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轩

人们渴望机会，但机会之于人，却往往只是短暂的一瞬。能否抓住机会，关键便在于那瞬间的抉择。四年前，孙维舟就面临着这样一种抉择：或者继续当他的设计室主任，或者去领衔创办一个电子技术研究所。

1980年4月×日，合肥市电子局内。局党委书记陈发祥把34岁的孙维舟召来，进行了如下谈话。陈：这个研究所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不吃国家事业费，怎么样？孙：不吃“皇粮”的研究所，国内还不曾有。这要成功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改革。

陈：这个研究所不但搞科研，还承担生产任务，使两个环节紧紧相扣，怎么样？

孙：这正是我们电子行业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两人一拍即和。陈发祥满意地从烟盒中取出两支香烟，一支给孙维舟扔过去。轮到孙维舟问话了。

——所址在哪儿？

——没有。

——设备仪器呢？

——没有。

—一人员？

——也还没有。

孙维舟两道眉峰逐渐向中间聚拢，终于形成了一个凸起的疙瘩。接下来他被告知，上级只给一次性拨款七万三千元。七万三，盖房子，买设备，开工资；大到运输工具，小到桌椅纸笔，一切开支皆由此出。换句话说，你拿着这七万三千元，就得从平地上冒出个研究所来！孙维舟大口大口地吸着烟，这烟够呛！

孙维舟所在的无线电三厂设计室已初具规模，拥有40名技术人员。从个人角度看，孙维舟目前处境很不错。假如按部就班地走下去，他还将有一个稳妥的前程。而眼前这个机会，却充满了未知的风险。

“这只算征求意见，你也可以不干。”陈发祥不慌不忙地吸着烟，他知道孙维舟会如何答复。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电子行业是怎样的不景气呵。产品老，技术开发慢，科研和生产脱节，一些落后厂家生意萧条，门可罗雀。孙维舟不止一次地向陈发祥发过感慨。办个研究所，扭转被动局面，也是电子局早已有之的想法。然而两次上马，两次失败。这第三次，陈发祥把希望寄托在年轻气盛的孙维舟身上。

孙维舟把半截烟蒂按在就近的烟灰盘上，站起身：“我干嘛不干！”

我只提了一个条件：研究所的人员得由我定。我当设计室主任的经验告诉我，大小一个领导，往往要把三分之二的精力用在处理人事关系上，实在让人陪不起。我选人的条件是这样的：一要技术好，二要不安于现状，三要豁得出去。我看上眼的，死磨活缠也要弄来；看不上眼的，送上门来也不要。对徐志良（他是助理工程师），我的办法是下班在厂门口堵，堵住了就一块儿回家，路上海阔天空地聊；对郭本仁（他是无线电技师），我则天天买好早点，准时送到宿舍，然后什么话也不说，转身就走。结果，徐和郭都来了。另一名技术人员也想来，可他老问我工资呵奖金的，我就把他拒之门外。小郭说我偏激，我说：“不是我偏激，是他自己豁不出来。”

刚建所时，我只找了六个人。兵不在多，而在精。“我们将放开手脚干一番事业。”这是我招兵买马时唯一的许诺。可你想，对于不甘碌碌的年轻人来讲，还有什么许诺比这句话具有更大的诱惑呢？当然，对于研究所的前途，我也作了不少具体设想。我把这些设想和大家交流过，结果是：志同道合。

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随着地势的起伏，绕过半亩池塘、一片乱葬坟地，悄无声息地向远方延伸。小路的尽头，有一座被主人闲置多年的小院。1980年10月，就在这里，诞生了一家不吃皇粮的研究所。

建所之初，他们一时顾不上搞什么科研项目，他们先得为研究所创造一个生存下去的起码条件。为此，他们先须干一些纯生产性的工作。于是，徐志良、郭本仁这样的在原单位看图纸，搞设计，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便整天和电烙铁、活扳子打开了交道。而学计算机出身的田新华，则干上了买粮买菜，烧火做饭的行当。孙维舟统领全盘，身兼数任：从副所长（正职暂缺），到夜间守门人。他把铺盖也搬来了。

那个秋天多雨。小雨，中雨，大雨；淅淅沥沥，随风飞舞，倾盆而下。那条黄土小路，一下雨就寸步难行。人在路上走，脚抬起来了，鞋却被留在地上。于是，他们那辆担负全部运输任务的130卡车就时常在泥淖中呻吟，就不时要靠大伙儿光着脚板把它推出来。也有实在推不动的时候，孙维舟就到附近村子里借头牛来帮忙。

“一、二、三喽！一、二、三喽！”人和牛一起用力，130卡车喘着粗气，爬出泥淖。

但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又还有多少泥淖。

对于创办研究所，主管局内是有不同意见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个研究所办不起来。以前不是有过教训吗？办了两次，都黄了嘛。要是明知不可而为之，那么好，就让他们去折腾，我们听其自然。

这座孤零零的小院，还真折腾不开。它不但远离市区，去最近的村子，步行也得十多分钟，交通、邮政、洽谈业务都成问题。孙维舟四处张罗，想另找一处较理想的所址。

他们跟本系统一家工厂商量，借工厂的围墙，搭一排棚子，作为研究所的安身之处。“不行。”答复非常干脆。“可我们不妨碍你们。”“不妨碍也不行。”没有商量余地。

市内另一家单位倒好说话，同意在自己楼顶上加盖一层归研究所使用。孙维舟他们高兴极了，马上行动！他们跑建材，跑运输，请设计，请施工，四面奔走，八方交涉，甚至和泥搬砖当小工。可是加层的墙已经起来了，这家单位突然变了卦：拆！为什么？这家单位同研究所的主管局闹了矛盾。可这又干研究所什么事？那不管，拆！

孙维舟和他的同伴站在人家的楼顶上，亲手拆下那一块块浸透着他们汗水和希望的长方形灰砖。神情严肃，气氛穆然，他们仿佛在举行一个葬礼。大伙儿的心情压抑到极点。

半年多了，他们什么科研项目也没搞，他们的精力全消耗在与科研并无关系的事情上。起步维艰，这话不错。可他们只是在原地打转。在原地打转也不容易，转着转着就会陷入绝境。眼下就是绝境。合肥之大，却不容他们这个小小的电子技术研究所安身。

前不久，孙维舟吐血了。他本来就胃下垂12厘米，又急又累，旧病复发。医生命令他休息，他躺下了。可很快又爬起来，同伴们再次把他强劝回床上。他开玩笑说：“我这病没事，你们别管它。等咱们房子一盖成，它自己就好了。”可现在，那眼看就要盖成的房子却要在顷刻之间拆掉。

孙维舟和他的同伴向何处去！

那天，我非常想喝酒。回所的路上，我拐进一家小铺，买了瓶“合肥特曲”。

餐桌上，七个人都坐下的时候，我把酒摆了出来。

“你的胃不能喝酒。”小郭提醒我。

我说：“好吧，我不喝。可我想敬大伙儿一杯。”

小郭不说话了。可能是我脸色不好，餐桌上气氛挺紧张。倒酒的时候，我的手抖抖嗦嗦的，洒了一桌子。

大家端起酒杯，也不说话，一个接一个地干了。

说不清为什么，我当时想哭。可我忍住了，我有好多话要说。

“这些日子，大家辛苦了。研究所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对不起大伙儿。”我觉得嗓子哑了，“喝了这杯酒，我想，谁有好的去处，就可以走了。”我说不下去了。

“走？研究所怎么办？”这是小田。那些日子，他正犯痔疮，坐在餐桌前，只用半个屁股挨住凳子。

“只要我在，研究所就在！”我这话象是喊出来的。“可眼下，能少拖累一个人，就少拖累一个人，以后情况好了，再回来。”

又是沉默。可我看得出来，大家都憋着好多话。

小郭开口了。他说话总是不紧不慢的：“当初，我们七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电子技术研究所还只是块招牌。可我们心里都清楚，那块招牌下面，还有一行注解：有志者进来，无志者出去。”

他从我的烟盒里取出一支烟，自顾自地点着了。我有点奇怪，他是从不抽烟的。

“现在，我们谁也不会忘记，那十个字的注解。”他狠命地抽起烟来。

徐志良也有点失态。平常叫他喝酒可费劲了，可当时他就象抢一样抓过酒瓶，主动给大家斟满。他空过了我的杯子。“我一向喜欢这样一付对联：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现在，我不提别的，只说一句话：这些日子，我过得痛快！”他说话的时候，谁也不看，眼睛望着天花板。

小田跳了起来。“来，干掉这杯，咱们一块儿拼了！”

大家再次高高地把酒杯举起，我也斟了一点儿，我们一饮而尽！

我不想再抑制自己的感情。心心相印，肝胆相照，患难与共，这就是我的伙伴、战友、同志！我哭了。

第二天一上班，人们发现，孙维舟剃了个光头。

田新华问：“你这是怎么了？”

孙维舟答：“按照我过去当兵时的说法，这叫决一死战！”

田新华笑了，他拍拍自己的脑袋，“好啊，我也去干它一个。”

孙维舟说：“别，大家都剃得光光的不好看。”

研究所不会山穷水尽的！

离休了的原电子局党委书记陈发祥来了。他说，我加入研究所！你们有闯劲，我有经验，我当你们的义务顾问

合肥制药厂年轻的仪表车间主任董炳春来了。他说，孙维舟，咱们在党校学习就认识了，你办研究所为什么不叫上我？现在我自己找上门来，听你调遣。

市医药公司小有名气的革新能手刘养正来了。他正脱产在电大学习，还差一年就可以拿到文凭，可他不要了。他说，研究所正碰到难处，添个蛤蟆四两劲！

就在孙维舟最困难的时候，这样一批人紧紧地聚集在一起。他们发挥智慧，各显身手，力挽研究所于危难之中。省市很多领导都在关注着这个研究所，一些领导同志还亲临视察。市委书记郑锐同志说：这个研究所是有前途的。市科委主任老徐同志说：这是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加里森敢死队”！

难关终于度过去了。他们盖起一排平房。1983年4月，研究所收进一家关停并转的小厂，人员发展到130人。他们着手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他们先从干部制度入手，民主选举所长，再由所长组阁。所长任期三年，中层干部任期一年。所有干部能上能下，不一定非等犯错误撤职。干不出成绩，就请让位。所内人员实行流动制，可以招聘、解雇、辞职。你想在所里干，得看所里要不要你；所里想要你，还得看你想不想干，这叫两厢情愿。对科研收入，研究所采用六三一的比例分配，即六成作科研经费，三成奖金、福利，一成上交主管局及赞助社会公益。

改革为研究所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为合肥市设计了人防警报系统，为省交通厅设计了大型站务显示系统，为煤矿研制出矿用电子钟、高效井下载波机。他们的一项科研成果，曾救活了一家小厂。而他们自己1983年一年的科研收入就达二十多万元。

孙维舟他们最初的美好幻想，正在变成现实。

如果把创业阶段的研究所比作“丑小鸭”，那么改革后，它就成了一只“肥天鹅”。“丑小鸭”似乎不值一顾，而“肥天鹅”就难免令一些人眼睛发红了。

“孙维舟居然买了一辆上海牌轿车，研究所只是科级单位！”研究所是科级单位，可来洽谈业务的却常常是厂长、经理、总工程师。有辆轿车，对成交业务，提高效率大有好处，况且，他们并没有用国家一分钱。，

“搞一次基建，弄出那么多白条子。研究所还有人管没有了？”搞基建的时候，孙维舟到处烧香磕头，得到的答复却常常是：研究所不归我们管！

“研究所滥发奖金，孙维舟一次就拿了一千二百块！”这话比较耸人听闻，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

建所头两年半的时间，大家是一分钱奖金也没有的。情况好转后，根据承包合同与奖罚分明原则，研究所决定给大家发放一次性奖金。由孙维舟本人拟定的名单上，凡作出贡献的人人有份（少至50元，多至900元），唯独没有他自己。他不要，大家都不拿，因为他贡献最大。所里干部会决定，授予所长孙维舟最高额1,200元。可孙维舟坚决推辞，拒不领奖。直到他出差去了，所里才趁机把奖金送到他家。他回来后，见到了奖金，也听到了一些议论：“他孙维舟也不照照自己模样，值不值一千二百块？”

孙维舟火了：“照这么说，这奖金我非拿不可！”

同伴们说：那帮人真不象话。这几年，孙维舟光贴进研究所的钱也快到一千二了！这话颇含激愤，但却在清浊之间，划出了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在孙维舟面前，有些人是该把头低下去的。

如果光是议论，我可以不理它。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可问题不那么简单，检查组来了。

我并不一般地反对检查。上级检查下级工作，是很正常的，更何况还有人告我们的状呢？检查清楚，对工作，对我们个人都有好处。但是，呼喇喇来一拨人，坐下来就翻帐本，站起来就找人谈话，然后拍拍屁股就走，什么结论也不作，就让人不可理解了。

八三年，我们先后被检查了三次。最后那次，检查组一进门，我就沉不住气了。

“带介绍信了吗？”我问他们。

他们挺尴尬，检查组下来，向来是打了招呼就行了，怎么又要开介绍信了呢？

“没带介绍信，恕不接待！”我转身就走了。

那天挺热，所里同志见检查组在太阳底下晒着，赶忙把他们领进顾问办公室，那儿有台落地式电扇。

我说：“把那台电风扇扛出来。那是给老顾问用的，不是给检查组用的。”

电风扇搬出来了。检查组的人脸上直淌汗，可还没有要走的意思。所里同志又跑出去买了几瓶汽水。

我把买汽水的同志堵住了。“我们所里工作这么紧张上班都没供应汽水，他们吃饱饭没事儿坐这儿添乱还给汽水喝吗？”我抓过汽水，一瓶一瓶全给摔了。

事后，老顾问把我训了一顿。我知道，这样做太过分了。老顾问说得对，作为一般人，有两个肚子就够用了：一个装饭，一个装主意；可作为一个锐意改革的人，还得比别人多一个肚子一一专门用来装气。

我还得再长一个肚子。

检查组始终没作结论，但我却以“非法获得奖金1,200元”被通报了。在市经济部门的一个会议上，我的大名和一个贪污犯一起被打印在同一份材料上。

开始我不相信。“不可能，”我对带来这个消息的人说，“别乱传谣言。”

“怎么是谣言？”人家找来了白纸黑字的材料。

我只扫了一眼，就觉得全身血液都涌到头上来了。我使劲提醒自己：沉住气，沉住气，把它看完。可我到底没等看完，就把材料往桌上一扔，喊了出来：“岂有此理！”

我想，这已经不是多长一个肚子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接踵而来的是研究所被罚了款，理由是迟交国家工商税。可省委有明文规定：“科研单位的科研收入不予征税。”领取国家事业费，吃大锅饭的研究所可以免税，不吃皇粮，力搞改革的研究所倒要罚款，事情就是这样怪。

我又沉不住气了。我到处去争，去辩，去讲道理，去发脾气，但都无济于事。研究所的工作越来越难开展，矛盾、压力又汇成一个焦点，集中在我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自己再担任所长职务已经不合适了。我决定辞职。

同伴们不同意。他们说：“你不要走，再大的压力我们一起顶！”

工人们也不同意。他们说：“所长不用走，不管外面怎么样，在所里我们听你的。”

这些话让我很感动，但我还是决计要走。事情明摆着，好多事其实是冲我来的，我一走，研究所承受的压力就会随之减轻。

孙维舟跨出研究所的大门，双腿就象灌了铅似的沉重。那是1984年3月16日，从建所之日算起，正好过去三年半的时间。

这三年半多么漫长呵，风风雨雨，坑坑坎坎，他们长途跋涉，历尽磨难；这三年半又多么短暂，如流星飞逝，似白驹过隙，好多想法都没来得及实施。而他却要走了。他又怎么舍得离开这里呢？他在这里撒下了汗水和希望，收获过欢乐和苦辛。那醉人的欢乐呵，和那同样醉人的苦辛！这里是他事业的所在，是他理想的所在，是他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临行前，他和同伴最后在一起吃了顿饭。他恍恍惚惚，用筷子夹起一粒黑色的东西。同伴们打掉了他的筷子，一只死苍蝇跌落在桌上。他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同伴却难过得再吃不进一口饭。

也许，事情并没有严重到非辞职不可的地步；也许，孙维舟这个决定出于他的感情用事；也许，辞职行动反映了孙维舟刹那间的动摇。但是，假如研究所没有站住脚跟，打开局面；假如研究所没有实施一系列改革，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持续发展的相对稳定性；假如研究所内没有一批有胆有识、志同道合的干练人才，那么就是把刀架在脖子上，孙维舟也不会离开这方可以大显身手的舞台。

而现在，他去了。他用目光向同伴投去最后的道别，留下自己深重的凝视。

孙维舟到了一个新单位。那里条件优越，工作轻松，一下班更是百事皆无，清闲得很。但他却感到难耐的郁闷。

当夜色浓重，家人熟睡的时候，孙维舟常常一个人走上阳台，仰望星光闪烁的天幕，俯听夜风吹动树梢的哗哗声响。只是在这种时刻，他才能寻回内心的平静。清闲使他寂寞，寂寞却提供了思索的时间。他开始回顾自己走过的路。

他十分看重自己的长处：事业上的丰富想象力，勇于进取的精神，敢担风险的气魄。这些长处，使他在研究所创建和改革的过程中成为无可争议的核心。他也并不讳言他的短处：莽撞，感情用事，还有点专断。这短处使他在协调同外界的关系时显得不很得心应手，有时还会使本来可以消除的矛盾激化。他不奢望成为一个完人，但他愿意努力变得完善一些，成熟一些。这是事业的需要。，

他非常珍视研究所的奋斗历程，但他并不认为那慷慨悲歌式的创业是唯一值得效法的模式。假如有条件，就应该多筹些资金，从比较高的起点入手，让科技人员直接进入岗位。从经济效益看，后者才是捷径。

就在那些难眠的夜晚，他酝酿出一个新的计划。他要重整旗鼓，再搞一个公司！

他找到郭本仁，谈出自己的想法。

郭本仁摇摇头：“你要干，就回来继续当所长。这新计划好是好，可依你现在的处境，根本拿不出来。”

孙维舟说：“我等着，早晚有能拿出来的那一天！”

4月11日，中共合肥市委书记郑锐同志亲自主持了解决电子研究所问题的会议，对研究所的改革和孙维舟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宣布孙维舟所得奖金合理，研究所被罚款项应予归还。5月5日，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的同志来合肥，特意看望了孙维舟。

孙维舟不用再等，也不能再等了。他端出了他的新计划。

“我申请留职停薪，个人创办一个中国式爱迪生公司。设想如下：

宗旨：逐步建成以电子应用技术为主的研究开发公司，为振兴中华，建设安徽作出贡献。

特点：高效率、高工资、高度的组织纪律、高度的个人心情舒畅。

经营范围：应用电子仪器及设备；微机推广及应用；计算机软件出口……”

同四年前一样，孙维舟又开始四处奔走了。争取支持，筹集资金，招揽人才，他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不能预言孙维舟肯定成功。他脚下的路，尚有几许曲折，几多崎岖。但我们相信，一个执着追求的跋涉者，只要路未穷尽，他的脚步就不会停止。

我们愿以这篇粗浅的文字，为孙维舟，也为所有踏上改革之路的跋涉者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