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　德

有一种流行说法，即“中国人办事从来是拖拉惯了的”。似乎我们工作中那种不讲效率的作风，是祖传老病。其实素以勤劳勇敢著称的中华民族，从来是讲究效率的。古代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从事工具的改进，科学的发明，以提高劳动效率的故事，数不胜数。这里略举数例，聊以佐证: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晋文公时，晋国专设宾馆，以待来宾，“隶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属各展其物，公不留宾，而亦无废事。”有关人员各司其职，宾来则见，不使宾无故滞留，办事迅速，宾主皆不致有废事。

《晋书·王猛传》说，王猛主持政事，官署办事效能很高，“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他的部下麻思，住在函谷关以西地区，有一次，因其母死，要请假回冀州，王猛批准他立刻动身，当天晚上签发了有关通知，麻思刚到函谷关，沿途郡县都已经接到了王猛的关符了。史书还说:“其令行禁止，事无滞留，皆此类也。”宋朝的苏轼也曾在《决壅蔽》一文中赞赏过这件事。

宋人洪迈在《汉唐置邮》里记载:汉朝大将赵充国在金城(今兰州)驻防时，给皇帝写了一道奏章。从金城到首都长安，往返路程近三千里。而赵充国从发出奏章到接到皇帝的批复，前后只用了七天时间。在封建社会皇帝老爷深居简出的情况下，批文来得这样快，可见效率之高。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朝诗人杜牧的这两句诗，说的是居住在长安的杨贵妃，经常能够吃到鲜荔枝这件事。荔枝是娇嫩货，停放时间稍久，就变色变味。从产荔枝的岭南到长安，路途三千余里，要使送到长安的荔枝保持新鲜，就得在几天之内送到。杨贵妃不顾此中重重困难，以吃新鲜荔枝为乐事，固然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淫逸。但是，单就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荔枝送到长安还是新鲜的这一点来说，不能不说办事效率是高的。其所以能做到这一步，与我国早就创造了递送公文、信件、物资的驿站制度，是有密切关系的。这可说明，不断建立和完善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那些制度，对提高办事效率，十分有效。

宋朝王安石，也是办事很讲究效率的。他在出任参知政事前不久提出“修其水土之利”，以促进农业生产。上任后的第二年四月，就派人考察各地农田水利情况，当年冬天就颁布了《农田水利法》。

与此相反，办事效率不高的人和事，则是要受到指责的。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九年，听刑部主事茹太素的上言书，听到6370字，还没听到具体意见，便下令把茹太素打了一顿，并就此事号令全国:“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之”。此后，上书言事者都不敢繁文，效率大大提高。

封建官吏重视办事效率，与我们强调提高工作和劳动效率，是不能同日而语的。问题是古人都能在这方面作出成效，我们为什么不能作得更好一些呢?

(摘自《新湘评论》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