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奇迹》
1984-07-15吴永顺
吴永顺
战后日本自六十年代以来，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被人称做“日本的奇迹”。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奥秘何在？国际间不少学者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有关的论著层出不穷。一九八二年，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副主编弗，兰克·吉伯尼(Frank Gibney)发表了《设计的奇迹》(MiracleByDesign)一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该书认为，以往关于日本经济成功的流行说法，如“冷酷无情的贸易竞争”、“阴险的‘日本股份有限公司”、“官商勾结”、“低工资”，以及“巧妙地模仿美国技术”等等，都不足以解释日本成功的真谛。作者从日本民族文化的特点入手，挖掘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根源，认为美国的产业社会是在基督教的个性至上的个人主义道德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日本产业社会则是在强调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儒家集体主义道德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本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是许多世纪以来按日本方式改造过的中国儒家道德传统与美国经济民主主义的相互结合。日本经济虽然是个“奇迹”，但却是“设计的奇迹”。这是贯穿于全书的中心思想。
吉伯尼在此书中，通过对美日两国的比较，从劳动道德、劳经关系、生产率意识、法律观念、官吏制度以及市场战略等各个方面，论述了日本的长处和美国的短处，描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两种不同模式，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即将进入暮年期，要对付新技术的变革和挑战是有困难的，而日本却已经为迎接二十一世纪作好了准备。国外有人评论此书，认为表现了新闻记者的敏锐、企业家的精神以及社会学家对日本历史和经济的深入了解。
吉伯尼生于一九二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曾在美国海军当过日语官员，后来又担任过美国《时代》与《幸福》杂志的驻日记者，一九六六年起，担任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东京分公司的总裁达十年之久，他还亲自以日本管理组织方式创办了几家资本达数百万美元的企业，是深谙日本国情的“和学家”。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体制改革的艰巨任务，对于传统，怎样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传统与革新的结合，避免由于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而引起的社会震荡，从而使革新获得生生不息的自生性机制，这是亟待我们研究的大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设计的奇迹》尽管是从美国如何向日本学习的角度来考察和分析问题的，对我国并不适用，而且该书对所谓“新儒教资本主义”颇多美化和粉饰，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社会对抗和剥削性质，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西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一些偏见，因而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探讨。这对我们研究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特别是体制改革与传统的关系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这里选刊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将在明年出版的该书中译本第一、二、四章的部分内容，供读者参考。
作为一个历史上闭关锁国，擅长改良而不善于发明创造的国家，日本是如何使自己成为世界经济奇迹的呢？如果不从社会和经济的关连中去探讨，我们就既不能理解日本经济成就的实质，也不能学到什么有益的东西。
日本战后经济政策的全面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稳定，已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家们的羡慕对象，而且这一“奇迹”的发展史还在继续展开，它经受了石油冲击、贸易限制和经济衰退的考验。一九六○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三百九十亿美元，还不及美国的百分之八，而一九八○年为一万亿美元，约为美国的百分之四十。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八十年代日本有可能超过美国。一九六八年，日本的出口额为一百二十亿美元，一九八○年变成了一千四百亿美元。如以一九六○年日本制造业的生产率水平为一百，则一九八○年超过四百五十。日本的钢铁、汽车、电视机、船舶、照相机、化学制品，以及半导体芯片、电子计算机和海外工厂等，已经做到使全世界消费者感到满意并对之依赖的程度。当美国的经济梦想似乎正在破灭，生产率的衰退已为世界所关注的时候，日本人是怎样干的呢？美国的主要工业不知不觉地接连陷入困境，有些工业在竞争(主要是日本的竞争)之下垮台了，另一些工业的比重也正在下降。劳动队伍“离心离德”已成为一种通病，美国式经营管理也由于一心追求近期帐面利润而不注意持久的产品质量而受到批评。美国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应该怎样补救？
对我们来说，日本企业社会的许多东西是很奇怪的。从日常用语，如法律、合同、董事会、工会、股东，直到基本术语，如公司、雇员等，对日本人和美国人来说，这些词都有不同的含义。二者的标准是不同的。美国的企业社会是按基督教的个人伦理观发展起来的，而日本的企业社会是按儒教的集体伦理观发展起来的。他们优先考虑的事彼此不同，对财富、富裕和满足都有不同的观点。
西方经济学家倾向于把资本看成是资金、设备、原材料和技术，而日本资本主义者在此之外又补充了人的因素。
日本资本主义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深信对人的长期投资完全是与长期设备投资同等重要的事。在西方，那些“没有灵魂”的企业看待工人实际上就象可以拆换的机器零件一样，他们与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是隔绝的。一方面由于旧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现代的需要，日本人很自然地把人的价值注入到企业之中。他们把企业变成了一个村庄。这样，他们不仅赋予工人以从属观念，而且也给公司造成了一批为它说话的“选民”——自己的工人。日本主要企业所采用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以及对蓝领和白领职工都一视同仁的以盈利为基础的全公司期末分红或“提高基本工资”，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
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在日本传统中有很深的根基。十六世纪的日本封建统治者武田信玄就是“人”的哲学的最大的倡导者。他用经常向侍臣们征求意见的方式与他们取得相互信任。而且，没有普遍的支持他从不作出决定。时至今日，这种作法——它集中体现了所谓意见一致原则——仍被日本企业的领导人引为优秀的经营管理艺术。
在大量生产的工业时代，美国产业得到了大发展，先是个人企业家和工人构成的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后来又是大公司和各种全国性工会构成的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工会用合同来规定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工作范围。当我们进入本世纪最后一个十年时，这种自由经营的传统形式将进入其暮年期，要对付计算机和自动化的变革和挑战，对付知识工业以及不断扩大的服务业是有些困难的。但看来很可能日本的资本主义已经为迎接下一个世纪作了更好的准备，而且可能在许多方面适合二十一世纪美国的需要。
在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中，“表面的标签都标明是‘资本主义的，但当你揭开标签看看内容时，它们是非常非常之不同的”。
典型的美国公司是一个职能经济机构，它主要把自己看成是做某种工作的工具，而日本公司则是一个职能组织，它自觉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人”的社团。许多差异都来源于此。美国公司随意招雇和解雇工人，它所需要的各种专门技能充斥于外部的劳动大军之中；而日本的社团企业则宁愿培养它自己的劳动队伍，从大、中学毕业生中招募“完人”，在自己的企业中培训他们，给他们以最大限度的职业保障。只要公司的规模和实力许可，就实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如山本所说：“一个人在职能组织中的成就，自然地转化为在这一社团公司中的年功资历”。
典型的美国式经营是用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金，而日本公司仍旧是大量地依靠银行提供资金。因此，美国经理必须担心他的季度决算以及近期效果对公司股票的影响。这就是他的成绩单。而日本的经理一旦使他的董事会和银行对他的长远经营计划感到满意之后，便可以比较自由地去完成它，而不必谋求短期效果，也不必老是向董事会说明情况。美国经理的责任就是“向股东负责”。相反，日本的经理一般对其公司的职工至少感到负有同等责任。
虽然日本的工会会员比率比美国高(31％比23％)，但大多数没有在全国范围组织起来。即使是属于全国联合会的企业工会，也可能是独立行事的。企业工会的利益终究还是寄托在公司的发展上，而不是寄托在全国性工会的发展上。工会干部当上经营者是常有的事。
日本人不喜欢诉讼。在日本，讨论和磋商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竭力避免公开对抗，所以全国只有一万二千名律师。求助于法院仅仅是最后的、往往是孤注一掷的手段。
日本政府在其与企业界的关系中起“开发”作用，这和美国政府所起的“限制”作用恰恰相反。日本经济是“规划合理的”，而美国经济是“市场合理的”。即：日本政府是一种支持力量，它帮助企业界达成各种目标，并为它们积极制定规划。
美国的经营者一旦负责某个公司，他就想自己作出重大决策，并带领他的部下跟着他千。典型的日本企业家则是鼓励他的部下参与制定决策。一个日本经济学家是这样对比的：我们的制度象是一列每节车厢都有马达的电气火车，而你们的制度则象一列由强力机车牵引，面车厢没有动力的火车。你们叫工人跟你们干，我们则喜欢人们有自己的动力，并一道前进。
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经营思想和培养这种思想的社会所构筑的，是一种最适合于把资本主义制度带进充满压力和矛盾的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日本式资本主义已经证明自己在避免美国过去一、二十年间的许多问题方面，要比美国灵活得多。这些问题是：停滞膨胀，生产率下降，长期失业，敌对的特定利益集团的相互倾轧，政治组织核心敌对势力的较量，工人中日益增长的冷漠和不信任感，上层经营者或资本家与工人或中层管理者之间的隔阂有增无已。
如果我们继续零敲碎打地研究日本的个别方面，不管是工人参加管理或经营者的献身精神，也不管是年功序列制或质量管理小组，我们都不能正确评价日本新资本主义的影响，也不能懂得它所提示的有用真理。应该从总体上来考察我们称之为儒家的资本主义、公社制资本主义或以人为中心的日本企业社会。为了了解这个新资本主义是怎样活动的，我们必须了解统辖这个企业国家政府的独特的官吏制度，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法律观念，以及他们拒绝以敌对方法解决争端的方式。我们也必须了解什么是日本人劳动道德的基础。
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经济上百孔千疮的国家，三十多年就使自己转变为世界工业源泉，在这一宏伟壮观的场景中，一定存在某种近乎奇迹的东西。但它似非而实际是一个设计的奇迹。它是许多人、许多机构共同工作的成果。在他们所有各种力量之间同时存在合作和竞争，使日本的资本主义得以实现。
在日本的成功的背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在起作用。一种是旧的影响，以日本人信仰的不同宗教色彩修改和充实了的儒家劳动道德。另一种是较新的影响，即美国的干预、激励和影响。
时至今日，儒家的劳动道德还在对一亿一千七百万日本人中的大多数起着激励作用。儒家学说本来是一种感化人心的哲学，它宣讲兄弟情谊和正义等朴素而合乎逻辑的格言，尊礼守法和奉行各种伦常关系是它立论的基础。比起相信先验的上帝和神灵，它更强调人们之间的和谐关系。在儒家学说的五种基本关系中，没有个人崇拜的地位。不论是父子之间，君臣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或朋友之间，孔子的信仰都是与信奉社会分不开的。
许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孔子解释者把他原来的感化变成了礼仪的呆板法典，变成了对权势人物的等级服从。儒家学说早在公元四世纪就传到了日本。十七世纪由朱熹最后修订的儒学吸引了德川将军，他认为这是稳定日本，巩固其封建霸权的有用工具。日本社会立足于尊重相互关系并珍惜由此而来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人应该说是儒家。这种“相互关系”的思想是日本人同美国人之间的一个最大差别。这种思想方式渗透在日本的企业社会，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日本经济奇迹的年代史编者们通常都会指出美国对此做出的有形贡献。勿庸置疑，这是重要的。除了这些有形贡献外，还有美国民主主义，美国的革新精神和乐观主义对日本人，特别是对企业界人士的影响。这种贡献虽然不大好衡量，但却是巨大的。使日本“美式民主化”的尝试起到了打破日本封闭的资本主义和半民主状态，加强与外界接触的作用。部分选举权变成了普遍选举权，半独立的司法系统变成了独立的司法系统，仅仅存在于名称和记忆中的工会运动变成了实际的强大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这次占领实际上变成了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的续篇。其结果，新的企业精神在日本成长起来。强有力的经团联副会长花村仁八郎在一次关于日本经济的长篇演讲中，把这种影响与日本政治上的稳定并列为构成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因素之一。他说：在战后初期，占领军对所有的制度——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进行了彻底的民主化改革。财阀解体和农地解放是经济民主化的核心。其结果，使每一个日本人都站在同一起点上，而且提供了这样的环境，即每个人所得的报酬都只决定于他所作出的努力。这就使日本人产生了勤奋学习和劳动的意愿，就象在美国的开拓时代一样。
维贝尔所谓“新教伦理”在一般美国人的动机中，已不是最主要的了。相反，日本工人仍旧保持着他们的旧式劳动道德。
在目前的历史时刻，一个普通的美国工人仍然是很有教养的，并且可能仍然按他们自己的方式忠于一种传统的劳动道德，但是他日益对自己的悠闲自在、自我发展和成长为“体面人物”感兴趣。对越来越多的工人来说，呆在一个公司里只不过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的劳动场所，一个可以忍受但并不喜欢的地方干活，一旦找到更好的机会也就不干了。而对日本人来说，呆在一个公司却意味着属于这个公司。它既是家庭、村庄，又是俱乐部。在这种以劳动场所为中心而不是避而远之的家族式文化中，为公司辛勤劳动也就是为了自己。
日本人对公司的献身精神并未受到外人的广泛赞赏或理解。有各种各样的形容词乱扣在他们身上，如：“住在兔子窝里的过度劳动者”、“经济动物”、“集体劳动迷”或“机器人式的工人”等。也有许多人把“勤勉”说成是日本成功的真正秘诀。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那时美国人和英国人受马克斯·维贝尔所谓“新教伦理”的驱使，劳动很勤奋，因为他们觉得劳动是为了上帝，游手好闲比任何其它行为更有罪。这种精神虽然仍旧在这里或那里被保留着，但在一般美国人的动机中，它并不是最主要的。为了个人的满足，加上声望和金钱(重点在钱)，美国人也愿意努力工作和多工作一些时间。但对当代美国人来说，劳动代表一种买卖的权利或代表贫穷，而美德和义务的问题则极少考虑。日本工人有什么不同呢？当他们成长到更加“个人主义”，更加“注重悠闲”时，会不会象我们失去自己的劳动道德一样，失去他们的旧式劳动道德呢？当他们的生活标准提高时，他们会不会希望缩短工作时间，延长休假时间，以便扩大寻求个人的满足，象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一过五点钟便离开公司呢？我相信是不会的。
生活在德川时代的铃木正三和石田梅岩，根据佛教和儒教的传统，规定了一种劳动道德。以后涩泽荣一又加以发展。
山本七平在《日本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书中企图探索日本劳动道德的起源。他写道：“在日本，禅宗的形象可能再也看不到了，就象在美国几乎看不到清教主义的形象一样。然而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宗教的基本思想方式已经停止了对人们的影响。”换句话说，现代的人们，不论他们个人信仰什么宗教或是没有宗教信仰，都不可避免地是继承宗教伦理道德观念的产物。他提到铃木正三和十八世纪的儒家石田梅岩，称他们是“缔造现代日本的两个思想家”，正是他们根据佛教和儒教的传统规定了一种劳动道德。
铃木正三和石田梅岩都生活在德川时代。那是幕府将军执行闭关自守政策的非常时期。铃木原是一个武士，曾在德川家康手下战斗。梅岩出身于下层商人家系。他们相隔一个世纪，但有某种相似之处。他们都在中年离开了自己的世俗事务，去创立宗教学派，阐述和发展了自己的思想。
禅宗长老铃木贯彻了已经存在于一种朴素信念中的实用主义思想倾向。他把禅宗教义引伸到包括过去一直被看不起的商人活动。他写道：“要摒除私欲，全神贯注地去追求利润，但是你永远不要享受利润。相反，你应该用你的利润去为别人做好事。”如中村元所说，正三以他自己的方式发展了一种“佛教的商业道德”。按照他的教义，商人应该追求利润，但不应该滥用这些利润为他自己的享乐购买贵重物品。更确切地说，他应当积累他的资本，最后为慈善的目的而投资。
石田梅岩继承了铃木的这一思想，并且加以发挥。他基本上是儒家，但他认为按日本的传统，兼采三教(佛教、神道教和儒教)的某些教义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如果这种结合能帮助一个人找到真理之路的话。他的哲学被称为“心学”。根据心学，他教导说，一个人必须清除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并且学会同其他人思想感情一致。在实践中，梅岩用朴素的道德格言阐述了他的颇为复杂的理论。他以前人正三的方式教导他的信徒说，每个人都应该按他命定的“道路”走下去，努力使自己在这条道路上尽可能臻于完善。只有这样做，一个人才能达到与自然之道和谐一致，并为国家服务。要多劳动，多挣钱，少花钱。梅岩及其前辈正三的这种道德观变成了日本企业的道德观。
明治时代的人们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基础时，在组织方面靠的是德川时代商人的旧的学徒制度，在合法化方面则靠的是梅岩的原始资本主义的道德观。欧洲产业革命粉碎了各种封建束缚和管辖(却往往代之以各种更苛刻的奴役)，日本则不同，在日本，半封建的家族式企业制度直接移植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年功序列制和终身雇佣制的思想发源于梅岩的时代，店员独立经营企业作为母公司的子公司或分店的思想也发源于这个时代。公司的概念相当于一种大的家族组织，一种新的地区性集团，不过它具有自己的家族意识。一个新职工经过适当的仪式和审查进入这个集团，不大象一名工人参加一个职业机构，倒象一个新成员加入一个终身俱乐部。然而明治时代的大多数工业家在公正地对待雇员这一重要方面都非常欠缺。那个时代工人的工资很低，而且实际上没有保障。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德川时代的完全雇佣思想被抛弃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恢复起来。当时缺乏熟练工人，企业家只得勉强转向今日引为骄傲的完全雇佣方针。尽管如此，也只有大财阀的企业有能力这样做。
然而在明治时代也存在一些抵销三菱公司奠基人岩崎之流专心致志搞帝国建设的家族企业家的力量，对日本企业界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其中最伟大的是涩泽荣一。他出身于农民家庭，曾在最后一个德川将军手下当过武士。他帮助过早期的明治政府建立财政部，但他很早就离开了政府，进入金融界和企业界。他的目的很明确：“给企业家带来尊严”。自称是“现代工业化战略家”的涩泽，甚至为商人取了一个现代名字——实业家。作为第一银行奠基人的涩泽，曾参与大约五百家公司的组织工作。然而涩泽的影响远不止于他的企业和金融方面的实际成就。他是企业界的良心。是他发展了铃木正三和石田梅岩的劳动道德，并把它应用于发展中的日本产业领域。岩崎之流追求的是最大利润，而对涩泽来说，利润并不是首要的动机。他确信，对于一个具有长远观点，明智地、正确地进行规划，并把国家和公司利益放在心上的正直企业家来说，最终是会得到更多利润的。他把现代企业家看作是谋求民族进步的工作人员。他是个儒家，经常把《论语》抄本带在身边，他觉得企业需要有强调相互关系的儒家思想，以免堕落为钻营私利。他的目标是“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对他来说，学习是一种美德，同样也是企业的本分。他绝不容忍企业家忽视教育。他的言行已经预示了一个世纪之后有口皆碑的现代日本企业的许多品质——致力于研究和知识交流，强调长期规划以及社团的共同体精神等。日本企业对人的因素以及人与生产率的关系的重视，直接起源于涩泽。没有人比他更明确地相信，一个日本企业的好坏，主要取决于永存于它的人员之中的劳动道德。
假如有人想把现代的日本劳动道德概括成一句话，那么涩泽的话就概括得很好：“高产乃为善之道”(这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口号：“多生产是富足的钥匙”恰成有趣的对比)。在这种观念的背后，是正三和梅岩、佛教和儒家的思想。这种劳动道德在日本一直是很稳固的，但我故意用了“现代的”一词。因为工业主义的第一批果实是苦味的。岩崎及其三菱公司的头头之流的贪婪和帝国建设精神，使他们在轻视工人正当权益和儒要方面，与历史上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靠残酷剥削致富的美国巨商相比毫无逊色。有两个因素使旧的劳动道德——其中也包括分享权利和分担义务的观念——得到了恢复。这就是，战败的创伤和战后由美国提出并载入法律中的公正、民主的平等交换观念。没有这些因素，旧的劳动道德就不可能象现在这样恢复起来。
要理解日本工人和激励着他们的劳动道德，我们必须抛开关于劳动和报酬的美国观点。
日本工人的“生活意义”——这个词的意思是“使生命值得活下去的东西”——系指主要不是为了自我改善而进行的个人奋斗。他们不相信加尔文的选择劳动道德，在这种道德中，首要目标是超越个人的目前境遇，到劳动社会的某个地方去谋取对自己更好的东西。在日本，工作就是社会，社会也就是工作。每一个自觉进入某一公司的人，不论有多少股份，在公司中都自觉地分担一份道义的和社会的职责。不论藤井先生是代表董事、部长、机器操作工、仓库管理员或店员，他是公司的一个成员。他的大多数朋友也是如此。他同他们一起饮酒，一起玩高尔夫球，并且一起分担困难。他同他们竞争，但是，是在一条非常有秩序的轨道上，以兄弟姐妹在一个谁也不想离去的家庭中竞争的方式进行竞争。除了他的亲戚和一些大多是学生时代的亲密朋友之外，他的社交活动继续在公司内部展开。
在任何组织得比较好的日本公司里，都举行各种仪式、宴会和庆祝活动，既充满热情又存在严肃。人们喜欢通过这些活动给自己的日常工作增添荣誉感。在美国企业中，至少在被过分吹嘘的新教道德统治的时代，这些活动也曾一度存在过。但是工人们一般并不那么乐意参加。因为这些活动往往是资本家行使权力和维持统治的手段，所以受到抵制，最后终于废除了。日本人并不这样看。他们生活在法典化的谦恭有礼的环境之中。百货公司的姑娘们擦洗已很清洁的自动楼梯扶手，汽车司机
山本七平总结说：过去有些人说，日本人勤奋劳动是因为他们贫穷。实际上二者并不是因果关系。如果贫穷就能使人更勤奋地劳动，那么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就应该是勤奋劳动的了。不，我们勤奋劳动是因为我们信仰劳动。对我们许多日本人来说，作好一件工作，帮助自己的公司成长、繁荣，就是我们的生活意义——使生命值得活下去的东西。我们的世俗活动及成就，变成了一种宗教修炼，一种宗教善行。当然，在这个劳动教中，我们没有教士，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信徒。
美国和日本有许多共同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很少受文化差异的妨碍。因此，美国有很好的条件从日本的企业成就中学习大量的东西。
在前面几章中，我试图说明战后日本取得成功的原因、前提及其人物类型；比较了日本在许多方面——包括劳动道德、劳经关系、生产率意识、法律活动、官吏制度、出口战略等一一的长处和美国的短处。这并不意味着鼓吹直接的模仿。然而日本的情况与我们的情况也有明显的相同之处。
日本政府和企业界制定规划的人士在思想上已经超出了八十年代，他们正在为二○○○年及其以后设计产品、市场和战略。现在，他们通过投资和出口，正在准备建立一个很象殖民地总督的前哨站一样遍布全世界的工厂和贸易中心网络。他们的建筑人员正在建设一座座新工厂。他们的发明家取得新工艺专利权的速度之快，使工程师和技术员都应接不暇。政府和企业界的机构正在研究从旧工业向新工业转移人员和设备。现代的日本英雄多半是那些建设者、实干家和经营管理者。他们中间有试验室的工程师，车间的质量管理负责人，使销售额翻番的经理，统帅全局的公司总裁，专心致志的官吏，高龄的政治家、科学家，还有作为这些人的后盾、教导其中大多数人有条理地进行思考的一贯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一万个日本人中，有四百人是工程师或科学工作者，而一万个美国人中，这些人只有七十人，但却有二十名律师和四十名会计。而日本这两种职业的人数分别为一人和三人。美国经营管理学院的毕业生每年约有五万人(在日本，只有很少数人在经营管理学院学习)，其中只有很少数人进入一度被视为企业支柱的生产和销售部门，绝大多数选择金融管理、分析、监督或顾问等工作。
美国经营者不象日本人那样热衷于为将来作计划。即使对将来感兴趣，也只限于近期，而且只限于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同僚和上司是按现在的成绩对他们作出评价，并按这个标准给报酬的，从主要领导人到办事员，他们在这一年或下一年为公司赚多少美元，是决定他的期末奖金和增薪幅度的依据。美国的经营者对建立一个将来也能持续发展的健全的公司极少关心。因为在未来的两年中很可能要换好几次工作，岂不是白费心血。他很了解研究开发的价值，但如果妨碍他的近期利润时，他的态度就不同了。一位有名的美国企业领导人说：“只要不妨碍我们百分之十五的盈利目标，凡是我们力所能及的研究开发我都需要。”
对比是这样地相形见绌，简直是一种讽刺。日本人在节约，我们却在浪费。日本企业在投资，我们却在抽资。他们在积蓄，我们却在耗费。日本人为衰退工业的人们找到新的工作，我们却解雇他们，关闭工厂。日本人提高他们的教育标准，我们却在降低标准。后果可想而知。日本人坚持不懈地扩大他们的总的产品，我们却在为失去的东西而奋斗。日本资本主义是一项一致同意和一致追求增长的研究项目，美国经济则似乎是一个大规模的布朗运动，它的所有粒子都在大幅度地运动——诉讼、争论、对抗和攻击——但却毫无所获。
我不是毫无根据地在为日本人的深谋远虑唱赞歌。在世界政治领域内，特别是在日美关系上，大多数日本机构——企业界和政府——表现了一种眼光短浅的自私自利，使得美国金融家和欧洲的联合企业家看起来倒象是一些利他主义者。日本人激起了一场保护主义的风暴，这场风暴将来可能吞没他们自己。
然而，我们现在的论题是日本经济的高效率，而不是它的企业蠢事或政治方针。对美国人来说，教训在于日本人做了些什么。日本人建设了一个面向未来、以人为中心的有生气的资本主义模式，它比近二十年来在美国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成功得多。他们做到了这一点是因为他们精明、有耐力和同心合力，同时也是巨大灾难刺激的结果。日本人的成就相当于一部描述集体企业才智的著作。美国人作为对日本的成功做出最初贡献的社会成员，应当看到日本的成就，对它进行评价，把我们所能学习的东西应用到国内来，否则将为时过晚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长远观点来考虑问题。
美国缺少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劳动道德观，这不仅使美国的工业生产率下降，而且在国民生活的其它方面也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出来。
我们的企业对人的使用，就象使用机械工具或数学游戏中的计算器一样。经营者部署他们去实施各种企业战略，经营者主要关心的是拥有一定数量、具备某些合格条件、能够完成某些任务的人，只要完成任务、能为投资赚回一定百分比的利润就是有用的人。工人们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他们尽最大可能在工作场所之外去建立他们的生活和寄托他们的希望。他们对参与决策已永远丧失了信心。如果他们认为条件过于苛刻而无法忍受，可以一走了之。这就是自由。美国是现代民主主义的典范，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故乡。一个日本经济学家问我：“你们为什么不把那种‘民的原则也注入一些到你们的经济机构中去呢？”相反，我们却满足于把这些“民”交给经营者和他们的计算器去支配。
日本的儒家资本主义者在建设“规划合理的”经济中所取得的成就，几乎没有什么是美国人不能仿效的。不过他们是依靠一种意志力作到这些的。而这正是美国的问题。只要我们仍旧沉缅于“权利时代”，仍旧被迷梦和谁也说不清楚的“自我实现”的目标所困扰，我们这个国家就既不可能构想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新经济，也不可能作出现实的政治决策，而这种决策正是实施长期规划所需要的。共和政体靠美德生存。这是一种建立在公民的共同愿望、道德观和品行基础之上的集体的美德。日本保持了他们的劳动道德，因为他们——尽管是以朴素的方式——保持了儒家的和某些佛教的服务和相互支持的思想。正是这些思想形成了这种道德观。如果我们继续忽视我们自己的劳动道德，忽视这一道德的基础：祟高而合乎需要的思想，我们就将走罗马和雅典的老路，留下来的只是我们自己争论成性和贪得无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