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春风，共青团十一大的喜人信息就象这1983年的春风，从北京暖遍全国，在两亿五千万年轻的中华儿女心头吹拂。十一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共青团工作新局面的开始。全团上下，无不为之振奋；各级团干部，都在为迅速打开局面而紧急动员起来。党中央，象慈祥的长辈关怀着团的工作，关怀着肩负重任的青年一代。正由于有这深切的关怀，才有对我们严格的督促。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青年工作落后于现实生活的要求。这份考卷已经交给全团，我们团的各级组织以及每一个团员、青年对考题作了怎样的思索？1983年是改革的一年。中央号召：改革要坚决，经济要抓紧。从党的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再到十二大的召开，我们民族已经胜利地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的步伐加快了。我国人民整个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正在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在青年中引起了哪些反应？共青团的工作怎样从根本上适应当前改革的大势？各级团组织的战斗力和创造力将在回答这些问题的伟大实践中受到党和人民的检验和考核。共青团工作是一条“跨战线”的战线，三百六十行，行行有我们。各单位的情况千差万别，怎样依据全党的总部署，结合本单位的实际，选准开创共青团工作新局面的突破口是关键所在。为了深入贯彻团十一大的精神，在当前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中，帮助各级各地团组织交流经验、探讨问题，我们从本期起开辟“开创共青团工作新局面”的大家谈专栏。欢迎团内外的朋友将你们在改革中摸索、实践的体会寄给我们，以便互相启发，使这次笔谈真正收到实效。在开展“三热爱”教育中，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是个老大难问题。提起它，青年中往往有三股怨气：一怨社会主义穷，不如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水平高。二怨不正之风，感到政治上不如西方民主。三怨马列主义假、大、空，理论解释不了现实。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些班组骨干和基层团干，对这个问题是绕开走的。但是，不突破这一点，思想教育就难以深入，开创新局面也就难于落实。因此，要打掉理论上这只拦路虎，非要有敢上景阳岗的气概不行。党委十分重视我们的想法，经研究决定，党委亲自抓，团委具体干，在制定计划、培训骨干、编写教材、进行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我们组织八百多青年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大讨论。实践的结果，“老大难”到底被突破了，全厂青年思想变化很大，为开创新局面打开了突破口。

“讨论热”源于信任之火

群众性大讨论一开始，在青年中就出现了不愿参加讨论，不愿发言，不愿暴露思想的现象。有的青年讲：“讨论什么？还不是沉默、睡觉、发牢骚、走人这四部曲！”有的青年嘲弄说：“你们不就是想让我们说社会主义好吗？我给你说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就是好。”有的则认为又是搞什么“引蛇出洞”。行政科有一个青年听说让他参加讨论，借故倒休了几天。五车间一个青年把参加讨论会的同伴叫出去，说：“你千万不要把上边来的人和党支部书记驳倒了，小心以后。”我们分析青年的这种表现，意识到光靠口头上宣布“三不主义”不行，而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取得青年的信任。

用骨干带头提问题的方法发动讨论

许多车间以骨干带头提问题的方法，鼓励青年说真话。二车间有个青年，刚打过架，一听说要他参加讨论会，吓得找了车间又找团委，说：要整，干脆“单练”算了，别办班了。后来硬着头皮到会，愁眉苦脸一言不发。党支部书记老吴看到沉默半天没人说话，就说：“待业和失业有什么根本区别我弄不清楚。”团支部书记小王说：“不正之风什么时候才能克服？”青年班长张师傅说：“社会主义优越，为什么人家资本主义生活比咱们好？”骨干这么一说，会场气氛开始活跃了。那个原先不敢来的青年憋不住，冒了一句“我看社会主义好不了，照样金钱万能”。说完又有点后悔，没想到党支部书记肯定了他主动发言的积极性。青年们一看不象整人的样子，顿时会场象开了锅一样，你一句，我一句，半天就提出三十多个问题。一些没来参加讨论的青年一听这么热闹，跑来找干部恳求：“说啥也得让我来，旁听也行！”那个不敢参加讨论的青年晚上和爸爸争论中国有没有资本主义阶段，爷俩吵到十点多钟。第二天他和团干部讲：“过去我烦开会，不是睡觉就是溜号，这次讨论真叫绝，我连上厕所都不敢去，生怕少听一点，我宁可用业余时间把工作补回来也要多学几天。”有个青年带着技术考核的提纲来参加会，但很快被讨论的问题吸引住了，他说：“这几天连晚上做梦都在和别人争论。”有些青年议论时说：“我原以为大讨论就是为了堵我们的嘴，让我们唱一个调，没想到真让我们说实话，来了以后心也服了，气也顺了，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痛快的讨论会。”

用平等的态度引导讨论

由于领导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参加讨论，以诚相见，平等待人，改变过去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的方法，讨论中出现了领导和青年互相尊重、共同探讨真理的气氛。过去青年在下面对社会提点看法，领导听见了，轻的警告：“别胡说八道！”重的扣帽子：“你这思想成问题。”这次讨论不仅鼓励青年说真话，而且领导很谦逊，说我的水平也不高，咱们一块来探讨。这使青年很受感动，有的说：“象这样的讨论会我生下来就没有参加过。”“这里没有领导和群众之分，大家畅所欲言，分清是非，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有个团干部，平时青年都怕他，背地叫外号，这次讨论不仅会上和他争论，会下也不放过，三三两两地找他“抬杠”，厂里找不着，就追到他家里去争论，一会儿来一拨，把他累坏了，但他心里却很高兴。

用正面讲解和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方法深化讨论

讨论中逐渐形成了思想交锋，谁也不认输，就白天争论，晚上看书，群众性讨论促进了群众性学习。骨干再把训练时学到的理论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边讨论边辅导，青年们提高得很快，涌现出一些预想不到的积极分子。有的原来在班里是个“小折腾”，现在成了“小先生”。有的原来开会一声不响，这次讨论被大伙封为“宣传部长”。大讨论很快从会上到会下，从厂内到厂外，甚至在公共汽车上、在家里、在书信中都在争论，出现了一股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讨论热”。青年们这种高昂的政治热情也感染了老工人和干部。助剂所的老工人主动要求青年给讲课，老师傅们说：“过去对青年很反感，老想教训I他们。现在看，小青年的水平比我们高，我们也得加强学习。”有位党支部书记感慨地说：“二十多年没搞这么生动民主的讨论会了。看来不是青年麻木不仁，还是咱们的工作不够哇！”

坚定的信念由真理所铸

全厂青年热烈讨论起来之后，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难点，就是如何帮助青年在讨论中解开思想扣子，把青年追求真理的朴素愿望，变成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认识。我们采用了从基本方法入手，让基本事实说话，用基本理论分析这三把连环钥匙。

从基本方法入手

讨论一开始，大家提得最多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好为什么生产赶不上资本主义？”我们就引导青年全面地分析我国生产落后的原因是什么。大家热烈争论起来，找到四条原因：一是我们发展时间短，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起步较晚的日本也有百年左右的历史，而我们社会主义才30几年，怎么能一下子赶上他们呢？二是我们底子薄，主要是外国侵略造成的，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近百年中，外国强迫中国签定了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我们被抢得净光。仅甲午战争一次赔款，日本就勒索白银二亿三千万两，相当于日本当时每年财政收入的四倍多。三是我国人口多，解放后30年就增加人口近六亿，光这些新增人口就用了30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建设的资金当然就大大减少了。四是我们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建国以后两次大的失误也影响生产发展。可见，我国生产水平提高缓慢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相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生产仍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从50年到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3.5％，而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26年（50年～70年），平均每年才增长5.5％。衡量一个制度优越与否的根本标准，要看它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些事实一摆，青年的思想扣子也就逐渐解开了。

讨论中还有的青年说：“我看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民主。”别人问他：“你说什么叫民主？”大家七嘴八舌说起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是民主。”“让嘴痛快痛快就是民主。”青年们发觉自己也弄不清什么是民主，我们就从三个方面对青年进行引导。

一引导青年认识民主的阶级性。有的青年说：“人家资本主义，可以上街骂总统，书店里可以摆马列的书，共产党还可以参加议会，这不是很民主吗？”骨干帮他分析：“他们上街骂总统是可以的，但也不是想说什么说什么。英国有个海德公园是西方公认言论最自由的地方，但有两句话不许说，一是打倒女王政府，二是暴力革命万岁，说这两句话警察就抓你。书店里可以摆马列的书，共产党可以参加议会是事实，但这是有条件的，当共产党没有实力，没有武装，还不足以危及资产阶级统治时是可以的。六十年代印尼共产党不但被从议会赶了出去，连公开存在也不行了。”通过这些事实，我们引导青年认识了民主的阶级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用“全民民主”的口号来掩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

二引导青年认识资产阶级口头答应的民主，劳动人民实际上得不到。有的青年说：“人家实行选举面前人人平等，穷人富人都可以参加竞选；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卡特的妹妹在饭馆里吹口琴，还被法院传讯呢！”骨干就摆出事实：“选举面前人人平等是假象，法国竞选总统要交一万法朗保证金。美国竞选总统，在电视台发表竞选演说一分钟十万美金，穷人花得起吗？表面上人人可以参加，实际上是大资本家操纵，美国历届总统的后台不是这个大财团就是那个大财团，就是证明。今年美国中期选举选民投票率才36％，说明连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也不信这一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是假的，美国法律规定犯人可以保释，不管犯了什么罪包括杀人罪，都可以用重金买出来，穷人犯了罪没有钱只好蹲监狱。所以资产阶级法律的本质仍然是对穷人专政的工具，是保护有钱人利益的。”为了帮助青年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们还推荐他们读去年3月《译林》杂志登的一篇美国小说《天使的愤怒》，那上面把这些丑事揭露得淋漓尽致。

三引导青年认识民主的实质。有的青年说：“人家日本丰田公司工人可以提建议，还有奖励呢！这不是很民主吗？”骨干说：“劳动人民争取民主的实质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解放。争取平等消灭剥削是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的愿望，消灭了剥削是社会主义最大的民主，存在剥削是资本主义最大的不民主。比如咱们工人在调级评奖时可以讨论、争论，而在日本根本不存在这个矛盾，因为工资是保密的，资本家想给谁长就给谁长，一人说了算。到底谁更民主呢？几百年来资本家耍尽种种花招用民主的假象来欺骗工人，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权力。”说得大家连连点头。

让基本事实说话

讨论中不少青年提出：“资本主义国家有失业，我们有待业，这有什么不同？”我们就引导青年摆出自己所见所闻的事实，然后综合起来再去说服青年。

有的青年说：“我看人员不同。我们待业的绝大多数只是没有专长的初、高中毕业生，而他们失业的却是什么人都有。美籍专家李敦白的姐夫是个50几岁的专业人员，但有病住院以后，马上就被开除了。”

有的青年用身边的事实说：“对待待业青年和失业人员，两种制度下政府的态度不一样。我们国家为解决就业问题想尽了办法，近三年为2300万待业青年安排了工作。就拿我们化工三厂来说吧，几年来为200多名职工子女解决了就业问题，一些暂时没有转正的，收入也不少。而在资本主义失业虽有救济金，也只能给上几个月，以后就完全没有人管了。”

还有的青年从制度上找了原因：“我们有待业青年是工作失误引起经济失调造成的，只要生产发展了，人口控制了就可以解决。而资本主义工人失业是剥削制度的产物，是无法解决的。他们的失业存在了几百年，并且越来越严重；我们的待业是暂时的，现在全国有20几个城市已基本上解决了就业问题。”

这样，我们把青年自己提出来的事实综合起来一分析，大家听了就比较服气了。

我们在宣传事实时特别注意了客观性，不夸大资本主义腐朽的一面，也不掩饰我们存在的问题，而是实事求是，让青年感到真实可信。我们主要选择了身边的事实，外国人承认的事实，出国人介绍的事实。我们下发了李敦白去美国探亲回来的报告，还请厂里归侨介绍情况，放映了《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等影片，推荐了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等文学作品，并请马季同志讲了香港社会的见闻。马季用生动诙谐的语言，对香港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讽刺，讲得妙趣横生，青年们在笑声中受到了教育。以上这些做法都对解扣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用基本理论分析

我们从马列主义常识入手，着重运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三方面的基本理论引导青年解开思想扣子。有的青年问：“人家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有电冰箱、小汽车，从生活上我看不出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过去青年一问到这个问题，骨干就卡壳了，这次事先学习基本理论，他们心里有底了。首先引导青年认识，从生活的角度比较两种制度的好坏，不能只看工人有没有小汽车、电冰箱，关键看哪种制度下劳动人民能最大限度地享受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讨论中青年们按照美国公布的数字算了一笔帐，79年美国人均总产值比我们高39倍，平均工资比我们高22倍，但他们物价水平比我们高10倍，扣除同类消费品质量差异外仍比我们高六七倍，这样，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只比我们高4倍左右，工人只享受了自己劳动成果的很小一部分。美国80年公布的4口之家的最低生活线是年收入1万美元，工人的平均工资也恰好是1万美元左右。可见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改变，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是不会得到根本改变的。

通过讨论，青年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初抱着来挨整，来挑战，来看笑话等多种想法的青年心服口服地讲社会主义优越了，政治热情之高是几年来所少见的。上级团委带在手边的十几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的书，被大伙一抢而光，有的青年去书店买了成套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已有三个车间的青年自愿成立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其他车间也正在酝酿成立，还有60多名青年写了入党入团申请书。青年为开创新局面贡献力量的热情也十分高涨。储运科青年装卸工人原来干活磨磨蹭蹭，下午能完的活非泡到晚上混个加班不可，现在一下午的活两三小时就完了。有时活急，嫌吊车慢，三四百斤的大桶硬是手搬肩扛，往汽车上装。星期六下班不回家，干了一通宵把全队的休息室、办公室都粉刷了一遍。抗氧剂车间青年苦战几天，使设备焕然一新。车间主任看到青年的变化很高兴，主动提出团支部书记参加生产调度会，还要嘉奖团员、青年。

这次大讨论使青年耳目一新，一扫牢骚苦闷之气。讨论之所以受到不同层次、不同经历、不同类型青年的广泛欢迎，正是因为既抓准了当前青年共同的思想症结，又选择了他们乐于接受的不回避矛盾，用理论实实在在地剖析具体问题的方法，使青年亲身感受到马列主义的巨大威力。因此，从“讨论热”中自然而然地孕育、爆发了“学习热”。这种热情必然在改革中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