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刚

一

广大干部和群众渴望已久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编成出版了。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历史经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选集》精选了他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著作，内容包括了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在白区和在根据地的工作，统一战线、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工作的论述。周恩来同志从大革命后期起，五十年中，一直担负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工作。他亲身参与党中央核心领导，又长期亲临战斗的第一线，有着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坚持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土地上来，从实际出发，紧密结合革命实践作出极其深刻和生动的理论总结。《选集》这本宝贵文献，反映了周恩来同志对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所提供的巨大贡献，确实是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中不可缺少的一笔珍贵财富。

《选集》上卷的六十篇文献中，专题论述和联带论及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约占近三分之一的份量。这是由于恩来同志长期亲历和分工领导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缘故。上卷中从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风云变化到新中国建成前夕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诞生，记录了他关于统一战线的光辉思想和杰出贡献。其中《论统一战线》一篇，是恩来同志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党的“七大”的重要发言，全文系统地总结了“九一八”以后五个阶段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发展，同时，进一步总结了我党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来统一战线方面最基本的经验教训。他指出：“大革命时期我们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十年内战时期是“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九一八”以后我们又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有不同的形式和性质”，但“又都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而“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贯串整个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必须认清楚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三个问题。文章通过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精辟分析，阐明了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揭示了统一战线的基本指导思想。

二

诵读《论统一战线》这篇重要论著，联系其他各篇有关的论述，令人获得丰富的教益：

第一，在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上，不论是“左”的倾向或右的倾向，都是对革命不利的。右的倾向不去争取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甚至放弃领导权，如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资产阶级一味退让，结果葬送了大革命；“左”的倾向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路线，空喊无产阶级领导，实行过“左”政策，脱离广大群众，把无产阶级彻底孤立起来，也使革命遭受惨重的灾难。不论右的或“左”的倾向，一旦严重发展，对革命、对人民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这在《论统一战线》一文中已经结合历史背景作了深入细致的阐释和对比。为了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必须进行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两条战线斗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有一种论调，认为“左”只不过是认识问题，而右则是立场问题，由此产生所谓“左”比右好、以至在实际工作中宁“左”毋右的错误指导思想。这种论点和主张，曾经给“左”倾路线的推行，大开方便之门，并使“左”的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给我们党的事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选集》再一次用充分的史实和严峻的教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关于武汉工作问题》这篇指示信中，有针对地指出：“你们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恩来同志在一九三○年九月的这个论断，由于处在六届三中全会停止第二次“左”倾路线的当时，还不免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未能多作阐述，但是，我们将这一基本观点结合《论统一战线》和其他有关的经验总结来学习，特别是再结合我们近期经历的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的多次沉重教训来领会，对于今天认清“左”倾路线的危害，肃清其流毒，是有很大帮助的。

第二，关于分化敌人营垒，是统一战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列宁曾经讲过：“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这一思想，纯熟地运用分化敌人营垒的策略，最大限度地壮大革命统一战线，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取得了卓越成就。《论统一战线》中首先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在整个革命时期是不变的。但又接着指明作为中国人民大众的敌人的帝国主义，不止一个，他们之间有分有合，存在着相互的矛盾。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间又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和集团，他们之间也是有分有合，互有矛盾的。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又是随着不同的历史发展而变化的。这样就决定了敌人营垒的复杂性和在一定条件下的可变性，要求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分析情况，掌握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变化，正确确立分化敌垒、战胜敌人的方针和策略。模糊了对敌人阶级本质的认识或者看不到与不承认他们的矛盾与变化，都是要犯错误的。恩来同志在一九四四年三月所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就着重指出了“六大”把帝国主义和军阀“看成铁板一块，没有矛盾可以利用”的教训。他在《论统一战线》中又深刻地批判了这种把敌人营垒看成“铁板一块”的错误，指出不承认敌人营垒的矛盾，认为凡是敌人就要在一个时期内一律打倒，结果是“要打倒一切，就一切打不倒”。因而教导我们要坚持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善于分化敌垒，就能使我们争取与联合即使是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建立合作或者保持中立的力量。“要了解那个多数一直要包含到敌人营垒中的少数开明分子(即封建买办阶级中的开明士绅、爱国分子等)”(《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当前最主要的敌人，集中力量，战而胜之。

第三，为了正确分析客观形势和阶级关系，要力戒“公式化”和“定型化”。恩来同志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篇中指出：“所谓公式化，是教条地搬用俄国一九○五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这段极其重要的总结，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统一战线的联合与斗争中要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去正确认识和对待敌、友、我之间的关系，一切从实际出发，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从变化中及时准确地掌握新动态，实事求是地考察人和事，考察阶级和阶级关系，考察党派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不要把朋友误认为敌人或把敌人误当成朋友，不要把昨天是敌人而今天可以成为朋友的人，还当作敌人去反对；或把昨天是朋友而今天已经成为敌人的人，仍然当成朋友。尤其是处在重要的历史转变关头，更要注意原来的敌对势力中的某一部分人在一定条件下的两面性，“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只注意他们可以联合的方面，忘记了他们的反动性”，甚至还替他们擦粉；而有“左”倾观点的同志，则“只注意这些敌人的反动性，看不到他们可以联合的方面”(《论统一战线》)。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分析方法，恩来同志在长期多次的复杂斗争中，能够准确无误地区分敌友，能够及时看到各个阶级、党派及其代表人物中间的变化，做到争取更多的朋友，尽可能团结各种可以团结的力量。“左”的或右的倾向则与此相反，他们常易陷入“公式化”和“定型化”的框框，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当作教条，不去具体分析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情况，因而对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分析，总是带来错误的结论。

第四，历史的实践业已充分证明：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早已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无产阶级是带队的，起着领导作用和骨干作用；农民是无产阶级所依靠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是这个队伍的主要力量。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也是这个队伍的基本力量。自由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应该尽力争取和联合的中间力量。除此以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有时也会参加到统一战线里来，他们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问题上也可能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但他们随时都是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主要对手；他们在同我们联合的时候，随时准备分裂，反过来打我们。无产阶级在这样一支庞大而又复杂的队伍中，要坚持独立自主，要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势力，也就是联合最大多数，反对少数，打击那些孤立到最小阵地上的敌对势力的方针。无产阶级一定要力争保持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论统一战线》)。

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紧密依靠最广大的同盟者，放手壮大革命队伍和进步力量，最广泛地团结和调动一切可以团结和调动的力量，把当前最顽固、最反动、最主要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就是《周恩来选集》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指出的一条基本道路。

周恩来同志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还集中指出：“毛主席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的圈子里来空谈革命”。在《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报告中还告诫我们，“要谦虚谨慎”，“要团结广大的非党人士，要同党外人士合作”。他语重心长地说：“这几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党也好，团也好，过去都有这样一个不好的传统，……一听说是非党员非团员，马上就另眼相看。这样来划一个鸿沟是非常危险的”。他还尖锐地指出：任何地方，党团员总是少数。“少数人自己划个小圈子把自己圈起来，……就叫‘画地为牢”。我们“不能讲起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政权，人民民主的国家，可是做起来却是一小圈圈人，不象个领导者，反倒象个孤立主义者，做的跟说的不一样”。

恩来同志还进一步教育我们，不仅要打破小圈子，还要“跟他们学习”，“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要和有不同意见的人讨论、争辩，“为了寻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还说：“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学习毛泽东》)

经过十年浩劫，我们再来领会恩来同志这些谆谆教诲，感到无比亲切！我们党曾经跳出了小圈子，团结了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队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面临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任务，更需要团结所有的党外同志和朋友共同奋斗。我们要认真学习恩来同志团结最大多数、发展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克服在党与非党关系上的一切小圈子、清一色、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去争取当前和今后的胜利成果！

三

周恩来同志在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历史总结中所阐述的基本经验，概括起来领会，归根到底是一个“人心向党”的问题。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武器，结合全党各条战线上的工作，“赢得人民心向党”，这是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人。我们党的一切活动都是为着人民的根本利益。人心向党，无往不胜。离开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就将一事无成！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恩来同志就针对当时抗战形势，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著名演讲中严正指出：“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一九四三年，国民党顽固派看到共产国际解散了，胡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失掉了靠山，叫嚣取消中国共产党。针对这股逆流，恩来同志义正词严地给予响亮的回答：“中国共产党是失掉了靠山么？……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他指出：一切胜利“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他教育全党“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要向人民说真话”(《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

自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经过长期内战，从“九一八”事变起直到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其间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的斗争与谈判。在这长期、复杂而曲折的过程中，恩来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充分运用了统一战线这个武器，贯串着一根鲜明的红线，就是要赢得人民心向党。人心向党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论统一战线》系统揭举的五个阶段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国民党顽固派由于其阶级本质所决定，“总是反对人民，惧怕人民，压迫人民的”。他们的反共内战之心，始终未死。“因为他是站在极少数人的利益的立场上，反对我们代表的极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能够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能够打退三次反共高潮，使大规模的分裂和内战尽可能推迟，关键在于正确地解决了人心向背的问题，赢得了人民发自内心的支持和拥护。我们明明知道：“在抗战的全部过程中，都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抗战、团结、民主的路线；一条是妥协、分裂、独裁的路线”。这两条完全对立的路线，是不可能取得最终的统一的。但是，我们仍然力争统一战线尽可能多保持一天，因为这对人民有利。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内战，要消灭人民力量。我们党对美蒋阴谋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准备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但是全国人民在经过长期抗日战争和蒋介石独裁统治后，普遍要求和平与民主，为了争取实现人民的愿望，并从斗争中充分教育人民，提高人民觉悟，我们党在恩来同志直接主持下力争和平谈判尽可能取得某些哪怕是一时的缓和与表面的协议。即使在蒋介石悍然单方面撕毁协议后，也不惜重开谈判，力争和平局面尽可能延续一时。甚至到一九四八年，我党的“五一”号召已经得到各方响应之后，为了彻底揭露美蒋的假和平阴谋，清除一部分人对和平烟幕的幻想，还强调指出必须“区别反动统治内部的倒蒋和平阴谋与人民群众及民主分子中的和平要求两者之间的不同性质”，要积极参加和领导群众“将敌人的假和平运动转变为人民群众的真和平运动”(《击破敌人假和平运动的阴谋》)。一九四九年四月，恩来同志所作《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中，还生动地回顾：“过去与蒋介石谈判，正如陈嘉庚先生在一九四六年打给我的电报中所说，是‘无异与虎谋皮。但是又不能不谈，因为人民切望和平，而当时象陈嘉庚、张奚若二先生这样的人还不多，广大人民还不了解蒋介石的和平骗局”。这就深刻说明：谈与不谈，着眼不在蒋介石能不能改变主意，真正的着眼点在于人民、人心的归向，依靠人民的力量去取得打败蒋介石的彻底胜利。

回忆一九四四年冬，我从重庆再回延安。一九四五年，中央党校讨论对蒋介石的当前方针，是“洗脸”？还是“杀头”？讨论很热烈。那时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都曾这样教育我们：蒋介石伪装要和平，擦了满脸的胭脂水粉，广大人民还不免一时看不清他的真面目，因此需要替他把胭脂水粉彻底洗光，我们大家在替他洗，尤其是他自己更在使劲地洗，等到洗出了全部本来的狰狞面貌，然后再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也就是“杀头”。这时节，可说是“水到渠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人民就可以稳操胜券了。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到了一九四八年，以周恩来同志兼任部长的中央城市工作部(即后来改称的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迁到乎山县李家庄，距中央驻地西柏坡村十华里。此时大批的进步朋友和爱国人士包括符定一等先生和周建人、胡愈之、楚图南、吴晗等同志先后由我们接待到这里，群贤毕集，许多村舍，粉刷一新。村子里的老农看到这番兴旺景象，高兴地向我们说：“这叫做山朝水朝人来朝，最难得的是人来朝啊！”“人来朝”，形象地说明了人心所向，道出了一个真理。这就是长期同敌人斗争谈判、对朋友争取团结的伟大成果的缩影。一九四八年冬天，在恩来同志亲自部署下，我随同党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志专程到东北欢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李章达、谭平山等数十位知名的朋友和同志，于次年春入关直抵解放后的北平，共同筹备新政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这一篇庄严壮丽的史诗，深刻说明了统一战线同全党工作相结合，做到了“赢得人民心向党”。

“人心向党”是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陈云同志最近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由此联想到恩来同志在四十四年前所说的“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我体会陈云同志所说的党风问题，其真谛就在于“人心向党”这一根本问题。一切新老革命同志，让我们在内心深处永远铭记和透彻领悟恩来同志关于“万劫不复”的警告和陈云同志关于“生死存亡”的谆谆嘱咐；让我们大家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全力体现在我们的具体实践之中！

写于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同志逝世五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