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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年前，梁启超发表过一篇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孟祥才同志在《梁启超传》中评论此文说：“细读全文，人们将会发现，文章的字里行间，跳动的仍然是出自肺腑的娓娓规劝，文章的要害作在‘称帝选错了时候。”评论进一步说，“梁启超比任何人都更痛心中国君主政体的覆灭，比任何人都更想在中国恢复君主政体，也比任何人都热望今大总统袁世凯黄袍加身，登基称帝。”而且说，梁启超还在此文中唱出了“满洲皇帝万岁曲。”因此，“他不是什么反帝制派，而是货真价实的帝制派；他不是主张清室复辟的旧帝制派，而是倡导袁世凯称帝的新帝制派。”(北京出版社一九八○年十一月版第200—203页)

最近又读到一本回忆录，其中也谈到了《异哉》一文。回忆录说：“记得在袁世凯称帝以前，他的中外帮闲文人如筹安会六君子及古德诺、有贺长雄之流，掀起了所谓国体问题的讨论，为袁的窃国称帝制造舆论。梁启超撰文驳斥，题目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轰动中外，给了这些丑类以沉重的打击。现在，已时隔六十多年，文章的内容，已记不清楚了，而这个虎虎有生气的题目，却还深深地印在一些老年人的脑海里。”(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二月版第238页)

《异哉》一文的标题，确是给全文画龙点睛的，是对袁世凯及其爪牙鼓吹的“变更国体”的叫嚣表示的异议。此文内容，用今天标准来看，可说是错误百出。但要知道它是在六十多年以前，在北洋军阀窠穴所在的北方，就在“筹安会”刚刚挂起招牌以后，在袁世凯的鼻子底下发表的。此文一出，震动中外，“传诵一时”(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印书馆一九三六年版第207页)。有人甚至还说梁氏“所言全国人民所欲言，全国人民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故不足以动天下也。”(蔡锷：《盾鼻集》序)事实上，《异哉》一文揭开了反袁护国战争的序幕。

是的，《异哉》一文确乎是对袁世凯进行了许多娓娓动听的规劝。梁启超自己也承认，文章是对袁世凯的“忠告”。(《护国之役回顾谈》)梁启超采用曲笔的手法，所以文章的一大半都是在绕弯子，讲了不少歪理。然而，问题在于，《异哉》一文对袁世凯进行的“忠告”的立脚点，是要他不要复辟帝制，至少在目前条件下不应复辟帝制。因此，此文并非催促袁皇帝登极，而是这么一句话：“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这句话当然比不上“打倒袁皇帝”那么“革命”，可是把这句话的准确意思与《异哉》的标题结合起来看，怎么说得上基调不是反对袁氏帝制自为，而是希望袁世凯“黄袍加身”呢？

《异哉》一文，一方面表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人的软弱和妥协，对袁世凯仍然抱有幻想。梁启超之所以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既是被袁世凯逼上梁山，也是为全国人民反袁斗争的浪涛所推动。正如梁启超在一封信中所说：“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幸免于此，而为独夫戮力，杯酒释兵之事，数月后行且立见，然共为一匹夫，以坐待割，噬脐何及。”(梁启超：《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崖、刘希陶书》)另一方面，梁写《异哉》一文时，袁氏复辟帝制的活动虽已公开化，但毕竟尚未正式宣布，因此《异哉》一文在友人的劝告下，就把语气改得缓和了一些。据说：“原稿比后发表者较为激烈，中有一段，痛斥帝制之非，并云：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意如此，词或有一二字之异，今不能确记。)后有人语以袁氏现尚未承认有称帝之意，初次商量政见，不必如此激烈，乃将此段删去。其余各段比原稿亦改就和平。”(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第737页)而修改时新加的部分则更加娓娓动听。如“今大总统内修明治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一大段，以及“果未熟而摘”，“孕未满而催”等句，都是后来加上去的。这么一删一增，就给人造成了好象梁启超并不反对帝制，而只是反对在目前条件下复辟帝制的印象了。

梁启超写《异哉》一文，思想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就说：“吾不能忍(昨夜不寐，今八时矣)，已作一文，交荷丈带入京登报，其文论国体问题也。”(梁启超：《致梁令娴书》)该文发表前夕，袁世凯已有所闻，先派人贿赂梁启超二十万元，请梁不要发表此文，被梁婉言谢绝。继又遣人对梁进行威胁，各种陷害恐吓的匿名信也接连飞来，梁也不为所动。这就是说，梁启超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写此文的，尔后则干脆投入了反袁护国战争的伟大行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