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

《越史丛考》为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遗著，一九八○年蒙默整理，一九八三年始由人民出版社印成。这本书的著作原因，完全是为越南陶维英所著《越南古代史》(一九五九年科学出版社中译本，一九七六年商务印书馆重印)而发。著者一开始即写明：“陶维英《越南古代史》，近世论越史之名著也，于此竟谓‘春秋战国时代以前，当另外一个大族(汉族)占据着黄河流域的时候，而越族即占据着扬子江以南整个地区，歧义殊说，异乎平素所闻未有甚于此者。然而，核之载籍，羌非故实。”

本书出版后已由陈玉龙在一九八三年第四期的《历史研究》上加以详细介绍，对其学术价值作了肯定的评价。现在写这个读书笔记似已不大必要，而且我对民族史也属外行。但既然花了些时间去读这本书，也还不至浮光掠影，而是受益不浅。

一、首先感觉到作者作为历史学家，自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越族是怎么一回事，弄清楚。作者的学术水平完全足以担当这个责任，把这一繁难的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也把国际上一些史学家(包括法国越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奇谈怪论，引证翔实地一一加以驳倒。从中国民族而言，这就不单纯涉及到一个越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民族的整体的问题。因此，作者这本书自然具有现实的时代意义。他不是为历史考证而考证，不是抽象的考证，更不是炫耀博学的考证。在著笔时，他必然怀有维护中国民族崇高利益的历史学家的责任感。

二、当然，作者无疑是一位博学的史学家，他旁征博引来确立自己的论点。原书没有附参考书目，现择要列举如下：《吕氏春秋》、《汉书》、《史记》、《荀子》、《淮南子》、《山海经》、《战国策》、《后汉书》、《世本》、《国语》、《左传》、《水经》、《路史》、《说苑》、《文选》、《方言》、《越绝书》、《吴越春秋》、《逸周书》、《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三国志》、《读书杂志》、《太平寰宇记》、《岭外代答》、《周礼》、《日知录》、《观堂集林》、《韩诗外传》、《尚书外传》、《楚辞》、《竹书纪年》、《韩非子》、《墨子》、《华阳国志》、《风俗通义》、《博物志》、《魏书》、《宋书》、《北齐书》、《初学记》、《通典》等。这些书即是作者自称“核之载籍”的载籍。

三、他对陶著所进行的辨讹考误，使事不蔓不枝，论证有凭有据。本书叙述方法从辨驳上讲，气势极盛，寸步不让；而行文则态度雍容，不肆意气，完全根据历史事实，足以服人。在进行辩论，引用中国古籍时，如发现古史中互有歧义的地方，深入分析，以正确的记载，纠正了不正确的记载，从而恢复了历史的真实性。

四、蒙文通教授对越史的考辨，基本上是他所说的“核之载籍”，即使用中国古史的各方面的文字资料，加以审议，来证明陶著的错误。其实，近若干年来，长江以南的考古发掘，在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特别在江苏、浙江、福建，无论是新石器时代，或者春秋战国时代，秦汉时代，没有一处、一物，可以证明是陶著所拟定的越族文化的存遗，更不要说一个带普遍性的越族文化的存遗了。越王勾践剑有见于楚墓者，其错金铭文文字一如中原，没有民族的特殊意义。一九八一年绍兴越墓(306)发掘有束发于顶的小铜人二，也只是战国时浙江越族的典型，并无长江以南的普遍意义(见一九八四年《文物》第一期)。至于云南、广西的考古发掘，如铜鼓之类，则和越南邻区，因而有相类似的古文化遗存，是另一回事。只能证明这是西南民族的普遍性，而不是为越南民族所专有。

五、这本书没有自命为爱国主义的著作，在叙述中也没有侈谈爱国主义，而前后十二节却始终贯串着爱国主义的精神。作为史学著作，在涉及我们民族和国家历史和现实利益时，作者本人既要有历史感，也要有时代感。就历史谈历史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当然，就历史而谈历史的纯学术性的著作，也不是不可以的。但作为一个史学家，当涉及到民族和国家利益时，总不能视若无睹。譬如香港问题，就其现状和前途而论，是政治家、外交家的问题，但就其成因和结果的殖民主义而论，则是史学家的问题。譬如“柳条边”，苏联史学家喋喋不休的认为这就是清人的边界，柳条边以外，非清人所有，意即非中国所有。这难道不是对中国史学家的挑战吗？譬如长城问题，苏联史学家也喋喋不休的认为这就是中国的边界。孟姜女哭长城，这是文学家的问题；作为古建筑，可以登高远望，这是旅游家的问题。但究竟是不是中国边界？则是中国史学家的问题，用中国外交部的文件来代表史学家的辩论是不恰当的。类似这样的问题不少，史学家不能躲避。

蒙文通教授这个《越史丛考》之所以好，就好在这里。抽象的爱国主义是没有的。

(《越史丛考》，蒙文通遗著，一九八三年九月人民出版社第一版，0.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