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当系主任庄重地把深红缎面烫金的“高等学校毕业文凭”递给我的一瞬间，我清醒地意识到：人生一个重要阶段结束了。

结束了。再不会在每扇窗都流泻着火的教室里面对考卷汗流浃背地沉吟了；再不会天刚蒙蒙亮就一边诅咒打断梦境的广播，一边翻身披衣冲进早操行列了；再不会用讲义作掩护，在课堂上偷看与老师讲的内容毫无关系的社会学、心理学书籍了……也再没有了面红耳赤的学术辩论和火气很足的油印论文，没有了食堂窗口前的谐谑和舞会上的陶醉，没有了樱花丛中单纯得象一首小诗的晨读和图书馆里复杂得象一场戏剧的顾盼……

一切仅仅凝成这一行不带感情色彩的文字：“……各门学科合格，准予毕业。”

一切？不！四年时光，不是更给了我充实得多的心灵与头脑，开阔得多的视野与胸襟？不是更给了我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哦，今天，我不能只亲切地怀念那青春的黄金时代。我更愿面对还在大学学习的朋友们，冷静地反思那一段灵魂探求的历程。

1977年初冬：命运的颠簸

我之所以考大学，与其说是追求，不如说是逃避。

我的经历很平常，不象一些小说中真实地塑造的，青年人那样坎坷。虽然我的父亲被斗过，家被抄过，我背着不明不白的家庭包袱下放过，但在同龄人中，我确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可是我想逃避社会了。“四人帮”粉碎前后，我当了几年宣传干事。在那些年月，那些象光一样具有波粒二重性、又确定又不确定的政治概念使我头晕目眩；那从每一页《红旗》杂志的夹缝里抖落信息、窥探动向的工作使我心力交瘁。我感到我掉进变幻不定的社会力量的狂涛之中，就象在“文革”中一次批斗会散场时一样——人群疯狂地涌向出口，把我席卷而去。我唯一的念头就是：随着人跑，别倒下！一倒下就没命了，无数双皮鞋、布鞋会从我身上踏过去，踏过去（他们何尝想踏哪个倒下的人？不也是怕自己倒下嘛！）。我害怕这个对每个人都严厉地板着脸的社会，我越来越感到它神秘、疏远和满怀敌意。我幻想能逃到一块净土，那里我能表明我是一粒种籽而并非一颗沙砾，能安心地伸展须根，绽开嫩芽；我不会卷进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漩涡，我是自己的完全主宰，可以任意地设计和熔铸自己，尽情地享受人本来应该拥有的权利……

中央关于恢复高考制度的决定似乎就给我展现了这样一片净土。我一秒钟也没有犹疑：报名！

1979年仲秋：生活的校正

录取书到手了，学生证到手了。四面八方对考进大学的“天之骄子”腾起一片颂扬之声，我也不禁把自己看成逆境中独立奋斗、自学成才的“准栋梁”了。既然是“栋梁”而非砖瓦，平凡的小事当然不屑为。

但是，恼人的问号一个也不见减少，生活曾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折磨过我，眼下又以静止凝滞来折磨我了。那时，拨乱反正还刚开始，教育改革还茫无头绪。人才是什么，人才干什么，并不太清楚。学习好象就是听课时一字不漏地录音，考试时一字不差地放音！只要我规规矩矩地背下去，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在成绩单的每一栏内得到一个“优”。似乎今后也可以安安稳稳地皓首穷经，远离现实。可是——这就是拼搏的目标，人生的真谛？人到底应追求什么？是孜孜营求从“亏待”过我的社会得到尽可能多的补偿？

幸运的是我赶上了思想解放运动。我丢开了那些只需要简单记忆的玩艺儿。对那些考试我“偷巧”了，对生活我却更严肃了。我把视线投向更丰富的生活，利用暑假到武钢、到丹江水电站、到第二汽车厂去观察和体验，也常常注视着就在教室外绑扎钢筋、浇灌预制板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从普普通通的建设者对待生活、对待社会的态度中受到启迪。我又回过头来重新捧起经典著作，聆听一百年前睿智的预言；我也捧起过去被视为“异端”的书一害怕与谬误接触的人不可能真正追求真理。尽管这些书内容光怪陆离，语言也艰深干涩，但是在一股陈腐的气息中不时还有真知灼见在闪烁。

慢慢的，我从混沌迷茫的思绪中理出了一条中心线索，这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我觉得摆正这个关系是澄清一系列糊涂观点的基础。

我从三方面展开我的思路。

其一，从人的才能的形成与发挥看，决不能离开一定时期的社会条件。一个人，即便是天才，他解决的问题一定是摆上社会议事日程的问题，他解决这个间题也决非靠他孤零零一个人的天赋，肯定离不开其他社会成员的努力。我能上大学，固然是由于我苦读了无数不眠之夜，但是如果没有七六年十月六日我们党与国家历史性的胜利，这无数不眠之夜又怎么可能换来跨进大学校门的一个早晨？更不用说社会为培养一个大学生花费了多少金钱，这些金钱又是多少劳动者的心血与热汗！解甲归田的老红军方和明有一次干活劳累过度晕倒了，被人救醒后说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他说：当年我们一同参军的一共是七十二人，七十一人都牺牲了，剩下我一人活到了胜利。我是代表他们在干哪！我想到许许多多高考未录取的青年和更多的没有能参加高考的青年，他们和我们同是一场浩劫的受害者，却不可挽回地失去了求学的机会，但他们埋下身子在各个岗位上辛勤地劳动，供养着我们这些大学生，我不也应该代表他们、为了他们拼命攀登！？

其二，从人的奋斗目标看，应该是为了使社会变得更好更和谐，这就要求每个大学生不做专业的奴隶甚至机器。专业知识不是自缚的茧壳，而是为他人、为社会造福的清渠。如果成才就意味着每个人把自己一生都封闭在一个自私而狭小的天地里，那还要成才干什么？这哪里是完整的人？优秀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在为人类征服自然的美好前景工作时，并不拒绝承担现实的社会责任，用自己的方式与人们交流思想情感，推动着建立人与人之间更合理更密切的关系。我们这一时代的大学生，更没有理由蜷缩进孜孜以求一己之私的象牙之塔。

其三，就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看，权利的必要性与义务的必然性总是不可分离的。每个人应该享有全面的权利，也应该全面地履行义务。过去我们常常埋怨许多权利并没有能真正享有，觉得社会欠了我们的帐，我们吃了亏。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的权利确实还残缺不全。但是我们对自己的义务不也模糊不清或者没有尽到么？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我们不也欠了社会的帐么？而且应该说这更重要：在评价一个人的高下时，毕竟主要不是看他从社会得到了什么，而是看他为社会创造了什么！

1982年初春：历史的选择

我的思想发展过程似乎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画了一个螺旋形。我重新对社会现实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以更大的激情投入了社会工作。社会在我看来依然还有几分不可捉摸。但我已经懂得要克服异化，不能使自己逃避于社会之外或凌驾于社会之上，而只能从一定的历史条件出发，与人民一齐努力奋斗。

一些同学爱引证存在主义的一个著名观点：人可以无条件地、绝对地选择自己的本质、自己的未来。他们这种想法不无积极作用，但却包含着引向歧路的因素。如果换成下列命题就准确了：是社会历史在选择人去实现一定的任务，人的自由只是体现在他将如何回答历史的选择！

我们这一代人确实受过不公正的对待。历史十分吝啬地克扣了许多应该给我们的东西。但历史非常慷慨地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显示我们无愧于人的尊严，能够在亿万人民振兴中华的共同实践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我们当然必须经受这重大的考验，完成历史选择我们去完成的使命。我们的目光不能被那些并不一定标志实际水平的分数遮挡，我们也不能再停留于躺在学生宿舍的上下铺上为祖国设计一些笔直又笔直、唯其笔直才不现实的前进道路。我们要把胸脯贴紧大地，使心跳应合着人民挺进的步伐！

呵，年轻的大学生呵，从你跨入高等院校门槛的第一天起，你就应该这样扪心自问：我准备向养育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奉献些什么？（作者系武汉大学1981届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