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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穆旦

1981-07-15杜运燮

读书 1981年8期
关键词:穆旦拜伦诗选

杜运燮

周珏良同志在《读书》上介绍了拜伦的杰作《唐璜》新译本和它的译者查良铮(写诗时用笔名穆旦)。穆旦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一九七九年他的错案得到纠正平反,一九八○年秋天,他的问题又终于“不留尾巴”地完全解决。所有这些,可惜他都看不到了。

良铮原籍浙江海宁,一九一八年生于天津。他死时还不到六十岁。对于一个诗人、作家、学者来说,五六十岁正是一生中较为成熟的大有作为的丰收时期。他自己也从未想到死,一心只是想多做些工作。就在他去世前不久给我的信中,还一再引用一些外国作家到七八十岁还出版新小说、新诗集的例子,与我共勉。打倒“四人帮”后,他十分高兴,期待着很快会有正常的工作条件,中国出版界会有新气象,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翻译的诗集会有与读者见面的机会。可惜他在十年浩劫期间身心遭受严重折磨,加上他不知劳累的译作生活,终于英年不永。

查良铮留下的翻译作品是很丰富的。他和他的夫人周与良(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于一九五三年初排除重重困难,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回到祖国。他日夜思念的解放不久的祖国,一派蓬蓬勃勃的生机。政府对知识分子的亲切关怀与鼓励,在他面前展现着发挥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激发他竭尽所能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贡献。他原是个热血的爱国青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清华大学到了昆明。他在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后,留校从事教育工作。因此当他回到解放了的新中国,更使他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投入工作。他除在南开大学外语系担任教学工作外,还从一九五四年起的几年内,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的诗七本:《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加甫利颂》、《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高加索俘虏》,以及英国诗人的作品《拜伦抒情诗选》、《雪莱抒情诗选》、雪莱的《云雀》、《济慈诗选》、《布莱克诗选》。他也译了美国朗费罗的一部分诗和匈牙利诗人的一些诗。在文艺理论方面,他翻译出版了苏联的《文学原理》(季摩菲耶夫著),《别林斯基论文集》(别列金娜选辑)。晚年,他主要修改他六十年代初即已基本译好的拜伦的杰作《唐璜》,并编译《拜伦诗选》(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修订《普希金抒情诗选》和《欧根·奥涅金》。

他不但是翻译了大量外国诗歌的勤奋的翻译工作者,而且本身就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他长期研究外国文学,对英语、俄语都有较高的造诣。因此他既能深刻理解欣赏外国诗歌,又能较好地表达原诗的内容和形式。他的译文流畅,词汇丰富,既忠实于原文,也尽力“传神”,同时还注意介绍外国诗歌的形式。他所译的外国格律诗几乎全部都押韵,有格律,有时还按原诗韵型。即以《唐璜》为例,拜伦的原诗采用意大利八行体,脚韵是abababcc,查良铮的译文全书一千八百多节都能做到abcbdbee每行基本上都是五个顿(或拍)。

在十年浩劫期间,外国文学作品几乎全部被禁锢,但良铮一直对“洋为中用”的方针深信不疑,相信总有一天外国作品还得出版,而不信一个具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传统的民族会长久被愚弄,会永远把自己的耳目头脑禁锢起来。他在“干校”时,尽管是心情最难过的时候,但一有机会回家,稍为有点空,就又埋头书桌上继续翻译外国诗歌。他后来说,那也是他所能做到的表达悲愤情绪和对“四人帮”抗议的唯一方式。一些译稿被抄走烧掉,他又重新译起。就是在那乌云压城、豺狼嚎叫的年代,他仍以不动摇的信心和坚毅的韧劲最后译完《唐璜》,并修订了《普希金诗选》和《拜伦诗选》。他一向热爱鲁迅的著作,他在几本书的扉页上都写着:“有一分光,发一分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他一直十分自觉地在做他力所能及的工作,既不颓废,又不浪费时间(有时实际是抢时间。经常工作到深夜。好多年他很少休息过星期天),只是默默地为人民创造精神财富。他用他的行动证明,他无愧是个真诚的爱国者,勤劳的文艺耕耘者。

良铮译诗的造诣如同他早年用穆旦笔名写的诗。他二十一岁时就写出了引人注目的相当成熟的诗。闻一多先生编的《现代诗抄》(见一九四八年出版的《闻一多全集》)中就选有他的四首。一九五○年出版的美国诗人奥斯卡·威廉斯编的《世界诗选》也选有他的诗。他的诗集已出版的有《探险队》(昆明文聚出版社一九四五年一月)、《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四八年二月)和《穆旦诗集(1939—1945)》。

我是四十年代在昆明西南联大认识他的。我一进联大就听说他的名字,也从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读到他的诗。记得见面的第一次,他穿着褪色的蓝布大褂,那是当时联大学生最普遍的服装。他大概也已经知道我也爱写诗。没有人介绍,他就问我是否从厦门大学转学来的,是否原来念生物系,听说林庚先生在那边开《新诗习作》课等。他那对人热情诚恳的态度使我们很快就熟悉了。谈得很愉快。我们在校门前两旁有由加利树的马路上来回走了好几趟。

四十年代初期的昆明,党领导下的民主运动比较活跃。西南联大校园内的文艺活动也有活泼的气氛。学生中成立了一些文艺社,在校墙上定期出版文艺墙报,举行演讲会、诗歌朗诵会,演出戏剧。他们还上街出版宣传抗战的《街头诗页》。当时昆明还出版了由西南联大学生主编的《文聚》杂志(林元等主编),在大后方有一定影响。在这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有著名作家闻一多、朱自清、冯至、沈从文、卞之琳、李广田等,也有包括穆旦在内的西南联大学生,他们的一些作品,后来由闻一多选入他编的《现代诗抄》。当时香港《大公报》的《文艺》副刊由女作家杨刚主持,她对西南联大学生的文艺活动给予积极支持和鼓励,经常发表他们的作品。在西南联大,爱读诗爱写诗的有才华的青年是不少的,在翠湖的林荫道和游艇上,在文林街、凤翥街的小茶馆里,经常可以听到他们在热烈讨论或朗诵自己的新作。一方面他们讨论和朗诵解放区诗人艾青、何其芳、田间等的诗歌,同时,英国“粉红色三十年代”诗人奥登、斯本德、代·路易士等的新作品这时也传到了西南联大图书馆,受到热衷于探索新诗道路的一些西南联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奥登等人当时反法西斯的思想,他们的清新刚劲的诗风,吸引了好些有才华的青年。穆旦就是青年中受他们影响较早,也写了较多诗歌的一个。他到晚年还说,他仍然很喜欢奥登三十年代所写的诗歌。

穆旦同“五四”以来许多新诗人一样,他的诗受外国诗歌的影响较大,从形式到表现方法,形象思维习惯都可看出这种影响。不同的是,他的前辈所受的多是十九世纪,以至十八世纪的外国诗歌的影响,而穆旦有意识地研究借鉴的,则是二十世纪的诗人,特别是英国诗人,从叶芝、艾略特(原是美国人,后入英国籍)到奥登、斯本德、代·路易士等。他反对机械模仿,力求做到有批判地借鉴。他特别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现代人,在某种程度上同现代其他各国知识分子面对着某些共同的问题,因而也有某些共同的思想和感情。当然,他仍然是个中国人,歌颂或表示忧虑的,仍是中国土地上的现实,他想表达的仍是中国的民族精神。他认为,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语言节奏和许多新的词汇,过去的时代,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所习惯的一些语言和比喻,虽仍然很美,但现在已经不够用了。民族化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他的诗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同时,他力求对生活和社会挖掘得深一些,对自己灵魂深处的痛苦和欢欣进行坦率的剖析,而又竭力把心灵丰富的内容浓缩在尽可能少的字里行间,以获得强烈的效果。这使他的诗具有一种凝重的风格。的确,他的诗中表现的联想有时是跳跃的,有时是省略的,让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充,完成作者的形象结构。但这也就使读者对于他的一些诗感到晦涩难懂。他也严肃考虑过一些人(包括很熟的朋友)对他的诗的不同看法,也曾改变过一些自己对诗的写法的意见,但总的来说,他对于沿着这一条路继续探索下去的决心是很大的,他认为,为了中国新诗的发展,从各个方面作认真的探索和实践是值得的,也是应该的。

穆旦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是中国诗坛、中国翻译界的一个损失!

一九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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