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黎曙

两年前，我曾采访并报道过岳安林的事迹，这次旧地重游，关于他的种种议论就直往我耳朵里灌:

“岳安林是个老典型喽，省地县三级劳模，领导上很重视，很支持。”

“岳安林嘛，傲得很哩!和干部们闹得很僵。”

“一个自学成才的畜牧师，做出那么多成绩，不容易啊!”

“有啥了不起!这两年大王猪场的经济效益不行了，下降了。”

“人怕出名猪怕壮”

党的十二大带来一个金色的秋天。在满目秋色中我又来到大王猪场。

两年前的那个夏天我第一次来采访时，这里还只是个单一经营生猪生产的小型集体猪场，而今已成为地区科委的试验点，一个科研生产一体化的综合养殖场了，担负瘦肉型猪的选育、鸡的配合饲料和饲养管理，以及蚯蚓高产养殖三个科研项目。

穿过鸡群活动场往西，在一排权作鸡舍的旧房尽头，是化验室——场长岳安林办公和读书的老地方。我推门进去，他正一头扎在书堆里。

“哈哈，你倒清闲啊!”我笑着说。

他站起来:“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我们搞利润包干，规定每人每年上缴多少利润，不足自己补，超额全归个人。我只管下达指令就行了，生产手段由大家定。大家责任心强了，我也就解放了。”

他告诉我，科委给他们的任务是，三年内除完成三个科研项目外，每年上缴利润一万元。为此，他搞了一些相应的改革，经营管理、政治技术学习考核、生产报告、科研报告、防疫、财务等等，都有制度。

“当然，”他说，“说到管理嘛，我还不在行，要说成绩还‘八字没见一撇。所以，你看……”

在那张兼作办公桌的实验台上，堆满各种信件、材料，还有许多讲管理的书:《有效的管理者》、《独占鳌头的日本》、《西德农业》、《丰田的秘密》、《农场经济管理学》……

然而，就是这些书，却给他带来不少麻烦。他告诉我，有一次一位作家也是刚到忻县时就被告知说，“岳安林把‘资本主义那一套全搬来了。”作家来到猪场，提出许多疑问。岳安林说，“你有时间吗?”“有。”“那就多住几天看看吧。”作家住了三天，临走时说:“好啦，下次体验生活就到你这里!”

除了和他谈，我还和猪场职工以及一些大队干部接触，各方面的反映不管好话赖话，都得听听。

“利润指标定得可不低。”

“不过多数人的收入估计比往年高，听说有人能拿一两千块钱哩!”

“我们场长有真本事，我们服他。”

“他这样的劳模我可当不起，图了个啥?看看他那个家吧!”

“他这个人别的方面没说的，就是太别调了，和人处不来。”

“人家现在气粗了，劳模嘛!”

改革者的气魄

三年前，我党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国掀起一场改革的浪潮。如果说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岳安林经历了七灾八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社会求得做人的资格，那么现在他有资格向社会奉献了；该怎样重新衡量生命的价值?

他首先想到自己是个喂猪的。我国养猪数量居世界之首，但我们养六头猪才能顶日本一头猪的产肉量；我们的猪肉打不进国际市场，喂猪的人，心里不是滋味啊!面对现实，怎么办?

报载:某人毛遂自荐担任厂长，大搞企业整顿；

报载:某人励精图治，扭转企业亏损；

报载:……

在大王大队猪场当技术员的“眼镜农民”再也坐不住了。吃完大年饺子，“登登登”跑到县里，“咚咚咚”，在县劳模会上放了炮——力排众议:

“我来搞，保证扭亏增盈!”

县委书记郭伦清癯的脸上顿时泛出红光:有把握吗?有。需要什么?权。好!拿方案来!

第一步棋——掌权

方案拿出来以后，县委书记立即拍板，并要求公社支持。

岂不知“县官不如现管”，这个方案一回到猪场就被搁置了一月之久。

猪场老场长属于农村那种硬干部，除了干活，他好象没有别的兴趣，也不允许别人有别的兴趣。

本来岳安林是寄希望于老场长的，但他失望了，他明显地觉察到“外行领导内行”已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时间不等人，再拖下去，方案就会彻底告吹。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可走了——“赤膊上阵”!

在烟雾弥漫的会场上，他倏然而起:本人自荐，担任猪场场长，保证今年扭亏增盈，上缴利润3700元，如若完不成，本人负全部经济责任。甘立此“军令状”!

大队党支部为之一惊，接连开会三次，最后还是否决了。

最后，岳安林向公社汇报，党委书记王金龙、主任武玉林当即表示支持，并亲往大王村，问题才得以解决。

第二步棋一一精兵简政

岳场长走马上任。他分析了猪场存在的诸项问题，认为调整劳力结构是当务之急。在全场12个人中，老弱病残、照顾对象和混工分的就占到一半，这种十羊九牧现象的普遍存在，已构成导致我们社会工作效率低下的突出原因。

但是岳安林很清楚，改变这种状况是要犯忌讳的。人事问题牵扯到社会十分敏感的神经，弄不好要捅乱子，弄好了也要得罪人。

干不干?干!哪怕明天赶我下台，今天也要干。不干，怎么改革?怕犯忌讳，叫什么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怎么打开局面?至于说怕得罪人，那无非是怕丢掉个人的什么。我怕什么?大不了再当我的饲养员。二十年都过来了，现在还怕什么!

干，要干就干狠点!反正“背着抱着一般沉”。于是上任第一天，一个出乎人们预料的决定宣布了:

本场长决定，裁减六人，名单如下:原任场长、副场长、支书母亲、主任本家……

第一个震惊的是老场长。他万万没想到岳安林一上台就稀里哗啦地开了一付泻药，更没想到首先把他“泻”掉了。他自以为还是有恩于岳安林的，在岳安林最倒霉的时候是他冒险充当了保护神，而且假如没有他从中斡旋，岳安林的老婆李翠先说什么也不会捞到饲养员这桩美差……

可是现在——“唉，门神老了，不捉鬼了……”老场长把铺盖一卷，一瘸一拐地走出猪场大门。岳安林追出来，急忙解释:“老场长，你该理解我。哪怕明年我接你来养老哩，今年责任重大，我怕你受不了……”

老场长毕竟是个老党员了，虽然不高兴，却还有点涵养，没有发作。但是，别的人却炸了窝。

岳安林，你小子“过河拆桥”哇!

何止过河拆桥，还六亲不认呢!

支书和他沾点亲，又是他两个内弟的朋友。支书母亲刚被裁减，两个内弟就说情来了。“姐夫，你这念书人好不懂人情世理，你让我们在村里咋做人?”“姐夫，凡事别把路走绝。你以后还求不求人家?可得知道好歹呀!”

岳安林压着火，委委婉婉地顶回去了:“你们要是为姐夫好，就别给姐夫出难题了!”

第三步棋一一约法三章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大刀阔斧那么一砍，不仅被砍掉的不高兴，就是有幸留下的也满有意见。事情明摆着，过去12个人一年的工作量，现在6个人7个月就得完成，而且新场长和大队签订的合同各项指标都比往年高得多。这将意味着什么，谁都清楚。

岳安林预感到一种潜伏的危机。他们6个人现在如同挤在一条小船上，周围是一片传统偏见和习惯经营的汪洋大海，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吞没。退无退路，怎么办?唯有向前，背水一战；唯有同舟共济才是出路!

他在“就职演说”中约法三章:

一，本场长绝不脱离生产；二，本场长担最重的担子，拿全场最低报酬；三，一切行动听本场长指挥!

但是，唱高调吼不破嗓子，你场长得拿出一套来!就说眼前吧:过去一人管一排圈还挺费劲，现在增加一倍，还要管好。咋管?

岳安林那二十年到底没白学，翻开《统筹学》，“刷刷刷”，画了一张饲养流程统筹图:这是旧流程，如何如何；这是新流程，如此如此……这一改，就省下7小时。不信?本场长示范7天，一个人管三排圈，你们看看，能干就照着干，不能干就请便!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过，大家说，服啦，会啦，干吧!

就这样，“小船”起锚了，虽然风急浪高，却分明有一座灯塔引航，那就是三中全会精神。

岳安林和全体饲养员起早贪黑地干到年底，一结算，好家伙!实际上缴利润11592.70元，比规定数额超出213%!

干部们乐了，社员也乐了!

但是，有言道，“乐极生悲”。一看合同书上写的明白:纯收入超过3700元，每超100元，奖工15个；每差100元，罚工10个:现在超过7892.70元，应该奖工1184个，合一千元哩!眼睁睁看着大把的票子就要流进人家腰包里了，哪个不眼热?而且一个女娃娃都能拿到七百多，不仅比队上的强劳力还高，而且在猪场也首屈一指——哪能挣那么多?——哎呀呀，这不公平，这不合理，这有问题，这……

围绕合同的最后兑现，岳安林据理力争，官司一直打到公社，拖了好久才解决。这一年，他自己的投工和奖励工分本来是全场最高的，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只要了最低工分，其余全部奖给其他同志。

改革中的马鞍形曲线

“有人说你并没有养那么多猪，怕露馅，不敢让人进去参观。”

“噢，”他不屑地说，“我早就听说了。还是让事实说话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找到几个数字:“这可是上头来人核对过的，从大队帐上查出来的，要说虚报也没我的事!”

这是1979年到1981年的生产数字。1979年，售肥猪104头，总活重19208.84斤，产值20984.20元，利润11592.70元；1980年，售肥猪227头，总活重41177.83斤，产值30788.44元，利润15016.95元；1981年，售肥猪178头，总活重30811.81斤，产值31767.59元，利润17149.36元。

我说:“产值和利润不是年年增么?怎么还有人说你下降了?”

他笑了笑:“细看就有问题了。”他在纸上算了算，说:“你看，从纯利润中减去出售仔猪的部分，剩下就是出售肥猪的获利。1979年平均每百斤活重获利润49.63元，而到1980年下降为30.77元，1981年有所回升，也只达到48.68元。这说明我们经济效益还不高，但绝不是下降了，而是个马鞍形。”

“什么原因?”

“主要是没有掌握市场动向，盲目生产。1980年定合同，我们和大队原定养肉猪250头。我吃不准，到城里打听行情。某局长说，‘养吧，养下猪还愁卖不了?有问题我们想办法!尽管这样，我还是打了23头猪的埋伏。结果到年底，有八十多头猪卖不掉，食品公司涨库了，不收购。我去找局长，人家也没办法。我们自作自受呗!八十多头猪都宰了，一斤肉卖六角钱，这下将近五千元没有了!第二年我学精了，只养了178头肉猪。但是搞市场预测我毕竟是个外行，我们猪场又没这样的专门人才。我们又失算了，剩下六十多头猪又宰掉，一斤五角钱，又是三千多块钱的损失哪!”

我在城里光知道买肉难，买好肉更难。每天清早，副食品商场门口挤满人，一开门就拼命往里冲，眼睁睁看着售货员的刀子一偏，把一块一看就腻的大肥肉往秤盘上一扔。爱买不买，就这肉!买一斤肉得生半天气!可是农民手里有的是猪，却卖不出去，一大早挤在收购站门口等；岳安林那里有的是瘦肉型猪——美国优种拉德瑞斯和本地猪的杂交后代，本来喂到150斤肉质最佳，也最合算，可是非让养到200斤才收购。这两个挤满人的大门什么时候才能沟通呢?

他把小本子收起来说:“现在我最头疼的就是销路问题。我们是有劲不敢使啊!这矛盾复杂哩。光靠我们当然解决不了。我们只能是不怨天不怨地，就怨自己没人才。如果我们猪场有搞企业经济核算的行家，有各方面的专门技术人才，不就主动多了，所以我想啦，我需要人，需要搞智力开发，需要改变本场职工的知识结构。”

招工风波

“于是，今年3月上级批准我们从社会招工，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招了9个，其中高中毕业生就有7人。有了人，搞智力开发就有基础了。派出去学习嘛，在这方面我舍得花钱，要去就去搞得好的地方，到上海，到广州，到内蒙，学绝招，‘一招鲜，什么做香肠，做火腿，做熏鸡，什么鉴定雏鸡性别；小鸡出了壳，看看脚印，翻翻肛门，就知道是雄是雌，八九不离十。还把行家请来，教鸡的人工孵化，带我们的会计。再就是办夜校，政治、外语、专业都学，我当教师；水平不高，要求却挺严。一年小考一次、中考一次。”

“这本来是件好事嘛，谁知又惹麻烦了。别看我们离县城老远，还挺吃香哩。这次招工一下子就有一百多人报名，有些城镇青年也报了。还有好多人来走我的后门。我们平时办事少不了求人家，现在人家求到我头上了，肯不肯帮这个忙?假如不肯，人家也给你来个‘公事公办，你就是有苦难言。这事该怎么处理?我说，请原谅，考试合格的我才要；不合格，我也没办法。县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副主任向我打听，他有个亲戚，能不能到猪场来，我也是这么说的。这个后门一开，就关不住了，我受得了?”

“我内弟媳妇想挤进来，我也顶了嘛。我说不能任人唯亲。有人问，你老婆不是也在猪场?是不是任人唯亲?我说，只要你比她能干，我就把她打发回家，请你来。不管是谁，只要他能干，我就要。”

“我们那个开拖拉机的小青年叫王建德，就是这次招来的。刚开始他报了名，村里人都说‘十八架算盘合到一起也拨拉不到建德身上。为什么?因为他父亲整过我。可是我偏偏要了他。他的开车技术在周围几个村都有名，我不用他，用谁?”

白发“征讨”生命紧迫

两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这位“眼镜农民”时，只是在他的鬓角上发现过几根寥落的白发，时隔两度春秋，白发们显然进行了成功的“征讨”，地盘异乎寻常地扩大了。刚刚三十九岁的人，头发就已花白。……

今晚我就住在他家，岳安林抓起手电筒送我回家。

他“沙沙”的踏着落叶，常常把我丢在身后。他总是这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匆匆地走路，匆匆地吃饭，匆匆地睡觉，好象上了电影的快镜头。

我紧走几步赶上去:“你急什么!”

他捋捋头发说:“你看……我现在只能争取时间多做工作。我最怕的是浪费时间，消耗生命，可惜又不能不拿出许多精力来对付那些事……”

拐进一条黑幽幽的小胡同，我们到家了。一爿破烂的柴门，已经完全失去了防范的意义；大王村百十来户人家，恐怕再也找不出这么荒败的院落了。

我们一直聊到深夜。该睡了。他用一只简直可以称之为“喷壶”的缸子给我舀来洗脸水。

“这篇文章真难写!”我洗完脸，躺在炕上说。

“有啥难的?实事求是嘛!”

“我怕给你帮倒忙呀，怕你孤立了呀!”

“我看不至于吧。我有两大靠山哩!全场职工支持我，各级党委支持我，科委的领导和同志们理解我，给我撑腰，也不断地敲打我，帮我克服缺点。科委录用我是破格的，按大学本科毕业生待遇发给我工资也是破格的，我被评为畜牧师更是破格的。我这个没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人能当上畜牧师，我该感谢谁?过去有句话叫作‘士为知己者死，知我者，党!”

“即使退一步说，我真的捅了什么乱子，还有退路哩!”

“什么退路?”

“大不了回来再当我的农民呗!我拿到畜牧师证书，就丢进抽屉里锁起来了，我不想把它当包袱背着。有一回我问我爱人，如果哪一天我‘解甲归农了，你怕不怕?她说，怕啥?咱原先就是农民嘛!”

(摘自《山西青年》1983年第1期)

(插图:杨春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