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

刘梦溪同志把他的《红楼梦》论文结集成书，嘱我作序。我对梦溪同志研究《红楼梦》的情况是了解的，他的论文，大部分我也在发表前或发表时看过，要我写序，似乎没有理由可以躲懒。

大约应该回忆到二十年前的时候了，那时他在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学习，经常来看我，谈论一些学术问题。他与当时的其他同学有一些不同，整天钻书本，看电影、逛公园都没有他的份，有些会议也躲着不去参加。于是颇有点对他的责难之词，什么“白专道路”之类，传到我的耳朵里，曾为之分辩；而梦溪同志，则不顾此种物议，继续专注地走他的路。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他用功钻研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他一个时期集中攻读《马恩全集》，曾给我看过他的大量笔记和卡片，当时他主要是在钻研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思想，后来把这些成果整理成文了。一九六二年左右我在写关于道德问题的文章，他也很感兴趣，并多次交谈过。我记得起来的另外一方面的情况，是他对文学史和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我对司马迁、杜甫是有特殊的偏爱的，他对此也有同好。我当时买到的四川成都杜甫草堂编的《杜甫年谱》，他首先拿去认真读了，对照几种不同的版本，按编年读完了全部杜诗。还有我们曾多次谈论过《诗经》、屈原、汉魏乐府等等，记得他对《诗经》和汉魏乐府曾写过文章。以上这些，对他后来的治学，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治学之道，最难得的是甘于寂寞，甘于清苦。我曾说“艰难长途苦犹乐”，要从治学的艰难困苦中找到乐趣，要肯于和勇于作艰难的长途跋涉，这是很不容易的。我认识到天底下的学问，都是从苦中来的，不吃苦，不能突破吃苦这一关，是不可能获得成绩的。二十年，在我们的一生中不算太长，但也不算太短，至少可以说它占去了一个人的生命的四分之一的时间罢！何况这二十年的后十年是在“劫火猛烈”中度过的，而梦溪同志居然对于治学，对于某一门学问的兴趣，钻研和探索的精神和勇气毫不动摇，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啊！梦溪同志这部三十多万字的论著所以能够结集出版，正是他对治学的坚持精神的结果。

治学还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离开实事求是愈远，则离开科学真理愈远。这倒不是说“实事”就等于真理，但真理必须从实事求是中得来。因此就要求一个学术工作者，一个笃实的求是者，一个以科学真理为追求目标的人，必须要全面地、确切地掌握有关的资料，对资料作认真的鉴别工作，作“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作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对于一个客观事物的认识，决不是一次即可完成的，要使自己的认识接近于客观真理，往往需要多次的实践，多次的反复，也即是说其中会包含着多次的失败。认识上的失败常常是由于不了解研究对象的全般，结果看错了事，说错了话。这在学术研究上是不可避免的，在文艺创作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本无足怪。那末，可不可以因此而不去掌握大量资料，不去对资料作考证鉴别工作呢？可不可以因此而不作调查研究呢？答曰：不可以。如果不掌握大量资料而加以精鉴，我们的错误会更多。我们要使自己的研究结论确实反映客观实际，符合客观实际，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认真作调查研究，认真作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订工作，这是科学真理的基石。梦溪同志在他的治学历程中，是颇为重视这一点的，这样就使得他的不少文章，具有明显的求实精神。

梦溪同志的年龄并不大，今年刚过四十岁，这证明我们的中年和青年一辈中，蕴蓄着大量的人才，我们应该鼓励和帮助青年和中年的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文风，勇于著书立说，勇于论辩，切不要让人材老去，切不要等他们的头发白了，才让他们去做青年和中年时期就应该做的事。“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几句话，现在还是有意义的。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六日夜二时草于京华瓜饭楼

(《红楼梦新论》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原序较长，本刊作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