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少梅

读董乐山《译名改革刍议》(《读书》八四年七月号)，引起兴味。旁通连类，为之打气帮腔。

钱锺书先生小说的人物，如在《围城》155页、《人·兽·鬼》92页中，均曾论及译名。小说家常借笔下的人物作自己的传声筒，并且，小说也可谈艺(详见《旧文四篇》26页、《管锥编》656—7页，参看15、62、1416、1517页)。《围城》即把T.S.Eliot、T.Corbiére、Leopardi、F.Werfel分别戏译为：爱利恶德、拷背延耳、来屋拜地、肥儿飞儿。译名依声寓意、声意相宣双关。既然“异域之言亦如禽虫之鸣叫，人聆而莫解”(《管锥编》1329页；参看《也是集》27—8页)，那么似乎也可以效法中国古典或民间的禽言诗，拟声达意、依声寓意而又声意相宣地译名(参看《宋诗选注》167页、《管锥编》116—8页、《增订》114页)。当然，译者所译未必巧合贴切原作的音意，也容易走样变相。不过，翻译文艺作品里的人名未尝不可尝试尝试——百花齐放嘛。“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妙造化境(《旧文四篇》62页)，译名颇为关节，值得费劲用功去探索琢磨。同期许国璋文缩用外国人名头一个字母，干净适当，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