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等

全国人民尊崇、仰慕的宋庆龄同志，从她的年轻时代起，70年来，始终坚贞不移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不息。这里，我们向青年朋友们介绍一些她的革命活动片断。

一个文静的爱国姑娘

宋庆龄同志出生在上海。她的父亲宋嘉树（又名耀如）原是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一个贫苦人家的儿子，13岁随舅父去美国波士顿当学徒。后来人基督教，进大学学神学，毕业后回到上海，任传教士兼中学教师，以后又转营工商业。他具有爱国主义思想，主张效法西方进行改革。他跟孙中山先生友谊颇深，热情支持他的革命活动。孙中山到上海时，常常住在他家，他曾经利用自己印圣经的印刷所替孙中山印革命文件，为他的秘密活动作掩护。

宋庆龄小时候在上海求学。她是个温柔文静的姑娘，勤奋好学。她很喜欢安静地坐在父亲身旁听大人们谈话。有一次孙中山先生来访，对她父亲说：中国非改革不可，我们要推翻现在这个君主政体，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我要为这个目的生，为这个目的死。宋庆龄听到这里，轻轻地应声说：我也要同你一样。

孙中山在宋家曾经讲述过他的童年生活：赤着脚过冬天，到15岁才有鞋子穿，常常终年吃白薯，住在矮小的茅屋里。因而自己从小就十分同情农民，决心要为改变中国农民的困苦生活做些事情。这些话牢牢地印在宋庆龄纯洁的心灵里。后来有一次她对孙中山说：我决不会忘记你说过的这些话。我觉得我也应该为农民做点事情。当我去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如果有什么困难发生，我不会害怕的。

1908年，宋庆龄到美国留学，进了佐治亚州的魏斯里安女子大学。她学习非常用功，特别是对习作，总是认真搜集材料，刻苦地进行思索。这个文静的姑娘，在班上讨论问题，特别是讨论历史方面问题的时候，常常站起来发言，雄辩滔滔，道理令人折服。她经常阅读报刊，从中了解国内情况。有时在学校的刊物上发表关于中国前途问题的文章，颇有见地。曾有人劝她说：你干吗老是考虑那么多国家的事呀，为什么不无忧无虑地享乐呢？她说：我自己觉得非常愉快。我对国家的将来充满了理想和希望。我不能不想中国，我也不知道怎样能忘掉中国。

辛亥革命的胜利，鼓舞了远在美国的宋庆龄。她收到父亲寄来的新国旗，马上取下清朝的龙旗扔在地上，并高呼拥护共和的口号。她写了一篇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文章登在校刊上，歌颂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一个胜利；并在文章中引拿破仑的一句名言：“中国，当它行动起来，整个世界，将会震动。”她决心毕业后马上回国，因为她觉得祖国在召唤自己，她要献身于中国的革命运动。

孙中山的忠实伴侣和助手

1913年秋，宋庆龄大学毕业回国途经日本。这时，孙中山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逃亡到日本。她听说孙中山正在物色一位新秘书，就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了，在孙中山最困难的日子里，同他一起工作。一年后，她准备回上海省亲前，和孙中山谈到他们的结合问题。孙中山十分慎重，要她多考虑一些时候，并征求父母的意见后，再作决定。她对孙中山说：我小时候听你讲过，要是不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生存，生命是没有意义的。那时我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和你在一起，献身革命，帮助几百万民众，为他们争取自由和幸福。回到家后，她的父母不同意她和孙中山结婚。她坚持说，孙中山的伟大事业需要她。她还说，自己的欢乐，只有和孙中山一起工作时才能获得。她的父亲内心里同意了，但她的母亲一直不同意。她在家里等了快一年的时间，反复地考虑要不要因此而与家庭决裂。最后她下决心到日本去了，于1915年10月25日同孙中山在东京结婚。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由日本启程回国。他发表演说，接见来访，撰写文章，十分忙碌。宋庆龄辅助左右，日不暇给。以后，孙中山南下护法失败，感到一筹莫展，曾经意志消沉。经宋庆龄多方劝解，使他精神振作起来，决心著书立说，以“唤醒社会”。宋庆龄成为中山先生的忠实伴侣和革命事业的得力助手。她自己也在这段生活中得到了巨大的愉快。她曾经表述过她在日本时的心情说：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要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

深明大义的举动

1922年孙中山平定广西军阀，统一两广，正在准备进行北伐时，不料陈炯明与敌人勾结，公开叛变，于6月16日炮轰总统府。在危急时刻，孙中山要宋庆龄和自己一起离开。但宋庆龄深知孙中山对于革命的重要，责任重大，避难宜急，若一起行动，会给孙中山增加很大危险。她深明大义，急促孙中山先行，勿以她为念，自己承受巨大的危险。孙中山只身离开后，陈炯明部队开始用野炮轰击。宋庆龄和卫队在一起，进行了英勇还击，抵抗了数小时，不少卫兵伤亡。天快亮时，宋庆龄在警卫人员的保护下开始撤离。她化装成村妪，在枪林弹雨中穿行。飞鸣的流弹有几次从她鬓边擦过。但她没有惧怕，终于在卫兵、工人和革命同志的帮助下，历尽艰险，逃往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何香凝同志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感叹地说：孙夫人“这种顾全大局，不顾个人危险，勇于牺牲个人的精神，真令人感动。”

三大政策的积极支持者

两次护法失败后，孙中山觉悟到必须另走新的革命道路。他求助于苏俄和中国共产党，采纳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代表的建议，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宋庆龄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参加了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的会谈，为孙中山起草了一些给苏俄的电信和纪念列宁的文稿。在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是仅有的三个女代表之一。在这次大会上及其以后的日子里，她和许多共产党人，进行了友好的合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孙中山于1924年在宋庆龄的陪同下，北上谈判。可惜到北京后，因劳累过度，肝病发作，卧床不起，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宋庆龄亲自向世界宣布了孙中山先生的著名遗嘱。从此，她坚定地站在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前列。

本来，在孙中山逝世之前，国民党内围绕三大政策已有很多斗争。孙中山逝世之后，一小撮右派便猖狂活动起来。同年11月，国民党右派邹鲁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了非法的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公然炮制了一系列反对联俄、联共政策的决议。在这严重的时刻，宋庆龄挺身而出，发表通电，指出“总理泉下有知，亦当痛哭”，严斥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行径，坚决捍卫孙中山的革命旗帜。

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在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英勇献身和两湖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援下，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北伐之前，宋庆龄积极投身于北伐的准备工作。北伐开始后，她和何香凝、共产党人向警予、蔡畅等开展发动和训练妇女的工作。北伐军到武汉以后，她在武汉办了一所妇女训练班，通过这些妇女去建立妇女会，向妇女进行革命宣传。她还亲自参加民众大会，发表讲演，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正当大革命洪流迅猛向前之时，蒋介石加紧进行破坏活动，在南昌安下了他的总司令部，还胁迫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也迁去南昌，以便置于他的控制之下，甚至蛮横地扣留由广州去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宋庆龄等人坚决反对蒋介石的这一反动阴谋。在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她与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坚持国共合作原则，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削弱蒋介石的权力。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宋庆龄在武汉同邓演达等人一道，发出《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的叛变行径。当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蒋介石合流，即将公开叛变的时候，宋庆龄于7月14日断然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提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明确宣布：“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她断然宣告“暂时引退”，“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她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公正舆论面前，撕去了蒋介石、汪精卫标榜继承孙中山事业的种种画皮。

蒋介石的叛变，对宋庆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对国民党更加失望了，她成为蒋介石叛徒集团的坚决反对者。但她对未来仍然充满信心，她确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她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和工农群众身上。当共产党人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时，宋庆龄的名字列在革命政权的委员会名单之中，在英雄的革命史册上闪闪发光。

宁愿同服“救国罪”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疯狂逮捕、监禁、杀戮革命者和爱国人士，大搞法西斯统治。宋庆龄针锋相对，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保卫人民权利和营救被捕革命者的斗争。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黎照寰等人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她亲自担任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在营救工人领袖罗登贤、红军将领陈赓和廖承志、陈独秀、许德珩、丁玲、潘梓年以及许许多多“无名无告”的政治犯的斗争中，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宋庆龄致力于民权保障运动，使蒋介石恼恨不已，但慑于她的崇高威望，不敢对她下毒手，于是指使特务多次向她投寄恫吓信，并将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暗杀，妄图以此吓住宋庆龄。但是，宋庆龄巍然不动，立即发表声明：“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她还冒着被谋杀的危险，亲自参加杨杏佛成殓仪式等活动，向蒋介石示威。

1936年5月，宋庆龄与马相伯、沈钧儒等人在上海领导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反对蒋介石对外

投降，对内反共政策，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政治犯，派代表与红军谈判，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他们的抗日救亡行动遭到蒋介石反动派的极端仇视。11月22日，国民党当局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人。这就是有名的“七君子”之狱。宋庆龄发表严正声明提出抗议。为了营救“七君子”，她和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他们尖锐地指出：救国如有罪，我们就应该和沈先生等同罪。为救国而入狱，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他们共同向法院具状候传，并于1937年7月亲自前往苏州，要求与“七君子”同服“救国罪”。这一大义凛然的爱国行动，深受全国各界人士钦佩和支持，也震惊了世界。

1941年，蒋介石集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血腥的“皖南事变”。宋庆龄十分愤慨和焦急。她亲自向新四军代表了解皖南事变真相，与何香凝等联名发电给蒋介石，严厉斥责蒋介石，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

心系解放区军民

抗战前期，宋庆龄身居香港，但心系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的军民，她特别深情地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敌后根据地的游击队战士。1938年6月，她在香港发起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邀请和接纳中外知名人士参加，在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当中宣传抗日运动，同时向全世界募集抗日前线最急需的医疗器械、药品和各种食品、被服等大量物资，这些物资经过宋庆龄和我们党的共同安排，冲破蒋介石政府的封锁和包围，输送到解放区和敌后根据地。

宋庆龄以她杰出的智慧和魄力，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到大量的支持者：香港总督为保卫中国同盟主办过募集基金的运动；英国大工业家约翰·桑勒克诺弗特曾捐助一辆特制的装有流动手术室的大型救护车；挪威的船主埃利克·摩勒以及其他人士捐赠了为数可观的款项……。在重庆，她还争取到蒋介石的参谋长、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的友好合作：史迪威让从印度来的美国军用飞机运送救济物资去延安和解放区；从他管辖的军用仓库拨出一些医药物资送给解放区，并派去美国军医梅尔文·卡斯伯格。保卫中国同盟在重庆还吸收外国军事和外交人员，举办业余音乐会、足球比赛等活动，募集捐款。同盟还同美国援华会、英国联合援华会等组织保持联系，直接得到他们的援助。很多国际友人组织的医疗队，也是通过同盟的安排，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参加战地救护工作的，白求恩大夫领导的医疗队就是其中之一。

宋庆龄同志为了一个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英勇奋斗了70年。她是一位意志坚强并怀有远大政治理想的杰出革命家，在任何风风雨雨的情况下，都保持着政治上的高风亮节。她从青年时代起，就从未终止过要唤醒中国这位熟睡的巨人，而且始终相信，中国总有一天会震动世界。她坚贞的气节、崇高的品格和为人民服务的热忱，光彩照人。宋庆龄同志的革命经历表明，她不愧为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中国人民和青年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