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世中

评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

美国货币学派首领，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其妻合作的《自由选择》，八十年代初曾制作成电视系列片，在欧美日本广泛映出，赢得了西方各国朝野的普遍赞赏。撒切尔夫人曾是其最热心的听众之一，她执政伊始，便明确宣布以弗氏经济学说作为施政基础。现在撒切尔夫人已进入第二届任期，成为本世纪英国第一个连选连任的保守党首相，这与英国经济形势近期内在若干方面的好转不无关系。里根总统也曾把弗氏学说放进“里根经济学”的大拼盘中，在连续的不景气之后，今年美国经济突然出现了回升。许多人对此颇感惊讶，另一些人则肯定这是弗里德曼学说的功效。究竟如何评价，尚须待以时日。但本书所表达的西方公众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长期信奉的过分的政府干预，通货膨胀和“福利国家”政策的广泛厌恶，并从而赢得声誉，却是事实。书的最后一章《潮流在转变》曾被选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主编的《八十年代的美国》，作为导言，意指其代表了一种新的潮流。尽管通读全书，我们并没有发现所谓“新潮流”包含了什么振奋人心的东西，而只不过是放任主义的旧梦重温，但毕竟它是出现在新的背景上，从而值得一切关心当代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人们给予重视。

一

本书之所以命名为《自由选择》，是试图劝说人们回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明的“自由竞争”和托马斯·杰斐逊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肯定的“在上帝面前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条上去，前者代表经济自由，据说这种自由被多年来的政府干预剥夺了很大一部分；后者代表政治自由，它也因政府权力的日益集中而逐渐丧失。弗里德曼认定只有返归上述政治加经济的自由状态中去，美国与西方其它国家才能摆脱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危机，再度步入繁荣之途。

弗氏认为，从一九二九年迄今，在半个世纪之长的时间跨度里，美国与西方各国的政府与人民都陷入了一种可悲的迷误中，散布雾障并错误地引导了历史潮流的是费边社会主义，罗斯福“新政传统”和凯恩斯学说等等。而穷本溯源，则由于当初错误地解释了大萧条的成因，今天又没能正确地说明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的现实根源，从而一错再错，把西方社会与经济推入了百病缠身的困境。

三十年代初大危机的原因究竟何在？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的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对应着一个狭小而脆弱的消费基础，于是借助危机的野蛮暴力，周期地消灭一部分社会生产力便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固有规律。而垄断资本在二十年代的急剧扩张又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空前地激化了矛盾，地底的岩浆已经燃烧与酝酿过度，它必然要寻找地表的任何豁口，冲将出来，形成奔腾喧嚣的火山爆发。当年因挤兑风潮而引起的美国银行业危机和货币体系的崩溃只是火山的喷口，虽然它确实反转来加深了危机的破坏程度，但毕竟危机本身是命中注定，在劫难逃的。

但弗里德曼不是这样看。他认为，倘若没有人为的错误，一九二九——三三年的情形便会象周期史上其它“衰退”一样，安然过去，而决不至于酿成灾难性的大萧条。联邦储备系统即美国中央银行对此应负直接责任，在现金短缺的紧要关头，联储的头头们热衷于争权夺利，而没有及时向流通界注入足够的货币量，从而使经济进一步紧缩，并演变成迁延多年的萧条。货币是关键，这就是弗氏货币主义理论对大危机原因的全部解释。从流通领域寻找危机根源，这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史上，是古已有之的。

在解释近年来蔓延于西方世界的通货膨胀现象时，他仍然恪守“货币万能”论。他肯定通货膨胀在任何场合都总是一种货币现象。若货币发行量的增加超过了货物与劳务的增长速度，按同名货币计算的物价就会上涨，而物价上涨就是通货膨胀。他慨叹美国中央银行对如此显豁的道理竟未能领悟，而只是呆板地记取大萧条中压缩货币供应的“灾难性教训”，结果走到另一极端，即对通货增长过快的后果反应迟钝，从而造成了经济的“滞胀”局面。把“滞胀”统统归罪于货币发行量的过度增加，有失片面，因为关键是垄断资本在追逐利润与超额利润的进程中面临困境而又欲图摆脱，便不惜增发货币去刺激经济。只是事与愿违，越弄越糟罢了。不过弗里德曼毕竟强调了资产阶级政府是增发货币的根源。增印纸币好象是政府在变魔术，凭空变出政府收入，实际则是偷偷向人民手里的货币征税。这比征直接税要方便得多，它可以避免纳税人的反抗，轻而易举地弥补日益浩大的政府开支。问题是任何政府一旦搞通货膨胀上了瘾，就会象酒鬼难以戒饮一样不可收拾。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是一种危险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疾病，若不及时制服，足以摧毁整个社会”。八十年代初的西方社会已面临此境，所以务须不惜一切代价克服通货膨胀。办法是既要控制住货币发行量，又要刹住政府开支日益增长的势头。后者的直接原因，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来日益扩张的所谓“福利国家”。

二

三十年代大危机是社会化大生产对私人占有外壳的猛烈冲撞。这个破裂的外壳把财富与贫困的两极对比醒目地昭示于众，从而激起了人民大众对社会不平等的抗议浪潮和变革现状的迫切要求。在此背景下，美国发生了“新政”改革运动，资产阶级政府逐步放弃了自己长期扮演的“警察与守夜人”，即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外部条件的保卫者这种消极角色，开始积极地干预经济活动。凯恩斯则指出：市场机制常常导致消费与投资的双重不足，政府有必要不失时机地加以干预，在私人经济活动减弱时通过扩大政府支出，以刺激总需求和防止经济衰退。在战后年代里，凯氏学说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对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整套政策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压倒的影响。但罗斯福在“新政”名义下实施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在当时与凯恩斯学说并无关系。改革是应急的，措施也大多是照搬本世纪初英国与北欧改良主义和上世纪末俾斯麦德国的一些做法。但随着时序的展开，“新政”的影响与凯恩斯学说相互佐证，似乎由此而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寻得了一剂起死回生的良药。战后，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的繁荣年代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执政党也确乎乐此不疲。

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迷误，它导致政府力量的日益膨胀，导致经济活力的日渐丧失，并最终使得通货膨胀横行无忌。他用了本书的最大篇幅，历历沉痛地批判了从“新政”开始，后经约翰逊“伟大社会计划”大大向前推进了的所谓美国“福利国家”，指责它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畸形儿，对于百病缠身的今日西方社会来说，它既是病状又是病根。“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这一动听标记掩盖了一场十足的灾难。

所谓“福利国家”问题，是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评论多以“社会福利制度”指代，但其实际含义要宽泛得多。它既包括济贫性质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对于退休与失业者的社会保险制度，也包括教育与卫生事业的社会化，以及法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等内容。“收入均等化”则被认为是其目标，这是指针对不同收入等级(主要是工薪劳动者内部)，以不同的税收措施，实现收入由高向低的某种程度的转移。这种做法很少触动上层巨富们的利益，但却起到了分散劳动者的贫困、病残与失业损失的作用。

弗里德曼对上述“生产成果均等”的“福利国家”理论与实践大张挞伐。他列举了英国、瑞典和美国的大量失败教训，证明在福利救济、社会保险、教育卫生的任何一个领域，只要国家插手，便必然出现效率低下，成本上扬，贪污盛行，工作热情下降和懒惰之风滋长的局面。他呼吁抛弃“收入或结果均等”这种人为的平等观，回到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主张的“人人机会均等”的理想中去。他认为，实行“公平分配”，代价是剥夺个人自由和消灭自由竞争，结果则并未出现平等奇迹。例如英国，上世纪搞机会均等，经济高速增长，本世纪搞结果均等，财产收入的课税最高已达百分之九十八，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达百分之八十三，还有越来越重的遗产税。尽管这些岁入的大部分被用于各种福利事业。但结果却是产生了新的特权阶级来代替或补充旧的同类，“平等”徒有其名，财富与收入的大改组才是实质。受益的是握有铁饭碗的新官僚、工人贵族和新的百万富翁，他们想方设法逃税漏税，向海外转移财产。而大批训练有素，才华横溢的公民则不堪税负的压迫，纷纷外走，去别国施展才能。总之，平等运动严重挫伤了工作动力，使民族精华意气消沉，导致英国成为二十世纪病夫。“英国病”而今在蔓延，例如美国在结果均等方面尽管走得不那么远，但类似病状亦已显露。弗氏说，疗救的办法是重新强调机会均等。机会均等是“在上帝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信条的具体化，它的真切含义是法国大革命的一句名言：前程为人才开放，每个人都有权在社会生活中谋得与自己的才能和素质相称的一席地位，其它诸如出身、民族、肤色、信仰等因素均不应妨碍人尽其才。要实现这一理想，凭政府力量不行，强制性地“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福利国家”更是适得其反，而唯一行之有效的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正是本书的主题，批判凯恩斯，反对“福利国家”，都是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的。为此，弗氏还特别“批驳”了“机会均等”导致社会不平等的论点，他认为工业的进步，机器的改进，一切西方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主要是增进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对于有钱人关系甚少。而这正是得益于我们承认了人的能力的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多样化。亨利·福特和洛克菲勒就是机会均等的产儿，拳王阿里也是。如果你一文不名，挨冻受饿，那也别眼红阿里一场比赛便腰缠万贯，生活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正是因为不公平，我们才彼此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