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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田老,缅怀教益

1984-07-15赵清阁

读书 1984年4期
关键词:扇面

赵清阁 丁 聪

寒梅怒放,香气馥郁醉人。窗外飘雪,天地白皑皑一色。我睁大了昏花老眼,寻视太空,太空苍茫无垠,连飞禽的影儿也不见!

前些天我写了一篇“哀旧雨凋零”的散文,悼念一个朋友;虽明知人死是自然规律,聚散原本无常;却不能不悲!所以每当传来朋辈谢世的噩耗,我就禁不住心酸,泪下!特别是对于接触较多,又曾受教益的师友,更加缅怀,哀思,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如对田汉同志,“文革”时我为他的屈死偷偷哭过;一九七九年四月全国文联替他举行追悼会,我不远千里专程前往参加,会上还啜泣不已。今天我又来写小文纪念他,我希望通过重温教益也能鞭策自己。

我二十一岁就认识田老了,屈指距今已五十年。当时我正在上海美专就读,记不清为了什么,一九三三、三四年间,学校要举行一次文娱活动,同学们想演出话剧,选了著名进步剧作家田汉的剧本《咖啡店之一夜》。我因又在天一电影公司工作,喜爱戏剧,是田汉的热衷读者,所以极力赞成。由于我认识戏剧家应云卫,便请他帮助导演,是他介绍我见了田老。他文质彬彬,风度翩翩,一望即知是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为了演出的事,我还写信请教他,他简单地回了信。后来《咖啡店之一夜》没有能演出,据说是经费成问题。而我便把田老的一封信当作了珍贵的纪念品。此后我再没有看见他,应云卫告诉我他出事了;什么事,那年月不用问也可想而知。

一九三五年我美专毕业了,回到河南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田老的那封信竟成了我的一个“共嫌”罪证,于是那封信未能保存下来。“七七”事变后,在武汉我又见到田老,谈起此事,他幽默地嘴角噙笑说:“那时我也身陷囹圄,我是‘赤色分子,你留着我的信,怎能不遭殃!”

田老在武汉参加了周总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武汉吃紧时,他辗转长沙入川。在重庆我们又相聚会,一九四○年我住北碚,和田老、应云卫、俞珊、左明、章珉……等同游北碚的名胜温泉、缙云山。田老诗兴勃发,吟诗记述这次的游历,并赠我七律一首,写成条幅送给我。虽几经浩劫,总算珍藏了下来。田老重情义,念旧谊,这期间他的南国社老友左明患肺病,求他资助盘缠返乡疗养;他自己没有力量,但他向周总理反映了,由周总理解决了左明的困难。这也说明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爱护。

在重庆,田老忧国忧民,也为稻粮谋;曾借喻历史,抨击反动统治阶级的腐败罪恶。一九四三年,他采取《水浒》中武松抗暴的故事,写了京剧本《武松》。当时适我正为成都中西书局主编“中西文艺丛书”,于是他还没有脱稿我就向他约定,编进了丛书。记得出版后他很高兴,要用稿费请我和安娥吃饭。他说是安娥帮他誊清的《武松》原稿,所以他须酬劳。安娥了解他的豪爽任性,怕他一开心,会请上许多人大吃一顿,把稿费花光;因此找了一家小馆,小吃。但他还是叫了不少菜,有趣的是,他喜欢的菜,必定重复。这天他对烩鸡血非常欣赏,接连叫了两大盘。因为是川菜辣味,辣得我涕泪交流,他却乐得抿着嘴唇直笑。他是湖南人,最爱辣味,而我和安娥是北方人,就有些吃不消了。

日本投降以后,田老回到上海,一九四六年我们还有郭老、茅公,都住在虹口,时相过从。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上海陷入白色恐怖中。田老迁居威海卫路一条弄堂的石库门房子里,他深居简出,十分苦闷。因为住得远了,我只偶尔去看他。记得这年六七月间,天很热,有一天下午我去看他,他正赤膊上身伏案写字,他说:“写字是养性,也能抒发感情。”他见我手里拿着一柄纸扇,要过去也不拆下扇面,挥笔就写了一首他自己的诗。由于扇面小,他只好写行书小字;字如其人,潇洒清逸(这张扇面“文革”时遭劫,至今没有查出)。写完他已汗流浃背,他风趣地说:“酒能解暑,我们出去喝几杯啤酒吧!”我表示赞成,我知道他经常囊空如洗,决定由我作东道,也应该我作东道。可我也知道他的脾气喜欢热闹,我口袋的钱不多,请他一个人没问题,如果他再约几个人,就要捉襟见肘了。这绝非过虑,重庆时有一天记不清是谁请他吃饭,他不愿独自享受,就带上一群朋友去赴宴解馋,我也在内;使主人很尴尬,只有另摆一桌。听说吃完饭主人付不出账,幸而老板熟识,便欠了债。猜想主人必是爱好文艺,或属于文艺工作者之流,否则也不会有此雅量,接受这些“不速之客”。事后我们谈起来就捧腹大笑,传为佳话,实是“真名士,自风流”。我虽然也很欣赏这种浪漫主义作风,自己却不敢尝试,因此我向田老委婉地声明:我请他喝啤酒,吃便饭,不过只清他一人。他懂得我的意思,答应了我的要求。然而他还是把安娥带上了。这就是纯真、质朴的艺术家、诗人田老!文如其人,田老的许多作品也都充满了情趣,诗意。这只是田老性格的一面,另一面,他热诚严正,言语不多而句句中肯;他是非分明,从不虚与委蛇;为此有人怕他、恨他,也有人敬他,爱他!

一九四八年初,随着国家形势的每况愈下,我的处境也更坏了;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终日惴惴不安,心情非常恶劣。一度我杜门面壁,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包括文艺界协会,剧作家协会(剧协乃田老、阳翰笙、夏衍、欧阳予倩、熊佛西等进步影剧界人士发起,一九四七年成立)。当时我曾在熊佛西主编的《新世纪》刊物上写了一篇文章,发了些牢骚。不想田老关注到我的情况,他先和洪深同志、于伶同志看我,劝我“走出书房”,不要把自己关起来。不几天他又和安娥找我谈话,同情我的处境,但批评我不应该消极悲观,他说:“此刻不是面壁修行的时候,现实回避不了,要洒脱些,振作起来。”尽管寥寥数语,却语重心长。安娥也鼓励我应坚强,不能太脆弱。这使我感到精神上有了支柱,感到在厄难中并不孤独;感到一种友情的温暖;这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也很深远。不久田老就悄然离开了上海。

解放后,一九六○年四月,我为电影剧本的创作,取材京剧老艺人遭遇和京剧新苗的成长,到北京戏曲学校体验生活。一天傍晚,特地去拜访了田老,因为他熟悉京剧,我很想听听他的意见。这是我们的久别重逢,他一看见我就热情洋溢地告诉我:他昨天晚上还在电视上看了我编剧的影片《向阳花开》,他夸赞我依然坚持写作。但他劝我还是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为宜。当他知道了我新的创作计划以后,他向我谈了些有关京剧名优的轶事,丰富了我编剧的影片《凤还巢》的内容(此片为香港摄制)。他说他想再把他的旧作《名优之死》重写一遍,可是没有时间,他抱怨会议太多。他刚写好了一个讴歌清官,鞭挞奸佞的历史题材京剧本《谢瑶环》;是他建国后继《文成公主》、《关汉卿》后又一优秀杰作,也是他的得意之作;由杜近芳主演,他约我明天去看彩排。这天是我认识他以来,他讲话最多的一次,他显得情绪高昂。他留我吃了晚饭,又不知疲倦地要带我去观摩川剧演出。我因没有戏票不愿去,而他保证能给我找到座位,我只好听从他。这也是他的老脾气,他在兴头上,不能扫他的兴。他真是一个名不虚传的“老大”哥,对较年轻的我来说,他又是老前辈,老师长。

京华一别,一九六二年我写出了《凤还巢》,接着就患肝炎,卧病许久。田老听说了,立即与阳翰老、茅公联名致电我当时的工作单位上影厂要求对我“予以照顾”。这种不忘旧谊的情怀,风格,使我深受感动,永生难忘!越两载,上海举行了全国话剧会演,田老应邀前来参加。一天,他偕同马彦祥、应云卫到华山路我的旧居看我,这时他已患糖尿病和高血压,走上三层楼便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我不安地连忙请他坐下休息,但他却兴致勃勃地浏览着我的书橱。他发现我的笔筒里有一柄柳木骨的纸扇,扇面是绢和涮金纸,十分古雅,他玩赏了一会,欣然在涮金纸上写上一首他记游朝鲜金刚山九龙渊瀑布的七律,诗为:

“谁迁金刚镇海东,离奇一万二千峰。

溪悬铁索摇乌鹊,月落银河化白龙。

濯足喜迎梳石水,披襟偏对喷珠风。

何当再住十五日,等得满山枫叶红。”

田老的诗才气横溢,诗中有画,景色跃然,读之如历其境。书法也仍旧潇洒清逸,且更添苍劲。我喜不自胜,视若珍宝。彦祥眼红了,向我索取,我岂肯给他,结果他拿走了一柄我自绘扇面的湘竹骨小折扇。田老写的扇面劫后幸存,但已被糟践得不象样,只好重新装裱。此后我到锦江饭店去拜望过田老两次,这期间话剧会演座谈会,已为张春桥等掀起了极“左”思潮的风浪,提出反对历史题材的创作,号召“写十三年”的现代题材。田老不予附和,遭到攻击。实际上他们已经准备要开展批判田老的《关汉卿》和《谢瑶环》了。耿介的田老不愿虚与委蛇,毅然拂袖离沪往苏州,行前,他约我同游,我以身体还没有恢复,未去。不意这次锦江饭店一别,竟成永诀,一九六八年的十二月十日,田老就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衔恨含冤而逝!

从二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国杰出的这位卓越文学家、影剧作家、诗人——田汉同志;勤勤恳恳笔耕了四十寒暑,著作浩瀚,为人民留下了大量丰硕优美的精神财富;对于他的业绩,成就,相信史书会作出全面的记载和剀切的评价。我总觉得他是戏剧家,是诗人,而他的一生事迹也是诗,是戏剧;这诗,这戏剧,又都具有浓郁的革命性,战斗性,充满了凛然正气!

忽忽田老已弃世十五周年了,今年农历二月二十日是他的八十六岁诞辰。我根据个人接触,记下片段往事的回忆,表示我对田老的怀念。我默默凝视着案头他赠我的诗句,书法;泪眼模糊中,仿佛又看见他那嘴角噙笑的音容风貌,他俨然还活着!是的,他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活在祖国文艺的史页上!

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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