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湘

评《人口经济学》

人口问题举世瞩目，论争纷纷。所谓人口问题，简言之，即人们的吃饭、穿衣、住房、就业、就学、就医等方面的经济问题，又称人口经济问题。我国人口已突破十亿大关，全世界人口为四十七亿二千万(截至一九八三年六月底)，比十年前增加了近十亿。人口如此迅速增长，加上多种社会因素，当前世界，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人口经济问题严重。就我国而论，因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人口增长过多过快，也造成了就业难、住房难，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资金积累增长缓慢等许多人口经济问题。如何有效地切实控制人口增长，发展经济，需要从理论上、具体政策上予以回答。

正因为存在众多的人口经济问题，所以近年来人口学界、经济学界的讨论空前活跃。单就人口学领域而言，人口学、人口统计学等得以恢复和发展，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计划生育学等新兴边缘学科应运而生。北京大学经济系张纯元同志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一书，是这百花园中的一枝新秀。

人口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对于我国广大读者来说较为生疏。对于人口经济问题的探讨可以追溯久远。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曾经提出过人口与土地应保持适当比例的人口经济思想。但是，把人口经济学作为科学命题提出来，在世界上是近三、四十年才有的。如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斯彭格勒于一九四七年在美国《南方经济学》杂志第十四期发表的《人口增长经济学概论》一文，对人口经济学的内容进行了阐述。他在一九七二年又以《人口经济学》为书名出版了一本论述人口增长经济效应的论文集，考察了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但全书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近年来，苏联学者也积极探讨人口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如阿·叶列明把人口经济学看作是经济科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人口经济学是研究人口再生产的经济形式的科学。他们都是从某一个侧面研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尚未把人口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口经济学》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该书的作者们认为，人口经济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有独特的研究领域，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即人口经济关系。人口经济学是研究人口经济运动过程中人口与经济相互关系及其变化的客观规律，即人口经济规律的科学。从某种意义来说，社会发展是一种经济和人口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自然历史过程，因而客观上形成了人口经济运动过程。在人口经济运动过程中，人口发展变化和经济发展变化之间存在本质的联系，即存在着内在的稳定的客观必然性。人们研究、揭示这种客观必然性，就是研究、揭示人口经济规律。把人口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作为一个运动过程来加以研究，而不是孤立地研究某一种现象；对于人口经济运动过程的内在客观必然性进行研究，而不是简单地表面地评价人口与经济之间某一侧面的关系。

一本书、一门科学仅仅停留在确定研究对象上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从《人口经济学》一书的篇章结构来看，作者们有一个人口经济学体系。它先阐明了研究对象，分析了人口经济的一般理论，接着就从人口经济过程、人口经济问题、人口经济思想等几个大方面展开论述，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一环扣一环，层层深入。

该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人口经济思想为指导与脉络，围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达到经济最优人口和最优人口经济效益这个中心命题展开论述，这样全书前后脉络贯通。而国外相类似的著作，有的洋洋数十万言，分别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影响人口变化的经济因素进行详细的实证分析，但往往缺乏一个中心理论命题把全书连贯起来，难于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提出最优人口和最优人口经济效益的观点是张纯元同志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一书的又一个突出特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考察最优人口和最优人口经济效益，是人口经济学研究中的新课题。过去，资产阶级学者也研究过适度人口(Optimum Population)，如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在一九一○年曾经提出过一个国家应当有适度的人口规模、合理的人口密度的主张。英国经济学家坎南早在一八八八年就曾提出过适度人口的思想，他在一九一四年出版的《财富论》一书中则进一步提出了使工农业生产达到最大收益时的人口是最理想的人口，亦即适度人口。当代法国人口学家索维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人口通论》一书则进一步提出了经济适度人口的观点，他认为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达到最高生活水平，即按人口平均产量和收入最高的人口，也即获得最大经济福利的人口，就是经济适度人口。毫无疑问，西方学者也是从经济与人口之间关系的角度来阐述适度人口，亦即最优人口。他们对适度人口理论的研究也不无可借鉴之处。但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探讨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没有也不可能运用唯物史观为导线，他们脱离社会生产方式考察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因而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这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两种生产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从理论上讲，在两种生产的各种比例中，必然有一个比例是最优比例；当两种生产处于最优比例时，这时的人口就是最优人口”。(《人口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来看，社会的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一个由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生产条件的扩展能力所设定的人口限制。超过这个“人口限制”的人口是过剩人口，低于这个限制的人口是人口不足，和这个“人口限制”相适应的，应当是当时的“正常人口”。如果在出现“正常人口”时，两种生产的比例处于最优，各种生产条件处于最优状态，就达到了最理想人口，即最优人口。

严格说来，最优人口不单纯是一个数量概念，它还包括人口质量、分布、构成等方面与社会生产条件的最优结合，并且会随着社会生产条件的变化而变动。社会生产条件指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社会生产条件。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生产条件去考察最优人口，便把最优人口建立在科学可靠的基础上。如果抛开社会生产方式考察最优人口，那它只能是一个浑沌的抽象。西方学者有关适度人口的理论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二、三十年代，后来逐渐走向死胡同，除了他们的阶级局限性之外，在理论上他们不懂得以两种生产的理论为指导，又脱离社会生产条件，因而只是进行了一些实证性讨论和数量分析，而没有多少的建树。

在讨论最优人口时，《人口经济学》一书的作者们用了一定的篇幅探讨人口经济效益问题。所谓人口经济效益，就是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相适应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取得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果。人口经济效益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有待学术界深入研究与探讨。《人口经济学》一书的作者们是结合社会主义的经济最优人口进行探讨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最优人口经济效益是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处于最优比例，因而使其国民经济的发展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考察社会主义的人口经济效益离不开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离不开人口的数量与质量，离不开人口投资、技术投资、劳动力投入量、劳动生产效率和国民收入等等方面，因而有必要设定考察人口经济效益的各种指标体系。《人口经济学》一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阐述，但可惜的是阐述很不充分，这是它的不足之处。

提出运用经济杠杆控制人口增长的观点。这是《人口经济学》一书的又一论点。既然人口问题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人口的各种变动归根到底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所以，运用经济杠杆去调节人口生产，无疑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

某些西方国家，由于其人口出生率下降，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不但感到人口世代更替尚难维持，也有劳动力、兵源匮乏之趋势，于其经济发展不利。于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采取经济措施鼓励人口增长。如法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对于生育多子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家庭实行经济补贴，以期增加人口，增强国力。而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人口增长过多过快，拖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多子女不仅给家庭，而且给国家带来许多困难。因而运用经济杠杆于计划生育工作之中则是势在必行。

张纯元同志认为应该从人口投资的角度来研究人们的生育行为同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投资又可分为宏观人口投资与家庭人口投资。在我国当前条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然要求控制人口，降低人口增长率，减少人口投资，而实际生活中家庭，特别农民家庭存在着要求多育的倾向，这就形成了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减少宏观人口投资同居民家庭要求多育增加家庭人口投资的矛盾。具体来说，我国抚育一个孩子成为劳动力(至十六岁)，国家的人口投资(即宏观人口投资)是家庭人口投资的一点五倍。如果家庭人口投资增加必然带来宏观人口投资的增加，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一定的条件下，国家用于宏观人口投资增加，技术投资的资金必定减少，其结果必然延缓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平常所说我国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已成为四化建设中的一个大包袱，其道理也在这里。目前我国家庭人口投资水平低，“多生一个孩子，多添一双筷子”，而一旦孩子成为劳动力就业之后，马上可以给家庭带来收益，因而居民家庭存在多育倾向是有深刻经济原因的。君不见计划生育工作中提出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其背后都有两种人口投资的矛盾。

家庭人口投资与宏观人口投资的矛盾，实质上是居民家庭的个人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利益的矛盾。解决经济问题，要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和进行思想教育。除此以外，适当运用经济杠杆，采取经济办法也是必要的。这就是在经济上采取鼓励少育、惩罚多育的政策，使少育者在经济上得到实惠，多育者则基本上自己负担子女的培养费用，大大降低家庭人口投资的经济收益，甚至无利可图。

人口经济学是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它还有一个深化与系统化的过程。张纯元同志《人口经济学》是一本创新之作，但严格说来，也有待进一步完整化、系统化，其研究也有待于深化。这就是我们寄予作者的希望。

(《人口经济学》，张纯元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四月第一版，1.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