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兆奇

重读《古史辨》仍然使人们感受到热烈的挑战精神

五四以后，顾颉刚先生等史家为探索古史做了不少工作，表现为《古史辨》的结集。这种工作应当说和五四运动同源，是五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顾颉刚先生等古史学者当时敢于向传统挑战，具有“违抗了世人公认的思想”的胆略。例如，自古以来，人们世世代代都受着“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定型教育，顾颉刚先生通过研究发现：这种“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这些主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强烈震动，用顾颉刚先生的话说，“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也成了那班封建卫道士的众矢之的。国民党理论权威戴季陶说：“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即使在学人当中，也遭到很多人反对。

在二三十年代，通过以顾颉刚先生为主的许多史家的努力，在古史的研究上有一定功绩，尔后的研究成就与此不无关联。以往有人把二、三十年代史学界分为泥古，疑古、释古三派，并有人把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称作是“用资产阶级方法论作指导进行古史研究的唯心主义史学派别”。这种不作具体分析的作法看来并不公正。不论如何，“疑古派”在史学史上应自有其地位。顾颉刚先生说：“我的意思，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不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从何而来的呢？这只是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这说法也是可以成立的。

当时有关古史真伪的考辨，集大成于《古史辨》中，它反映了订正我国古史(包括古事和古书)所取得成就的全貌。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一年，《古史辨》共出版七册，包罗了三百五十篇文章，三百二十五万余字。因为该书出版距今年代已久，要找齐七册已十分困难，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了满足读者所需，将全书影印，另外根据顾颉刚先生的遗愿，增编专收考证古代地理文章的《古史辨》第八册。现已出版行世的《古史辨》一、二两册，第一册是顾颉刚同胡适、钱玄同、刘藜等讨论古史的函文，以“禹”为讨论中心，兼及历代辨伪运动，另有顾颉刚先生六万言的《古史辨自序》及这次重印新收入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第二册是继承第一册研究的。上编讨论古史问题，中编讨论孔子和儒家，下编是关于第一册的评论。《古史辨》的再版，可以使读者看到顾颉刚等史家当年敢于打破千百年传统的勇敢精神，也可使读者了解他们通过大量考辨所取得的成就。

(《古史辨》，顾颉刚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三月第一版，第一册，1.80元，第二册，1.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