我有这种需要，她也有这种需要。至于将来，很难说。这里的女人靠不住。”

双方明明知道对方都靠不住，却还要厮守在一起。这样的结合能够幸福吗？这里我们只想告诉读者最后的结局：这位年轻人在极度苦闷中死在公寓里，“孤帆”最终还是沉没了。

他给自己做出的结论

人死了，但死前他不想给人们留下更多的猜测。如果说他以前写给家里的信主要是粉饰和掩盖，那么最后这封诀别信总算说出了真情。要说所有的问题都认识清楚了，不大可能；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自我结论还是发人深省的。

事到如今，我只好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了。我在这里的头一年，一切都还顺利。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是我对现实没有认清。生活在这个社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主要问题是精神上的，我很快地便感到了精神上的空虚，又找不到工作，打发时间成为问题。这不仅是我的问题，许多当地人也有这个问题。

现在我认识到人生每时每刻都站在选择点上，选择是必要的，或者走这条路，或者走那条路。你说我不想选择或不做选择，这本身也是一种选择。这就是当今奉行于欧美的存在主义。……

我现在还认识到自由是相对的，自由的定义应该是不失去巳取得的成果。人生真正的价值是肉眼看不到的，是物质以外的无形的东西。

家庭成员之间要经常沟通思想，如互祝生日快乐之类，非常重要。我当时出走时就是由于长期在外单身生活，和家中有断沟的结果。

我是做了一件错事、蠢事。人生应该跟着爱情走，谁破坏爱情，谁先吃苦头……

切防白人的笑脸，笑脸的背后藏着的就是刀子。千好万好不如家好，我很想家，但我回不去了。一失足铸成千古恨，我后悔、自恨，请让我去吧……

我太自信了，太狂了。实际上我只是个顽童而巳。这个世界大不可辨，花花绿绿无奇不有，不要为失去我而过分伤心。这种事在西方多得是。这个世界是好人受气，坏人得势的地方。就象越有钱的人越自私一样，越发达地区的人越自私，自私到不多给一丝笑容的程度，而且人际之间的关系勾心斗角，复杂霉烂透顶。

我对生活巳经十分厌倦了。请代我向……告别。

一个人认识真理往往要有一个过程，有时甚至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但要切记艰难的历程绝不包括叛逃；付出的代价绝不包括自寻毁灭。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这个年轻人铸成了大错。

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说过：“对于真理我们必须反复地宣传，因为错误也有人反复地宣传，并且不是个别的人而是大批的人在宣传。”来自“天堂”的挽歌警示我们，在那些“一切向外看”，以为资本主义就是“天堂”的思潮面前，宣传真理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这里提供的只是一服清醒剂！

（插图：聂昌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