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乂

评英克尔斯等著《走向现代化》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美国阿历克斯·英克尔斯等一批社会学家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六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一次关于现代人的大规模实地调查。十年以后，英克尔斯与大卫·史密斯合作，发表了这次调查的研究报告——《走向现代化：六个发展中国家个人的转变》①。该书问世以来，在国际社会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九八三年应中国社会学会之邀，英克尔斯教授亲自来华讲学，现身说法，更引起我国知识界对人的现代化问题的浓厚兴趣，促使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化这一概念的丰富含义。笔者不揣鄙陋，在此略述《走向现代化》一书的读后断想，以就教于读者。

现代化与现代人

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揭开了世界历史崭新的一页。它“仿佛用法术一样”，从社会劳动中唤起了巨大的生产力。结果，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和工厂制度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也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文明对其他非资本主义文明的优势。西方列强挟其坚船利炮和廉价的工业品，轰毁了一切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万里长城。落后国家被迫面临严峻的选择：要末取法西洋，“师夷之长技”，在本国建立起同样的机器大工业和工厂；要末无视这一挑战，被无情地淘汰。从此，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多中心的文明发展历程被打断，曾经是独立地循着自己的轨道运行的各个文明在历史的交叉路口猝然相遇。统一的世界文明开始形成。它的基本含义之一是世界的一体化——在最先进的技术文明水平上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的过程至今仍在继续。

所谓现代化，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世界性历史运动。它是帝国主义通过对落后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所强行推进的世界文明一体化的产儿，是落后国家不甘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社会发展与繁荣所被迫做出的唯一抉择。它的目的是要根本改变落后国家的落后面貌，建立起与西方同样先进的物质文明体系，以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是，落后国家几乎缺乏发展的一切条件。现代化意味着用现代科技武装国民经济的一切产业部门，为此，必须引进先进的科技；而引进现代科技的资金，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古典理论，要靠现代产业部门的利润来积累。但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正在于它的现代产业部门十分弱小。如果依靠出口资源来换取发展所需的资金，由于缺乏交通运输能源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又不得不忍受发达国家的剥削，成为后者的原料附庸。要走出这种贫穷与落后的恶性循环，实现经济的“起飞”，落后国家只有依靠两种手段：组织和人才开发。

首先，落后国家必须挣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枷锁，进行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本国和外国的一切剥削压迫势力，建立起能够有效地推进现代化的社会组织、管理和制度，并依靠这种制度的强大组织力来调动本国的各种资源，创造出发展所需的条件。历史必将证明，社会主义是落后国家实现发展与现代化的最行之有效的社会制度。

落后国家的第二种手段是大力进行人才的开发。所谓人才的开发，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人力资本意义上的开发，即通过对教育的投资获取收益，以提高劳动者的科技文化水平，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个就是在人的现代化意义上的开发，也即使本国人民突破传统的小生产的狭隘眼界，转变到与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现代观点和态度上来。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要创造一定的社会环境来激发全民族勇于创新的现代精神。人才开发的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英克尔斯等人的调查表明，教育与人的现代性在统计上有着强烈的相关；但也有一定的区别。教育主要着眼于人的能力的培养，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人的现代化则着眼于态度和观念的转变，着眼于激发千百万人民的实干精神和进取心，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函数关系。费孝通教授在江苏省所做的小城镇调查发现，在乡村工业十分发达的江苏农村，文盲的比率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社会学通讯》一九八三年第四期)。但那个地方农民的现代性程度，如果以经济活动的水平来间接地衡量，应该是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与此相对照，印度的教育水平在发展中国家是很高的，科技人员有二百多万，仅次于美苏，居世界第三位，但该国的经济却很落后，人均收入只有二百多美元，这在人力资本的理论看来是十分可惜的。由此观之，在一国发展的一定阶段，教育固然重要，但教育受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必须与经济同步增长；而人的现代性的开发，由于它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管理体制相联系的，不需要什么投资，似可有一个超前的发展：通过造就和培养千百万有魄力、有眼光、有头脑、能吃苦耐劳的社会主义实干家，来打开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局面，启动经济建设的全面起飞。

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不断地改革和创新的过程，它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身的事业，要靠千百万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付诸实现。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建立不久，几千年来的淀积下来的旧观念、旧习惯还根深蒂固，难以除，而“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它严重束缚着人们迈向现代化的手脚。正如我们的一位作家所指出的，某些地区和单位之所以暮气沉沉、面貌依旧，是因为在这种暮气沉沉的局面背后，“站着一批暮气沉沉的人”。这些人虽然身在社会主义，但在观念上、精神状态上却仍然停留在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小农心理的水平上。而一旦人们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转变到勇于创新、有所作为的现代精神上来，就会焕发出排山倒海般的能量。一个“能人”救活一个厂，一个“明白人”创造出千百万元产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报载浙江省温州地区，完全依靠民间的力量，短短几年间就在昔日的穷山沟里建立起几个产值数以亿计的专业商品产销基地，创造了“温州的奇迹”。据一位当地人士的总结，温州的成就主要靠两条：一是濒临大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二是温州人有强烈的实干精神和进取心(见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三日《世界经济导报》)。这就启示我们：第一，在科技革命加速发展的今天，强大的信息流正冲击着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是要有好的信息接收者。第二，要成为好的信息接收者，必须具备某些基本的精神素质，在观念上非常现代化。第三，在一定条件下，以上两条的结合，构成一个地区经济起飞的充分条件。

目前，现代化的宏伟事业正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如日方升般地行进。事业在呼唤人。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正确政策的保证下，使现代精神流布于整个民族的机体，焕发全体人民的首创精神，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层次上开创现代化的新局面，这正是我们要研究人的现代化，为现代人的崛起大声疾呼的意义之所在。

现代人的概念：普遍与特殊

人的现代化既然是现代化的整体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那末，现代人又是什么样子呢？他都具有哪些特征？或许，根本就不存在“现代的”这样一种普遍人格？就是说，如何证实它的存在？应通过什么样的理论方法来建立现代人的人格模式？这是关于现代人的研究首先需要加以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

为此，英克尔斯等人提出三种“洞察”，即“分析的洞察”，“主题的洞察”和“行为的洞察”。后两者分别考察个人对某些具体的社会事务，如宗教、女权等“主题”的态度，测量个人行为和掌握的信息量；而“分析的洞察”则是最基本的，它从现代组织机构对个人人格的影响来提出现代人的概念。英克尔斯等认为，现代机构，如工厂、学校等具有强有力的现代性格，它必然要内在化于涉身于其中的个人的人格之中；而这一内在化过程，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则是其成年期的第二次社会化过程，即个人适应现代机构的组织原则和要求，从传统的态度和观念转变到现代精神的人格变迁过程。由此可见，“分析的洞察”不仅是英克尔斯等制定现代人的标准的主要依据，而且也是决定他们的调查的方向和内容的基本方法。

这种方法有两个优点：第一，它致力于给出能够分解为一组可资测量的指标的标准；第二，它揭示了现代人的形成是与现代机构，从而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所以，由此提出的现代人的标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英克尔斯等把根据这种方法制成的“综合现代性量表”应用于三大洲的六个发展中国家，结果表明它在各国均可测出具有一定心理素质的人格特征。但遗憾的是，他们回避了现代机构，即一定的社会关系的组织形式的性质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来考察人的问题的。在阶级社会，由于社会关系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劳动者处于被剥削的地位，根本无法充分发展诸如个人效率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等现代人的品质。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劳动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建立了崭新的人与人间的关系，因而社会主义现代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人会有显著的差别。英克尔斯等人完全无视社会关系的性质，武断地认为他们的现代人模式适用于一切建立在现代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这显然是片面的。

依据上述三种“洞察”提出的现代人定义的另一个缺点，是没有考虑到现代人的民族特点。这乃是由调查者的理论方法所决定的观察角度使然。调查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察各民族现代人的特殊性，而是为了求证其共性，求证某种跨文化、跨民族的现代人格的普遍性。西方正统的关于第三世界的理论有两个基本的观点：第一，认为现代化的道路是唯一的，各国都将遵循同一道路，即沿袭西方走过的道路循序发展；第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将出现“趋同”现象，形成同样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家庭结构乃至价值体系，而第三世界各国本地的文明和文化则是现代化的障碍。在这种理论框架中提出的现代人概念当然不会考虑其民族文化的特点。由于这种理论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以至某些较有见识的西方社会学家也不愿附和。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曾区别了发展的不同层次上的不同趋势：在技术方面的趋同或一体化，但在文化上仍然保留着差异(见《东方经济学家》一九八三年第六期)。现代化是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发生的世界性历史运动，它在物质文明的水平上具有一体化的趋势。但各民族又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即包括语言、风俗、价值观和待人接物的社会准则在内的共同的意义体系。而且越是源远流长、古老而高度发达的民族，这种共同的意义体系的内容就越丰富，在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中就越为根深蒂固。它直接作用于该社会成员的心理素质。如果说文明对应着一定社会的技术体系的话，文化则对应着该社会的价值体系。每一民族个体，从他呱呱坠地时起，就无时不浸淫在文化的深厚氛围之中。他吮吸着文化的乳汁，咿哑学着民族的语言，接受着文化灌输给他的准则和价值标准的启蒙，在这种环境中完成个人的社会化过程，成长为一名具有一定文化所赋予的态度和标准的“社会人”或“文化人”。他平时也许感受不到这种无形的力量的存在，但当他流落他乡，来到一个文化背景迥异的人群，他就会由于不能理解异族的共同意义体系——文化而举足无措，经历一场“文化的冲击”。

既然文化的影响构成个人社会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末，在制定某一民族的现代人标准，考察其形成过程时，就不能不注意到现代人的民族特点，考虑到文化的作用。对个人来说，文化是超越于个体，为整个民族或其中某一群体所共享的意义体系。不管你是否喜欢，它都照样存在，就象市场超越于个人而存在一样。所不同的是，市场是一定人群的经济联系，而文化则是一定人群的精神关系。马克思说得好，“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恩选集》，第一卷，第三六八页)这些条件也包括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定的文化传统。现代化并不是要割断历史，去发动一场社会“灾变”，它必须在“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和文化的条件下来缔造新的文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所面临的任务是怎样利用本国现有的一切资源和条件实现现代化发展，而在这些条件中，传统的文化既是一种因袭的重负，又是一种可资利用的——如果我们正确的对待它的话——精神财富。在民族文化中，既有与现代化不相容的各种糟粕，也包含着一个民族在长期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卓越智慧。因此，如何利用我们本民族的固有文化，从中生长出一种与现代化的大生产相适应而又切合本国国情的组织形式，如何利用固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造就出千百万具有中国气派的现代人群体，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下大气力认真研究的问题。

现代人的形成：适应和创造

在提出现代人的概念后，《走向现代化》一书以主要篇幅考察了现代人的形成问题。依据“分析的洞察”，现代人是与现代生产有关的组织机构的产物。根据调查结果，作者证实教育、大众传播媒介等对现代人的产生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

作者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通过调查验证这样一个理论假设：现代组织机构，特别是工厂是培养现代人的学校。作者指出：对这一命题的验证和考察在西方长期受到忽略。占统治地位的看法是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这种理论用人的生理驱力与社会环境的调适作用来解释人格的形成，并且认为这种调适过程在人的儿童期即已完成，人格也随之定型，成年以后的社会经验不再对人格起作用。作者则坚持认为，儿童期形成的人格之所以稳定不变，应归因于受试者环境的恒定性；当环境发生剧烈的改变，例如当一个传统农村的农民进入工厂成为一名工人时，这必定会使其人格发生深刻的改变。作者将争论付诸实地调查的结果来判定。通过严格的抽样和统计程序，调查表明，有工厂经验的工人比起他们在老家务农的堂兄弟，其现代人的比例要高得多。而且，随着工厂经验在时间上的增加，他们的现代性分数也会有一个稳定的提高。这一结果证实了作者关于“工厂是培养现代人的学校”的假设，也有力地否定了弗洛伊德派的观点。工厂因何能促成其工人发生人格的转变呢？作者列举的诸原因可归结为两大类：一是现代生产力的性质，如工厂使用的强大动力有助于工人获得较强的效率感，生产技术和产品要求不断创新，也使得工人比较乐于接受新经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工厂的管理原则的作用。工厂是一科层化的组织，具有集中化、标准化、计划化、同步化等特点。它要求人适应这些原则而不以原则迁就人，而这些原则，正是作者用来制定现代人模式的“分析的洞察”的出发点。

学校和工厂对现代人的形成作用的证实，似乎说明“分析的洞察”的主张，即现代组织机构的原则对个人的内在化是现代人形成的一个根本途径。是否还有别的途径呢？作者并未提出其他假设。但他们的调查却发现了一些这一“范型”所不能包容的“反常现象”。首先，依据“分析的洞察”，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工厂，它作为培养现代人的学校就应越为有效，但调查结果却未能证实这一点。更出乎预料的是，某种非工厂组织的劳动形式似乎是培养现代人的更好学校。作者等曾对孟加拉国康米拉的某种合作社的农民做了调查，结果发现，合作社社员中现代人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五，他们的现代性分数比外出进入工厂的产业工人的分数还要高。康米拉的合作社是通过农业贷款的发放、农业技术指导，以及农产品市场销售等手段，按自愿原则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组织。它要求社员制订生产计划，以此作为取得贷款的条件。通过这种方式，合作社为当地农民注入了三个全新的要素：组织、资源和参与(或者按我们熟悉的说法，叫做“自主权”)。正是这三种要素，造就了比工厂工人更为优秀的现代人。调查的这些发现，以及其他一些发现，如都市生活经验与个人现代性无关、某些城市非产业工人的现代性分数也很高等，对作者的“分析的洞察”显然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思索，似乎预示着解决现代人形成问题的一个新方向，能使我们提出另外一种假说：现代人的形成与某种“自主型”的工作性质有关。

从根本上说，现代人的形成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因而与使用现代生产手段的工厂组织也有一定的关系。而社会化大生产——它的现代形式是商品生产——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的对立物，它使劳动者从小生产方式下的人对自然的无能为力状态和对封建主的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面临着更多的发展机会——也遇到更多的挑战。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它仍然是商品生产——又使劳动者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掌握了自己的命运，首先是掌握了安身立命的物质手段——生产资料。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生产管理的自主权。正是这种面向商品生产，而又具有充分自主权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制度，提供了具有开放性、效率感和企业家精神的现代人的生长环境。劳动群众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会迸发出极大的创造热情，投入各种各样的开发性事业，利用一切机会把自然资源转变为社会财富。在这种创造性的事业中，他们将不断地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丢掉形形色色的“菩萨”，代之以对科学技术的信仰，在观念上和精神状态上迅速地转变到现代化的轨道上来，成长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实干家。把正确的政策交给群众，放开他们的手脚，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来自己解放自己，教育自己，培养锻炼自己，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得出的必然结论，也是培养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现代人的一个根本途径。英克尔斯等如果具有这种人民创造历史，同样也创造现代化未来的世界观，应该是不难从他们那些“意外”的发现中提出这样一种“洞察”的。

目前，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已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广大农村正面临着从自给和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历史性转折之中，它的强大势头正冲击着商业、服务业和工业乃至上层建筑中的某些与其不相适应的部分。工业等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正在以外延式的粗放发展转变到内涵式的集约发展，转变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放眼世界，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蓬勃兴起。在这激动人心的伟大变革时代，会出现许许多多我们过去未曾遇到过的问题，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会出现无数各种各样的发展机会。抓住机会、迎接挑战，需要有远大而敏锐的眼光，需要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需要有扎扎实实的科学态度，需要有敢作敢为的魄力和勇气，需要有具备这一切品质的成千上万的现代人。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开展对现代人问题的研究，这是现代化建设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需要系统地研究现代人的特征、形成条件、与现代化的关系、民族特点、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现代人等一系列问题，制定正确的研究纲领，设计调查的方法与程序并付诸实行。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克尔斯等的工作尽管存在一些根本性的缺陷，但毕竟作出了一个尝试，而《走向现代化》一书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不乏参考价值的资料。

(根据本书及英克尔斯另一著作编译而成的《人的现代化》一书，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AlexInkelesandDavidH.Smith： Becomingmodernity，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七四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