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溪

年逾花甲的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教授，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尽快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竭尽全力。

一

钱三强教授出生在浙江绍兴，婴儿时被父母带到北京。他的父亲就是“五四”运动前后时常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的钱玄同先生。他虽然没有能够赶上参加这次划时代的爱国学生运动，但在周围环境的熏陶下，心中却深深埋下了爱国的火种。他觉得中国人之所以受气，是因为科学文化落后。科学技术发达了，也许能救中国。一九三六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他随即进入了当时的北平物理研究所开始研究光谱学。他刻苦勤奋的钻研精神，很得这个研究所的领导人严济慈教授的赞许。一天，他正在图书馆里看书，严济慈教授兴冲冲地走来，对他说:“你过去学过法语，现在还记得吗?”他谦逊地回答说:“忘了不少，查着字典还可以看看文献。”

“那好，我用法语问你几个问题。”两人一问一答地谈了一会儿，严济慈满意地说:“还行啊!你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准备留学考试吧!”就这样，他一九三七年考取了中法教育基金留法的奖学金，赴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深造。

当时，国际上有些有名学者认为，原子核分裂只有分为两个碎片的可能。钱三强没有被这种观点束缚住，他认为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是无止境的。他和何泽慧以及两位法国青年在用核乳胶研究铀原子核的分裂现象时发现，铀的原子核也有可能分裂为三个碎片。为了验证这种观点，他和何泽慧做了数万次观测。那时还没有电子计算机，每进行一次观测，还要做必要的计算。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终于在一九四六年发现:铀的原子核在中子的打击下，不仅可以分裂为二，而且可以分裂为三。这就是著名的原子核“三分裂”现象的发现。以后，何泽慧又首次发现了“四分裂”现象。这个发现使人们对原子核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受到法国科学界的高度赞誉，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约里奥-居里实验室第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在此期间，钱三强先后发表了四十多篇论文，继一九四O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以后，一九四六年又获得了法国科学院物理奖金。就在这一年的春天，他和何泽慧结为终生的伴侣。

数十年后，当钱三强回忆起那段艰苦攀登的历程时，说:“原子核三分裂现象的发现，是对公认的权威不服气，在科学道路上敢于争口气取得的。”取得上述成就之后，法国有关方面表示，法国政府希望他和他的一家人在法国永久居留下去。可是，抱着为祖国争气出国留学的钱三强夫妇，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心里想的却是尽快回来为祖国效力。一九四八年五月，这对被人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的科学家，抱着只有半岁的女儿祖玄，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二

一九四八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清华大学物理系全体学生齐集一堂，热烈欢迎钱三强回到母校来任教。在茶话会上，他直言不讳地针砭时弊，激昂慷慨地说:“这次我回到祖国，看到国内科学界的情形与若干年前没有多大区别，各大学之间的门户之见，甚至各系之间的摩擦依然存在。诸位是未来中国科学人员的后备军，我希望你们将来进入社会要根绝这种毛病，要打破为清华，或者为清华物理系工作的观念，你们要努力的是:为整个中国物理界!”

不久，新中国诞生了。起初，中国科学院还没有成立。他在负责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时，遇到了种种困难。当时连他和何泽慧在内总共只有五个人，在一个四合院里办公，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旧中国留下的只是一片废墟，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封锁……。怎么办?他们决定从零做起，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垄断，依靠自己的力量使新中国的核物理学发展起来。没有仪器，就骑着自行车到旧货店采购器材，自己动手制造，没有人才，就自己培养……。经过短短几年的艰苦奋斗，到一九五五年，这个平地起家的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队伍扩大到了一百五十人。

当时，发生了一件使他久久难忘的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要他随同郭沫若同志出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他出于为祖国作贡献的急切心情，建议趁出国时采购一些科学仪器。可是，提出后他又后悔了。心想:“现在百废待兴，提出要花钱办这些事，这不是给国家增加困难吗?”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建议得到了党的大力支持。一位领导同志告诉他:“党中央认为你的建议很好，尽管我们的经济还很困难，还是决定拿出一笔外汇让你办这件事。”他听了，非常感动。由此想到一个科学家，在新中国将会大有用武之地。

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加在钱三强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了。展望祖国的未来，他满怀信心地说:“我相信人民中国的自然科学，以现有的基础，加以明确的指导，是可以相当快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因为人民中国的科学，不是为了点缀社会，而是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

一九五四年一月，钱三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在他生命的历程中，又展开了崭新的篇章，生命之火也越烧越旺了。

三

有人说钱三强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他本人很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是比较快的。外国从原子弹到氢弹，一般的要花四至七年的时间，而我们只用了两年多时间。我们之所以能赢得这样高的速度，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而是在党的自力更生方针指引下，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组织下，在广大科技人员、干部、解放军战士和工人大力协同下取得的。我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象一个普通战士那样，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其实，这个伟大成就是和他有密切关系的，他在我国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这个伟大的工程是从一九五五年一月里的一天开始的。这一天，他带着测量放射性物质的盖革计数器，地质学家李四光带着铀矿石，兴致勃勃地来到中南海，参加了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一次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发展的重要会议。从此以后，我国的原子能科学迈开了大踏步前进的步伐。

新中国的原子能科学是在几乎等于零的基础上，打破了外国的封锁垄断，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的。原子弹、氢弹、导弹的试验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准确回收，集中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到一九五八年，仅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就比建国初期增加了几十倍。这时，钱三强已身负领导和组织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重任。正当我国原子能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新的困难出现了——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有关工厂、企业和科研单位动员起来，齐心协力，积极从事原子能研究。钱三强协助党组织，将有关的科学技术人员放在适当的攻关岗位，做到知人善任。广大科技人员攻破了理论上和技术上的许多难关，终于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爆炸成功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紧接着又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爆炸成功了第一颗氢弹。

(摘自1980年第6期上海《党的生活》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