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纲鉴易知录》谈起

1981-07-15王树民

读书 1981年11期

王树民

说到《纲鉴易知录》，老一辈的人都很熟悉，这是一部一直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历史书籍。这部书是清初人编写的，要说明它的来历，至少要从宋代说起。原来我国的旧史书，有纪传和编年二种体裁。北宋司马光写出了《资治通鉴》，是以编年体写成的一部最大的古代通史，从战国到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编成了二百九十四卷。司马光编写这部大书的目的，原在从历史上总结统治人民的经验，以便巩固封建政权的统治，可是这部书太大了，读起来很吃力，书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也就不容易为读者所领会。南宋时的朱嘉，从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出发，看到了《资治通鉴》的这些作用和弱点，便完全以此书为依据，编成《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全书只有五十九卷，用提纲挈领的话表明对某一事件或人物的看法，这称为纲，再用简略的叙事说明事件或人物的情节，这称为目。比起《通鉴》原书来，内容大大地压缩了，为统治者提供的经验教训也更分明了，从此在旧史书编纂学方面出现了纲目体一种新的形式。

朱熹编的《通鉴纲目》对于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本来已经表示得十分明确了，但宋、元之间一些儒生还怕人们领会不到，便为这部书加注释，称为“发明”或“书法”等。同时更有些人用这个体裁编写新的史书，重要的在宋、元时期有金履祥著《资治通鉴前编》，陈柽著《通鉴续编》等书。明成化年间，更直接由朝廷出面编成了《续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七卷，叙宋、元二朝之事，以接续朱熹的《通鉴纲目》，又正德年间编了一部《通鉴纂要》。清朝时又编出了《通鉴纲目三编》，专记明代之事，又《御批通鉴辑览》，通记历朝之事，这些书都是官修的。明朝时私人用这个体裁著书的更多，重要者有王凤洲的《历朝纲鉴会纂》，袁了凡的《历史纲鉴补》和顾锡畴的《纲鉴正史约》等书，其中尤以袁了凡的书流行最广。袁氏名黄，别号了凡，浙江嘉善人，万历十四年进士，其书原名《历史大方资治纲鉴补》，简称为《历史纲鉴补》，共三十九卷，另有卷首一卷。顾锡畴的时代晚于袁黄，他作的《纲鉴正史约》只有三十六卷，较袁氏书更为简明，清初陈弘谋予以增订，也是较为流行的一种。王凤洲名世贞，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他的时代较早，名声又高。后人以袁氏之书为主，并采用王氏与顾氏等书之内容，合成一书，称为《王凤洲袁了凡合编纲鉴》，仍为三十九卷，卷首一卷，成为清初以来流行最广的一种史书。这些书名都使用了“纲鉴”二字，即从“纲目”和“通鉴”二书中各取一字面合成之词。

《纲鉴易知录》是在纲目体史书十分盛行的清初时期编成的，著者本来是吴乘权和周之炯、之灿兄弟三人同撰，由于吴乘权的名声大，一般的便只提他一个人了。吴乘权字楚材，浙江山阴人，他在文、史方面都有不小的成就。古文选本中流行最广的《古文观止》，就是他选注的，同样的《纲鉴易知录》也是清代时史书中流行最广的一种，这部书从上古传说中的盘古氏直到明末，只有一百○七卷，可谓“言简意赅”。吴氏在序文中有几句话说得很确切，“观史之不欲，论史之不明，非尽天资迟钝，庸师误人，亦由编辑成书者引导无方而致然也。”可谓切中一般的史书编纂之失。他编的这部书尽量避开这方面的缺点，纲目体史书本来有简明之便，吴氏在这方面又特别重视，所以这部书取得了较好的成就，在浅显的叙述中，抓住了主要的史实梗概，称得上是疏而不漏，文浅事明，故最便于初学者。其实这也是从明代到清初所有用纲鉴形式编写的史书共同的特点。如王凤洲自序云：“窃有志于史学，于是综集历史，削繁就简，……勒成一编，名曰《纲鉴会纂》。”至于《纲鉴正史约》和《纲鉴易知录》，从书名上就可以了解其重在简明。这种作法是符合客观要求的，因为各朝的史书，只从分量上看，就令人有“浩渺无际”之感，要使一般人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领会全部要点，简明的内容确是十分必要的。

纲鉴性质的史书既以简明为主，从史料价值上说，绝无超过一般史书之处，其书实际上只有“便蒙”之用，或为准备科举考试者提供基本历史知识，因而具有一定水平的学者，视之为无足轻重，甚至一般目录书不予著录，即或著录亦多贬词，如《四库总目》(卷48)云：“《纲鉴正史约》之类，坊刻陋本，不足以言史学。”对之十分轻视贬抑。不过一般人在“史学”方面无力更求上进，或无力购置大部史书时，这一类史书却能够满足其基本要求，所以在社会上“不胫而走”的速度，常常为一般正式的史书所不及。

清统治者对于纲鉴一类的史书虽力加贬抑，可是在社会上的实际作用是被看中的，他们指定几个臣子编了一部《御批通鉴辑览》，以皇帝亲自出面的形式，想来争夺对于古代历史书籍的编著权。乾隆三十二年全书编成，起自伏羲，止于明代，并附及唐王、桂王之事，共一百二十卷，从篇幅到内容，都与《纲鉴易知录》等书相似。虽然如此，也只能作到与《纲鉴易知录》和《纲鉴合编》等书并行于世，而不能压倒旧有的各书。清朝灭亡后，有吴兴王文濡等据《御批通鉴辑览》重编为《历代通鉴辑览》一书，削去原书中的“发明”、“书法”和论断等文，保存有关的史实，并据《东华录》增入清代各朝之事，共为一百四十卷，题为《增修补注正续历代通鉴辑览》，书前有著名的辛亥革命民主革命家黄兴写的序文，一九一八年上海文明书局排印。从纲目体史书说，这部书内容最全，消极面也大为减少，但此书出世正当开辟我国现代史的五四运动兴起之时，这些旧体史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既无足取，不免为时代所淘汰，所以作为这一类史书的代表性著作，为世人所共知的仍然是《纲鉴易知录》等书。

这一类史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为直接叙述历代史实，虽然由于缺乏科学的态度方法，伪史传说与真实历史，一律作为史实收录，又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观点出发，所怀偏见更常常歪曲了史实。如远古的朝代，现在只能推知到夏朝，而传说的伪史有盘古氏和三皇五帝等数不清的古帝王。又如东汉以后是魏、蜀、吴三国，而魏是中原的政权，应接在东汉之后，当时人由于否定曹操，便称蜀汉为后汉，下接晋朝，从史书上否定了魏的地位，这都是强调主观看法，以致歪曲了史实真相。袁氏《历史纲鉴补》在《三皇纪》之上自加批语云：“问：三皇五帝之号，其来尚矣，而说者纷纷，莫之统一，果以何者为据典？”说明作者对于这一类伪史传说思想上也是动摇的，但还是照录下来了。三皇的内容，袁氏《纲鉴补》和吴氏《纲鉴易知录》都取天皇、地皇、人皇之说，《纲鉴正史约》便以太昊、神农、黄帝为三皇，而不取天皇、地皇、人皇之说。其实这都是传说的伪史，到现在已经不成问题了，当时人却一字不遗的记载下来。在剔除了书中的谬误部分以后，直接叙述历代史实的写法，应肯定为一个重要的优点。尤其是近代和现代人写的史书，多取概括论述的形式，重要史实常常只作举例性的说明，或仅见于附注中，对于历史事实已有基本认识者困难还不大，至于一般初学者，常常只能得到一些空洞的概念，而缺乏真正的史实为基础。在和《纲鉴易知录》一类的史书对比时，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历史上的朝代，是历史发展的重要标志，比如提到秦汉和隋唐，使人立刻想到这是统一的时期，提到南北朝和后五代，也使人立刻想到这是分裂的时期，许多旧史书也是按照朝代编写的，所以成为历史上一项基本知识，但把各朝代的名号都记清楚是一个硬性的问题，初学者在这方面遇到的困难特别大。袁了凡的《纲鉴补》在卷首有一篇《历代国号歌》，很便于初学者，录之于下：

天皇地皇人皇氏，

名曰三皇居上世。

太昊炎帝及轩辕，

唐虞绍之为五帝。

夏商周秦东西汉，

后汉魏吴三国判。

汉亡于魏魏禅晋，

晋遂平吴天下定。

扰西晋者有五胡，

天下瓜分南北隅，

南为东晋居江左，

宋齐梁陈踵其都；

北则五胡而后魏，

东魏西魏分为二，

东传北齐西禅周，

周又灭齐禅隋帝。

隋能平陈海宇周，

曾几何时禅唐室。

唐祚终兮为五季，

梁唐晋汉周相继。

宋代周兮天下平，

中南渡兮迫于金。

并金灭宋是胡元，

左衽中原九十年。

自尧迄元几春秋？

三千七百二十四，

帝王神器已有归。

这个朝代歌是从明代统治者立场上写的，对于元朝统治者特别表示憎恨，并流露着大汉族主义思想。清初陈弘谋增订《纲鉴正史约》时，采用了这个朝代歌，并从清统治者的立场上作了局部的改动。如“扰西晋者有五胡”，将“五胡”改为“五姓”，因为在清初“胡”字是不能随便使用的。“天下瓜分南北隅”一句改为三句，“刘石慕容苻姚竞，神州从此遂瓜分，南北烽烟久不静”，这一改动虽然标明了五姓的内容，却和下文失韵了(原文“胡”、“隅”、“都”，都是虞韵)。“北则五胡而后魏”改为“北朝元魏并五姓”。“隋能平陈海宇周”，“周”字改为“一”字。“并金灭宋是胡元”改为“并金代宋祚归元”。自“左衽中原九十年”以下四句改为五句，“明祖承元十六传。轩辕甲子讫有明，总揆历数几多春？四千三百六十一，神器万年归大清”。这样改动后，便是清统治者的口气了。民国时期重印的《王袁纲鉴合编》将最后一句改成“神器万年归于清”，下面又加了一句“中华民国万万春”。这三次编写和改动，反映了三个不同时代的看法。但这个歌中存在的问题很不少，除三皇五帝等伪史出于后世的传说不应列入外，称蜀为后汉，与习惯的用法不合，更缺少辽代，都是重大缺陷。闲时曾照此形式写过一篇《历史朝代名号歌》，现在附在下面，作为本文的结束：

夏后殷商西东周，

春秋战国秦皇收。

西汉东汉魏蜀吴，

西晋东晋兼五胡，

匈奴羯氐羌慕容，

拓跋代北后称雄。

宋齐梁陈是南朝，

北魏齐周称北朝，

北周灭齐传于隋，

隋又灭陈再统一。

隋灭唐兴称富强，

五代十国各称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