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郁　朱伟

博士学位获得者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日，西德慕尼黑大学动物研究所的会议室里，一位中等身材的中国科技生正在用流利的德语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他沉着、准确无误地回答着圆桌旁四位教授的提问，以优秀、突出的成绩，获得了西德一级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一霎间，候在门外的德国教授、同事们蜂拥而入，一顶预先秘密做好的博士帽扣到了这位中国科技生头上。德国朋友们有的握手，有的献花，有的同他亲切地拥抱。在热烈的祝贺、赞扬声中，主考斯莫拉教授举起了酒杯。他说，在德国，完成博士论文一般需要四年。郭爱克先生两年就走完了四年的路。他勤奋、努力，是我们德国同事学习的榜样。

这是新中国派出的留学生中的第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他，郭爱克，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实习员，是我国教育部一九七七年派往西德进修学习的科学工作者。

不久，西德慕尼黑的一家报纸以“勤奋的中国人”为标题发表报道，并刊登郭爱克的照片，热情地赞扬了他以勤奋的精神和惊人的毅力，在短期内获得博士学位。我国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五十年前曾在德国获得过博士学位的贝时璋教授拿着西德报纸，激动地不断说：“不容易，不容易，德国考博士是严格的。这是新中国培养的，我们自己的人才！”

是呵，不容易。郭爱克能在短期内获得博士学位，曾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今后，他还能不能攀登新的峰巅，面前还有多少崎岖坎坷？从中，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启示呢？

冻不死的“理想之花”

郭爱克出生在沈阳市一个普通职员的家庭。家里贫困，连把雨伞都买不起。他每天清晨带着饭盒徒步一小时上学，放学回家就背课文，跪在地上、沙上练字。清贫的生活，反倒铸成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他要求自己德智体样样都比别人强。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争强心又渐渐溶成了一个庄严的理想。五六年，党号召向科学进军，共青团员郭爱克也开始自己设计自己了。他立志长大献身科学，对祖国有所贡献。可第二年，却批起“个人成名成家”、“白专道路”来。郭爱克连着好几天晚上睡不好觉：自己设计自己，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为祖国出头冒尖算不算“个人成名成家”呢？想来想去，他问自己：“学识上过不了硬，谈什么‘青春献给祖国？自己思想深处根本没有什么‘个人成名成家的奢望啊！”

风浪中，郭爱克没有颠簸。他明白，要起飞，必须打好坚实的基础，任祖国挑选。他以门门五分的成绩被保送进高中，又以门门五分的成绩保考留苏预备生，出国到莫斯科大学深造。在莫斯科大学生物系学习的日日夜夜里，郭爱克把报上刊登的长诗《雷锋之歌》夹进日记本，贪婪地吸吮着养分。一九六五年，他入了党，带着外语和专科优异的成绩回到了祖国。车进北京站，他激动得真想振臂高呼。党帮他插上了翅膀，迎着阳光，他该展翅高飞啦！

可是，现实生活却是这样展现在这个满怀热望的年轻人脚下的：他来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报到，刚放下书包就参加了四清工作队。紧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研究所瘫痪了，科学家成了“反动权威”，搞科研成了“白专道路”。严酷的现实和自己的理想尖锐地对立着。研究所里，有人热衷于造反，有人成了逍遥派，学木工、装半导体……书本不值钱了。郭爱克把从苏联带回的精装俄文书送到旧书店，全部当成废纸，一大捆还卖不到两元钱。旁边有人嗤笑说：“拿着钱，你去喝碗豆汁去！”

“卖书？喝碗豆汁？”郭爱克心上象被刺了一下。在国外，他什么也舍不得买，就带回两木箱书呵！想起自己的理想、抱负，不由得一阵心酸。现实如此，还如何设计自己呢？峭厉的寒风中，郭爱克思索着、踯躅着，又去跑旧书店了。不是卖书，而是买书。半

个月内，他很快在人家卖掉的旧书中配齐了一套英俄、德英、德俄各种词典的工具书。郭爱克的俄文基础打得比较好。为了找到语言之间的互相规律，他从中文、俄文学英文，已经“开了一扇窗户”。现在，他又把《袖由珍德俄词典》装进口袋，无论理发、买菜，走到那学到那。一九七0年，他进了科学院五七干校……在那最冰冷的季节，“理想之花”仍然没在他心灵中枯萎。搞不了实验，那就继续打基础。他不信：长硬了翅膀，会永远没有飞向蓝天的机会？

年年月月，郭爱克在盼着“起飞”的那一天。可是，那些年朔风凛冽，倔强的种子怎么出头冒尖呵！大学毕业后的十一年，郭爱克一会儿干这，一会儿干那。他一心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为了这熬夜加班、刻苦努力，可十一年后，他却还没能真正深入到他在大学学过的那个专业的科研领域!

十一年呵，青春年华，最宝贵的时刻，就这样逝去了。人生有几个十一年？郭爱克望着天边，真想大声发问：祖国，难道你就不需要科学了吗?!

谁来回答他呢？那些年月谁不是这样走过来的！

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

当然，祖国是需要科学的。暴雨过去，天空还会那么晴朗。

粉碎“四人帮”，科学得解放。一九七七年六月三日，郭爱克作为我国首批和西德科学交流的科学工作者，离开北京去慕尼黑大学进行为时两年的业务学习。他登上飞机舷梯，不由得想起十七年前出国念大学的情景，想起了屠格涅夫的一句名言：“没有一种不幸可与失掉时间相比了。”失掉了的时间，怎么把它追回来呢？

在西德，经过一段德语学习，郭爱克来到了慕尼黑大学动物研究所。慕尼黑大学的生物控制论和仿生学学科在世界上负有盛名，老所长福利斯教授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蜜蜂舞蹈语汇”的开拓者。福利斯的继任人奥特鲁姆教授是感觉生理权威。奥特鲁姆七十多岁了，一见郭爱克，就高兴地把他拉到身边，告诉他：二次世界大战前，他曾认识过一个中国科学家，彼此建立过深厚的友谊。奥特鲁姆把郭爱克交给了他的学生，主持生物控制论研究组工作的斯莫拉教授，让他当郭爱克的导师。

从此，郭爱克就在慕尼黑大学开始了他的学习和工作。研究所专门为他腾出了办公室，斯莫拉教授每天陪伴着他，形影不离。一天，散步的时候，斯莫拉教授说：“郭先生，想不到你的德语说得这么流利，能读英语吗？”

“英语文献我能比德语念得更快一些。”郭爱克回答说。教授不会知道，为了攻德语，光是出国前集训这一年，他的体重就由120斤降到了106斤。

斯莫拉点点头：“大学毕业后，都干些什么呢？”

怎么回答呢？总不能说，成天写批判稿，讨论儒家、法家吧！郭爱克窘住了，半晌才说：“一会儿干这，一会儿干那，都，都接触过一点……”

斯莫拉教授的话，勾起了郭爱克一连串辛酸的回忆。失去了的，当然不能再回来了。叹息没用，一切在于现在的努力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不是又重新重视培养人才，鼓励有志者敢于出头冒尖了吗？

郭爱克心灵深处埋藏多年的理想之火，又熊熊燃烧了起来。游玩和事业既然兼顾不了，他干脆就不去逛公园、看街市，甚至顾不上望一眼蓝天白云。他早上迎着晨雾起早默诵外文，接着一上班就一头扎进实验室。夜深人静的时候回到宿舍，又拼命地看资料，画满红杠和绿杠。天长日久，同宿舍楼的德国同学们觉得他有点不可理解，觉得他把自己搞得太苦了，生活还有什么趣味？郭爱克听到议论，心里说：本来，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科学工作者能体谅一个中国立志事业的人心灵深处的创伤？没什么可解释的！就是要拼命地学，拼命地钻！

斯莫拉教授在认真地观察着郭爱克。他感觉到：郭爱克身上除了具备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有的勤奋外，还闪烁着一种精神。他开始萌生了一个想法……

敢不敢去考博士？

博士学位，标志着一个人掌握学识的一定的高度。郭爱克想在国外为祖国学到真才实学，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考不考博士的问题。

一次，斯莫拉教授向德国同行们介绍郭爱克时说：“我的同事郭先生，从遥远的中国来到这里，万一有可能，他还会在我们这里做博士论文呢！”说到这里，亲切地用征询的目光望望郭爱克有何反映。郭爱克感到太突然了。是首肯还是否认？他毫无思想准备，只好笑了笑，不置可否。

斯莫拉教授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试探？郭爱克心想：这是教授对自己这段工作和学习的肯定。至于做博士论文，自己倒是愿意的，因为这对自己是否学到真本领是个很好的检验。可出国时没给这个任务，怎好冒然应承呢？郭爱克把这件事和自己的矛盾心情，以及不置可否的回答，都向使馆有关领导作了汇报。领导认为这样处理很好。也许，这件事就这样搪塞过

去了。

谁知，没过多久，斯莫拉教授却直截了当地问郭爱克：“郭先生，你对做博士论文究竟有什么想法？”

再用不置可否的微笑应付不了了。郭爱克婉转地回答：“从我的愿望来说，在德国教授、博士的帮助下，学到对我的祖国真正有用的东西，这是最主要的。至于荣誉、学位，对我还不是那么要紧……”

“为什么？”斯莫拉教授显得有些激动，“我相信，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一定需要许许多多的科学家、教授和博士……”

“那倒是……”郭爱克支支吾吾地说。

郭爱克陷入了沉思。“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一定需要许许多多的科学家、教授和博士。”这句话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一个德国教授对这件事如此热心，为的是什么？自己能无动于衷吗？

可是，考博士，当时在人们思想上还是个“禁区”。一九五六年，曾提倡留苏学生考副博士，后来不是当作“个人成名成家”批判了吗？博士学位谁还敢再去问津？科技人员到国外进修学习，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同志和战友也往往这样叮嘱：出国，一不要在国外发表文章，二不要去搞什么学位。总之，安安稳稳，不出纰漏就好。这些，郭爱克能不考虑吗？他是个党员，如果真的去搞博士学位，人家会不会责问：“我们国家不搞学位，你在西德搞的什么名堂！？”万一有人“抓辫子”，出国一趟弄个“个人主义成名成家”的错误，何苦呢？想到这里，郭爱克心里有些发凉，何必自寻烦恼多此一举呢？

然而，理想之火在燃烧，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的信念又在激励着他：祖国耽误了那么多年，现在搞“四化”，需要多少人才？要是都心有余悸，“一次遭蛇咬，十年怕井绳”，人才从何而来？激烈的思想斗，争在折磨着郭爱克。他对自己说：你想挑做博士论文的担子，掌握建设祖国的本领，既然心里没什么为“个人成名成家”的邪念，就理直气壮，怕什么闲话！考博士学位，过去在党内、国内是没有先例的。可现在，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时，不是也接受了美国法学博士的称号吗？这证明：共产党人是可以接受外国博士学位的。二十年前，你就决心为祖国出头冒尖，因为现实没有冒尖的条件，你叹息、苦闷、辛酸。现在阴霾扫除了，为祖国冒尖的机会摆在面前，你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患得患失、犹豫不决呢？

郭爱克下了决心：反正博士论文我做定了，工作量一定要完成，最后考不考学位，就看领导能否批准了。他向使馆主管留学生的领导请示，汇报了斯莫拉教授的意见和自己的想法：做博士论文绝不是给中国人丢脸的事，对自己是个考验和锻炼。使馆有关领导表示支持，说：“可以试试嘛！”

“要的就是领导这句话!”这还有什么说的，干！拼死拼活也要把这个堡垒拿下来！

既想开这个头，就要开得好

要冒尖，当然不是容易的事。当时郭爱克已经三十八岁了，和德国做博士论文的同事比，年龄上差了近十年。这种年龄上的差异，说明了中国人才的奇缺和落后。我国留学生刘永长鼓励郭爱克说：“年纪大不怕！要是你能考上博士学位，不更说明我们中国人勤奋、顽强吗？要为中国人争这口气！”

对，要争这口气！郭爱克面前的工作是艰巨的，他在西德的时间只剩下一年半了，必须跑步前进！

郭爱克在西德研究的课题是，昆虫视觉系统的生理物理学和生物控制论。在导师斯莫拉的帮助下，他很快把做博士论文的研究目标确定了下来，对象是苍蝇的一种——丽蝇的眼睛。蜻蜒和苍蝇的两只眼睛一般都由六千至八千个小眼睛组成，叫做“复眼”。郭爱克打算探索昆虫复眼对视觉信息加工处理的奥妙。这是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对于工程技术很有启示。比如用仿生学的原理，在人造卫星上装上若干“复眼”，就能同时拍下几千张照片……

搞实验必须成天泡在实验室里。郭爱克必须不断地把丽蝇的复眼和头部切下来（视觉生理反映还能保持两小时），用各种仪器观察研究丽蝇的复眼对视觉信息传递加工的反应情况。每天，除了在荧光屏前，在显微镜下连续十多个小时聚精会神地观察，还要和导师、教授研究，制图，整理和计算数据，学计算机，进一步学习和巩固德语。至于阅读大量的科学文献，只能留到深夜了。这么大的工作量，时间从哪里来呢？郭爱克明白：科学就是勤奋，勤奋就要紧紧抓住时间。高尔基不是说过：“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易被忽视而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除了吃饭和必要的睡眠，他几乎把时间全用到了奋斗上。每逢假日，外国朋友邀请他去旅游，观赏德国的风光，他总是笑笑：“谢谢，我很想去，实在是没有时间。”几乎每周的假日，和两个暑假，在慕尼黑大学大楼，夜里经常只有一处灯光总是亮着。那就是郭爱克的实验室。

攻关和爬山一样，往往越到顶峰就越艰难。在西德的最后几个月，郭爱克就象百米赛进入了最后冲刺一样。他废寝忘食，睡眠减到了最低限度。一些德国

同事担心郭爱克这样艰苦地“拼命”，超过了一个正常人所能承担的限度。郭爱克却记着一位德国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一句名言。这位科学家说：“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自由是什么？就是可以比他必须工作的时间再多工作些。”

在科学的崎岖山路上，每攀登一步，就要化出多大的气力！郭爱克每天都要把只有一个毫米的万分之一那么细（即：0．1μ）的“微电极”的“针”，准确无误地插到小小的丽蝇复眼视细胞的一定的间隙和深度，引出电信号。视觉信息反应过程，就通过“微电极”传到仪器的荧光屏上，从而进行观察、照相、分析研究。这不仅需要细心精湛的手术动作，还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锲而不舍的精神。经常，不是“微电极”根本引不出视觉电信号，就是信息图象不理想，从早上一直干到夜晚，毫无结果。同伴们灰心了，郭爱克却固执地、依然连续不断地干。教授劝他回去睡觉，说：“今天不行，算了吧！”他总是笑笑：“我再坚持会儿，也许行。”有时象见了鬼，连续几天得不到结果，他的眼睛都累痛了，还象着了魔似的，没日没夜地蹲在实验室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说来也怪，一个又一个障碍的突破，往往是在这样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取得的。一九七九年七月初，郭爱克终于按照预定的计划写出了长达一百八十多页的博士论文——《丽蝇视细胞的光谱及偏振光灵敏度的电生理研究》。论文由两位教授，特别是国际著名学者奥特鲁姆教授写了评语，又经九位教授审阅评分，判为“优秀”。

第一关突破了。接到口试的邀请信，郭爱克内心有说不出的激动。面对最后一关——论文答辩，他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我是新中国第一个在西德考博士的，既想开这个头，就要开得好。论文答辩不能满足于及格通过，要力争考个优秀，用事实证明，中国科技工作者并不比外国人蠢！”除了继续准备“考官”可能提的问题，为了象流水一样毫不卡壳地用德语作出自己的学术报告，郭爱克开始用德语背诵自己的论文。每天晚饭后散步，在地下铁道等车，他嘴里总是念念有词。他要求自己背得烂熟，让语句都涌到牙齿边，一张嘴就会流出来。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日，正式进行答辩。郭爱克熟练流畅地用德语报告论文的内容，准确无误地回答“考官”们的提问。当慕尼黑大学生物院院长综合考试委员会五位教授的评分意见，当场宣布郭爱克以总分“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荣获西德一级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西德博士共分四级，一级最高）时，郭爱克心头涌起了一股激流。他觉得，在为祖国冒尖的路上，自己总算开了个头。今后，这条路要走下去，坚决走到底！

一九七九年十月初，郭爱克从西德回到了北京。许多同志都为他的冒尖叫好，觉得他第一个冲了博士学位的“禁区”，以他的勤奋、刻苦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好例。对郭爱克将来的发展，许多人都在关注着。有人打比喻说：“郭爱克在国内是条‘虫，出国去成了一条‘龙。”还有人担忧：“回来还可能是一条‘虫。”

成“龙”还是成“虫”？郭爱克的回答当然是坚决的。他想：要冒尖就不能患得患失。他说：“不管怎么样，我要努力用自己的科研实践来证明我不是一条‘虫！”尽管在他面前还有一些坎坷，也还有一些实际困难。但我们相信：困难挡不住理想之火，郭爱克是能在我们这飞跃发展的时代里，拿出新的成果向党和人民汇报的。

中国科学落后，是因为没有人才吗？不！在生物物理所，在科学院，在全国，象郭爱克这样勤奋、渴望冒尖、有才华的科技人员有许许多多。让我们为他们创造必要的条件，让郭爱克和千千万有为的科技人员为祖国献出他们的才华吧！