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

我一生所写的好几种书，都不是预先拟定了一个题目然后着手撰述的，而是将积累已久的素材，加以区处条理，使成为有系统、有义例的专著的。象二百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不用说，是由我积四十多年的功力而后写定长书；即如《清人文集别录》二十四卷，《清人笔记条辩》十卷，也是根据我多年读清人文集、笔记时所积累的心得记录，加以整理而成。其他象解放前出版的《广校雠略》一书，完稿时我刚三十二岁，其时见书不广，学识未充，却敢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评定古今学术的高下，写成一百篇论文，无异于是我三十岁以前的治学小结，也不是一下子可以拼凑出来的。四十岁以后出版的《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原名《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诸种，也不外根据我多年研究古代史籍时所写笔记，去粗取精，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编述而成的本子。从这些具体事实，足以说明一个“积”字，在我治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为重大。假若没有几十年时间的积累，想要提出研究成果，也是不可能的。我一生治学，没有急于求成的思想，总是从容不迫，埋头苦干；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等到积之既久，果然水到渠成。古人所云:“欲速则不达”，真是千古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