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生

学习近年来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报刊文献有感

“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各项农村政策的推行，打破了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促进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农业转化。

“要按照我国的国情，逐步实现农业的经济结构改革、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造，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

——《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

华夏大地谁主沉浮？

是农民的向背！

中国自从新石器时代革命导致出现农耕社会以来，农人心里的“投票”一直是最后决定中国大地治乱兴衰的根本力量。两千多年的封建史更加清楚地证明：得农民者则为“载舟”，失农民者则为“覆舟”。除非外因干扰，这条规律所向披靡，它自古迄今，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在华夏大地上奔腾咆哮，在炎黄子孙中发号施令。从农村包围城市而大获全胜的中国革命，到推行极左路线而遭致失败的中国式跃进，史家写来，一则满纸豪情，成为千古奇篇；一则语涩宇艰，不免使人痛心。这一正一反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关键就在于农民，一清二楚，雄辩得很。

这条规律今后还灵不灵？

只要不割断历史，不回避现实，懂得继往开来的奥秘，善于借鉴他人的得失，就会明白：它无疑还将表现一场辉煌的压轴戏。因为，我们一生下来，面临的就是这条规律大显身手的舞台，舞台既在，规律必灵，若不能把舞台转过去另换一个，就只得从它出发，把戏因势利导地演下去。世界的现代化经验证明，从农业起飞，未必不是一场好戏。中国以农立国，虽云落后，但这种落后并非绝对坏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暂时落后，焉知非幸。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成就与经验，我们自己几年来的经验与成就，就是此福此幸之所倚。农业先行，只要控御得法，也许还是一条现代化的上乘捷径。

在现代化历史上，条条道路通罗马。不过优劣互见，成果不一。比较起来，从农业起飞的国家，其现代化的成就，表现得最为坚实富足，从轻工业或重工业起飞的，就不如它根深叶茂，从矿产资源和外贸起飞的，更是等而下之，有欠周全牢靠。

现实本身也摆得很分明：今天，搞十亿多人口的现代化建设，如果不把主要心力用在八亿多农民身上，不把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放在主旋律的地位，不把他们的形象塑造在画面中心位置，而是迷信唯工业优先主义的教条和搬用封建社会的等级，那真是所谓“有眼不识泰山”了。八亿多人饿肚皮，二亿人也别想吃饱，八亿多人消极，即使二亿人积极，也会被四倍于己的老牛破车拖垮。对中国现代化持悲观论的人，除了感觉官僚主义难以清扫之外，就是担忧中国农民太多太穷，要把他们提高到现代化水平谈何容易。其实，搞活中国现代化这盘棋的眼，不在别处，就看对农民这一着棋下得如何。是包办代替、拔苗助长、违农民之心而动呢，还是尊重主动、顺应民心、因势利导呢？如果八亿多农民自己主动积极起来，用两个文明先替他们装上风火轮，这十亿多人何愁不一道向前迅跑。过去的错误就在于主次颠倒，先后失序，严重挫伤了农民这一大头的积极性。结果，忙了半天现代化的大跃进，不过是徒存空名。

二千多年来的一个巨大历史涡流的循环值得一提。

中国历代王朝，开国伊始例皆休养生息，劝农务工，以敛人心。等到政局稳定，经济向荣，就安而忘危，乐而忘忧。铺张浪费，日甚一日，贪赃枉法，比逐而增。各方竭泽而渔的灾难，四位一体敲骨吸髓的剥削，最后都转嫁到无权的农民身上。一旦局面败坏到农村“老者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时，要腐朽的官僚机构去挽狂澜于既倒，势必又使任何解救的节目，反而演变成扩大灾难的弊政。因为，为弭乱治安而增加支出，无异以重赋和抓丁进一步逼迫人数本已大为减少和勉强留在生产线上的农民也离开生产岗位加入暴乱队伍，最后只留下老弱病残支撑着农业生产的残局。还因为，一旦败局已定，文武百官莫不加紧聚敛，以为后图，更使农民苦上加苦。赈灾官员成为劫民使者，并非笑谈，而是常规。与此种腐败潮流相应，则是日益壮大的农民支援解放大军的汹涌洪流。历朝亡国之君至此局面，即使不断下诏罪己，也难扭转乾坤，只得听任“官逼民反”的大破局再次重演。

人口脱离农村流入城市，本是资本主义历史进步的法则，目前社会主义也还未改变这一趋势。但这一法则必须建立在农业生产力提高而驱逐劳动和工商各业发展而吸收劳动的基础上，才是正常的表现。倘若由于农业萎缩和农民贫困而产生弃农趋势，倘若城市本身待业者日增，而又通过各种后门，使农村户口和稀缺物资流入城市，则势必使本已不堪负担城市的农村，要去负担更加膨胀的城市。长此以往，恶性循环的结果不仅农村日敝，城市亦将日乱，影响发展速度。这种恶性循环虽与上述封建性循环不能同日而语，但对农民民心与生产也有消极影响，也是农民向背规律的表现，值得重视。

在农业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会，如果不首先发展农业，使农业先飞，农民先富，就难以摆脱上述恶性循环，最终必然降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乃至出现重大比例失调而造成停滞、倒退，甚至危机。只要恶性循环趋势一旦成型，即使再追加多少农业投资，也难以更改政治经济内部的消极机制了。

先师王亚南先生屡屡倡导，要以中国人的资格研究政治经济学，对此，过去聚讼纷纭，不明真谛何在。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以来，提出要实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何谓“中国式”，解释也莫衷一是。甚者则往往误会这是指降低标准而言。但是今天，由于党的慧眼卓识的战略决策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自觉创造，已经有可能断言，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点虽多，但一个重大特点就是表现为牢牢掌握住这条规律在一切方面的制约作用：必须使大农业装上风火轮先飞起来，让农民鼓足干劲先富起来，然后由此促进其他部门，经过一系列与此配合的长期调整，有机地展开全面的发展，通过联合专业化等途径，直至把八亿农民基本上就地引导到成为亦农、亦工、亦商、亦学、亦兵的多面发展的人，把农业地区变成农村中有城市，城市中有农村为止。这样，三大差别的缩小用不着象资本主义那样先痛苦地扩大，再来艰难地缩小，绕个大弯，多此一举；也不会象过去那样，缘木求鱼，用普遍贫困化的倒退办法来缩小。这才是表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要着，是社会主义战略上高速度的窍门。

马洪同志在《经济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七期的论文中提出：“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论点，概括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特点。笔者在一九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写的《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再版序言》中也曾认为：“扩大商品生产范围，把计划经济逐步地适当地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使国家管理生产的职能从低级领域腾出手来加强高级领域的领导职能。”就目前而论，最大容量的商品市场在哪里？最需要扩大的商品生产在哪里？当然在农村。农村是商品经济的关键性阵地。高级领域的领导职能，就是确立这条农业先飞农民先富的中国式现代化路线并据此而进行一系列调整、整顿、改革、提高的政策性领导。从农业出发，才真正是提纲挚领、推动全局的最优良方。过去任命过许多“纲”，此争彼夺，互相掣肘，结果倒霉的是农业或大农业。其实，纲只应抓在中央手里，哪个部门也没有资格充“帅”抓“纲”。有过一个时候，把农业当作基础，重要性是提高了一步，但却没有参与主导的份儿，基础也就徒有其名，因为，工业囊括了主导地位，为工业而工业，积累与基建恶性膨胀，仍然靠牺牲与缓延农业的发展来发展，不断地吃农业的亏空。后来，为了克服这种实践上的缺点，提出了“农轻重”的次序。但是，实践上并没有真正按农轻重的次序来计划与安排一切，没有遵守工业等必须首先满足发展农业需要之后才能尽量发展自己的原则，而且工业发展的定向也不明确，很少着眼于扶助农业先飞的战略需要。为山九仞，功亏一篑，雄心勃勃的历史实验壮举不得不半途而废。亏此一篑的根源何在，后文还要谈及。这里必须先把这一篑的理论地位予以确定。比“农轻重”次序论高出一筹的理论思想，不是别的，就是今天党所提出的“让农民先富起来”的战略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只能理解为让农民先富起来)，就是把农业先飞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把农业从单纯基础的地位提升到参与主导的思想。是这种让农业先飞、农民先富的思想，决不是单纯的让农业复苏的思想，而是对过去的“以农业为基础”、“工农业并举”和“农轻重次序”的理论思想的进一步的发展和完成，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富有特征性的一章的逻辑结论。

从这样的经济思想出发来看农村，农村才在我们眼前呈现为真正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但是，这种作为又有两种。

一种是官僚主义的作为，即用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臆断来代替八亿农民的思想实际和农村实际，用强迫性的穷过渡来偷换共产主义的科学概念。这种作为的结果，如所周知，是欲速不达，反而让大锅饭懒了手足，钝了脑袋，荒了庄稼，饿了肚皮。一种是人民民主的作为，即真正让农民自己当家作主，感觉自己有真正独立的人格，不必长个脑袋却不能由自己思考，有张嘴巴却不能说自己要说的话；此外，在这种作为中，还包括政府应鼓励、帮助与指导他们靠勤劳与科学致富，靠正当与合法的途径致富，靠自愿互利的原则在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水平上联合致富。这种作为，真正让农民感觉政府和干部管到点子上，可信可靠，可亲可爱；在国家和集体的指导与帮助下，他们有力可使，有责可任，有货可卖，有钱可买，有法可依，有知可求，有乐可享，有群可依。这种作为，使国家管大头，集体管中头，个人管小头，各有管头；使国家得大头，集体得中头，个人得小头，大有奔头。只要引导得法，控制有方，扶助周到，调节得宜，农民在经营致富的基础上，物质与文化生活必然蒸蒸日上，民主与法制的习惯也会日益加强。在这种作为下，理所当然地要把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战略重点移到配合农村的发展上来。只要调度得当，渠道畅通，有条不紊，农村将成为资金、技术、人才、科学、文教、卫生、娱乐、法制、环保等等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那时，日益富裕的新农村，将日益被引向农村中有城市、城市中有农村的交错生长的布局。在这种新布局里，农业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而从事其他行业的农村人口将越来越多，并且他们的工作时间将越来越短。这样的新农村或工农镇，弦歌起于广厦，机器响于田畴，既有自然的青山绿水，又有人工的繁华舒适，既有工商企业，又有各级学校，百业兴隆，交通便捷，将对旧城市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用不着动员，就会形成“奔向农村的热潮”。旧的城市与这样的新村镇交流，城市本身的生产与生活发展的速度又怎能不快起来。努力把这种良性的国内循环系统发展起来才是自力更生为主而引进为辅的科学道路。这样一来，连棘手的节育问题也会有较好的解决。

因此，前一种作为的结果是贫困与愚昧，而贫困与愚昧正是几千年传统官僚主义安身立命的根本。后一种作为的结果则是富裕与知识，而富裕与知识正是克服现代化的大敌——传统官僚主义的治本良方。对于传统官僚主义来说，前一种作为的结果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后一种作为的结果是釜底抽薪，药到病除。八亿多农民的经济民主，必然会促进政治民主，八亿多农民的富裕和接受科学，必然会加强运用民主与法制的能力，使民主获得科学化，科学获得民主化，相得而益彰；而这反过来又将进一步释放蕴藏在农民身上的巨大积极性。可以这样说，在农业人口居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以牺牲农业来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必然不利于克服封建官僚主义的传统，从而也就难以解决整个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问题，特别是农业问题。反之，则既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又有利于顺利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一箭双雕，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不把今天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历史转折意义提高到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只看到眼前出现的这一点儿“富”，就富论富，这就在实际上等于无视几千年历史的总教训，看不到我们中华民族大地上正在升起的伟大而又深刻的历史变革运动。前述理论进化上功亏一篑的根源和实践上欲速不达的挫折的主因，说到底，就是由于不认识中国官僚主义运动规律的奥秘！不懂得只有充分利用农民向背规律才能促使这条官僚主义运动规律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辩证法。

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命运问题可以附带说几句话。什么时候，农业起飞了，中国知识分子才能真正受到更多的重视和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归根结柢，是与农村的荣枯连在一起的。在实行“知识流放”的年代里，知识分子与农村的结合不过是一个闹剧里的悲剧。那时，知识遇到的是用不起知识的贫困的农村，农村遇到的是帮不了农村的无权的知识。现在才是知识分子与农民自愿彻底结合的开端。民主革命时期，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第一次结合，主要是政治的结合，但已胜利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再次结合，是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科学的全面结合，是知识与富裕的结合，是知识与民主的结合，它定将在更高更大的程度上胜利地开创出现代化的新局面。中国知识分子尽管自身清苦，但最拥护劳动农民先富起来和首先获得经济民主。因为，八亿农民获得富裕与民主，知识才大有用武之地。我奉劝有志知青，少向钱看，多向知看，钱有用完之日，知无穷尽之时。我也认为提高知识分子工资福利待遇依靠国库拨款解决问题的做法，也是囿于传统观念的做法，目前可能极小，而且阻力极大，绝非治本良方。治本之道，在于实行我国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经济化，即加速科学知识变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特别是要为知识分子的真才实学与发展新农村的巨大需要沟通渠道。而国库拨款则主要应该用在发展学校、图书馆、出版业和情报网等基本设施上。

总之，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起点和根本希望，首先在农村，就在农业先飞、农民先富的新战略方针上。农业生产责任制就是它最初的曙光，这是东方前所未有的曙光。如果说，新中国正在描绘一条欲飞的巨龙，那么八亿多农民开始起飞的新的长征，就是它的画龙点睛之作。这是龙的规律最后一次胜利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永远扬弃这条封建规律的运动形态的开始。

实践已经跑到前面去了，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界多么迫切地需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便填补理论与实践方向之间巨大的差距和无数的空白。愿东方的曙光给理论工作者以勇气和启示吧！

一九八三年五月四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